必要的幻觉:民主社会中的思想控制:thought control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第三章 言论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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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共识首先针对的是那些自认为是“团体中富有思想的人”、“知识分子”，及“意见领袖”。杜鲁门政府的一位官员评论说：“对普通大众而言，一项纲领的细节是什么无足轻重，真正重要的是团体的领袖如何看待这项计划。”一份关于大众舆论的学术研究这样总结：“能动员精英的人才能动员大众。”外交历史学家托马斯??帕特森（Thomas Paterson）评论说，杜鲁门和他的顾问们重视并悉心设法培育的“大众舆论”是“意见领袖”精英的观点；是“公共外交政策”的观点。这一点亘古正确，除了在某些时候必须解决“民主危机”，不得不动用更激烈的手段来使大众回归合适的位置。他们希望，在其他时候，大众能够满足于消遣娱乐和定期的爱国灌输，除非他们的领导人坚定地抵御来自各色敌人的危及生命和家园的威胁，否则，他们应满足于对此只是严厉谴责。
在民主制度下，必要的幻觉不能通过武力强加给人民。相反，应该用更隐蔽的手段把它们悄无声息地灌输到大众思想中。一个极权国家可能会满足于对所需真相更低的忠诚度。人民服从就足够了；他们想什么是次要的。但是在一个民主政治秩序中，始终存在这样的危险，即独立的思想可能会发展为政治行动，因此把威胁扼杀在萌芽期至关重要。
争论无法被平息，而且，在一个正常运转的宣传机制中，争论确实不应该被平息，因为如果被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的话，争论具有强化机制的特点。因此*重要的是严格设定争论的界限。只要坚持以精英共识为前提，争论就可以澎湃地发展，而且应当在这个范围内得到进一步鼓励，从而有助于把这些信条确立为唯一标准，成为检验一种思想是否被允许的前提，而同时又强化了自由在掌握权力这样一种信念。
简而言之，至关重要的是设定传播议程的权力。如果针对冷战的争论能够集中在遏制苏联上—恰当地集合军事、外交及其他手段—那么不管得出什么结论，这个宣传机制已经获取了胜利。我们早已确定了根本的假设：冷战是两大超级权力之间的对抗，一方咄咄逼人、四处扩张，另一方在为现状和文明的社会准则进行防御。而不属于议程范围的问题包括是否要遏制美国、这个事件是否真的被正确表述，以及冷战是否确实不是源于这样的目的：两个超级大国在竭力保护自己能够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这些体系在规模上迥异，反映了财富和权力的巨大差异。苏联违反雅尔塔和波茨坦协议已成为众多文献的主题，牢牢树立在公共意识中；我们接着进一步来讨论其影响和重要性。但是，需要仔细搜索才能找到关于美国违反战争公约及相应后果的讨论，尽管在这么多年后，当前*好的学术文件的评判是：“事实上，苏联对于［雅尔塔、波茨坦和其他战争公约］的遵守方式与美国没有质的区别。”如果这个讨论议程能够被缩小到这样的范围：阿拉法特的暧昧立场、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桑解阵）的专权和失败、伊朗和利比亚的恐怖活动及其他刻意陷害事件，这场游戏已基本结束了；我们不予讨论的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明确拒绝主义，及美国与附庸国的恐怖行为和其他罪行，这些行为不仅在规模上要大得多，而且对于有资格弥补或终止这些罪行的美国公民而言，在任何道德层面都无与伦比地更加重要。同样的考虑适用于我们讨论的任何问题。
一个贯穿历史、成为标杆的重要思想是，这个国家处于防御立场，一直在抵抗对其秩序和高尚原则的挑战。因此，美国总是在抵御侵略，有时是“内部侵略”。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攻打南越、保卫它的附庸国独裁政权不被南越的侵略者推翻时，那些知名学者安慰我们说，“发起”在越南的战争是“为了保卫自由的人民，抵御共产主义的侵略”。我们不需要提供证据来为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辩护，事实上也没有出现这样的证据。一些人甚至引用这样苍白的证据，说1954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威胁”在印度支那“动用核武器来制止侵略”，因为在奠边府，“法国部队发现他们即将败给共产党的越盟（Viet Minh）”—即那些攻打我们法国盟友的侵略者，而法国军队正在保卫印度支那（抵御自己的人民） 。知识分子精英舆论基本都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这个立场。因此，从逻辑上绝对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人们会反对美国的侵略—这是一个不存在的概念。无论批评者采取什么托词，他们都一定是“河内的游击队”或“共产主义的辩护者”，为“侵略者”狡辩，也许还试图隐藏他们的“秘密议程”。
另一个相关的思想是，“渴望看到美国式的民主在全球复制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不懈主题”—在美国支持的军政府武力镇压海地的选举后，《纽约时报》的一位外交记者如是宣称，而上述行为则是美国支持的军政府上台后人们普遍预测的可能结果。这位记者评论说，这些令人不安的事件，是“*新的警告，提醒美国决策者在别的国家推行他们的意愿时—无论是多么仁慈的意愿—将面临的困难”。这些信条不需论据，也无视如山的反证。偶尔的，谎言会露出明显的荒谬，站不住脚，这时就可以承认我们在过去也不总是这么仁慈，或像现在一样全心全意投身民主。多年来我们不时地利用“路线的改变”这个合宜的技巧，这不会引发嘲讽，只会带来对我们无穷善心的歌颂，因为我们马上会开始新的运动来“捍卫民主”。
我们可以毫无心理障碍地将苏联入侵阿富汗视为野蛮的侵略行径，尽管许多人不肯把阿富汗游击队描述成“民主的抵抗力量”［《新共和》编辑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当受控于美国军队的拉美式恐怖国家无法再用武力控制国内人民时，美国对南越的入侵却不会被如实看待。千真万确，美国部队直接参与了大规模的轰炸，并使用了“脱叶剂”化学武器，目的是将大量人口赶入集中营，从而“保护”他们不受敌人迫害—而这些敌人，美国不得不勉强承认，是人民乐于支持的。同样千真万确的是，大量的美国远征军随后入侵并蹂躏这个国家及其邻国，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摧毁这个显然是唯一的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政治力量，消除各方都孜孜以求的政治和解这种危险。但是自始至终，美国都在为追求民主而抵御侵略。美国培植凶残的吴庭艳（Diem）独裁政权，其目的是暗中破坏日内瓦协议，阻挠允诺的选举—因为不亲美的一方有望胜出，这些行为都是为了保卫民主。《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个国家分裂成了共产党统治的北方和拥有民主政府的南方”，并指责“共产党的越盟正从红色中国‘耀武扬威地’进口枪炮和士兵”……威胁到了“自由的越南”。其后的几年，因为“对民主的保卫”出了些岔子，鹰派和鸽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鹰派认为，只要有足够的付出，敌人就会被消灭；鸽派则担心诉诸武力来达到我们崇高的目的可能会耗资巨大；还有一些人选择做猫头鹰派，与两个极端都保持距离。
在整个战争期间，主流声音想当然地认为美国是在保卫南越；鸽派也不明智地如此相信。在随后的几年，这个思想一直未被撼动。对那些在暴行升级时拙劣地模仿*卑劣的共产党领导层的人而言确实如此，人口密集的区域发生的饱和轰炸在他们看来，无非是“在美国军队帮助南越人民击退北越及其游击队时发生的不幸的人员死亡”—例如，在湄公河三角洲，即便在美国将侵略拓展到北越后很久，那里都没有北越部队，当地抵抗美国及其附庸国入侵者的人民都不能算作“南越人民”。从这些我们如今仍在阅读的资料和所有已披露的信息来看，这些结论并不令人惊讶：“南越的人民渴望摆脱共产主义国家在他们北部边境的统治，获得自由”，“美国通过干涉越南……来确立这样的原则：亚洲的改变不会因外力突然降临”。更滑稽的是这样的事实：尽管许多人反感为大规模暴行狡辩的丑陋行为，但众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这样的历史评价毫不称奇。这是民主制度有效控制思想的一个*好例证。
类似的，在当今的中美洲，美国正在“新兴的民主”国家中全力保卫自由，为尼加拉瓜“恢复民主”—如果词汇还能表达意义，这里指的索摩查（Somoza）时期。在异议能够被表达的极限，一篇严厉谴责美国攻打尼加拉瓜的报道甚至援引了纽伦堡审判，报道中，《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的编辑杰克??贝蒂（Jack Beatty）写道：“民主一直是我们在尼加拉瓜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支持对成千上万尼加拉瓜人民的杀戮。但为民主而杀戮—即便为了民主找代理来杀戮—不是发起战争的合适理由。”人们几乎找不到比《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姆??威克（Tom Wicker）关于美国战争更前后一致的评论了，他谴责将里根主义用于尼加拉瓜，因为“美国没有历史使命或上帝赐予的权利向其他国家传播民主”。评论家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个假设，即我们一贯的“对民主的渴望”实际上指导了自1979年7月19日以来，美国的附庸索摩查被推翻后，美国对尼加拉瓜的政策—尽管公认，不是在这个通过某种神秘手段、时机恰当得让人匪夷所思的非凡革命发生之前。仔细搜索所有的媒体，会发掘出个别不符合这个模型的例外，但这些例外极为罕见，是对教化效果的锦上添花。
就在自豪地标榜自己是“一份独立的报纸”的刊头下，《华盛顿邮报》的编辑这样提醒读者：“中美洲为其明显的自身利益，督促”桑解阵“遵守他们做出的民主化承诺”，而且，“那些反复敦促他人‘给和平一个机会’的美国人现在也有义务将他们的注意力和热情转向确保给民主一个机会”。在美国支持的恐怖国家中，脆弱的民主表象之下军队牢牢掌权，在这些国家“保卫民主”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