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金岱集(粤派批评丛书·名家文丛)

　　《金岱集（粤派批评丛书·名家文丛）》：　　20世纪中国文学，从主潮上来说，我以为是经历了启蒙呐喊、政治宣传与非意义逃亡的三部曲。　　从辛亥革命前后、新文化运动，到30年代，中国文学发出的*响亮的声音无疑是关于启蒙的呐喊。梁启超发出的“小说界革命”的呐喊，周作人发出的“人的文学”的呐喊，鲁迅发出的“救救孩子”、改造“国民性”的呐喊，郭沫若发出的让中华民族“涅槃”的呐喊，曹禺发出的让“雷雨”把封建老屋子捣个稀烂的呐喊……所有这些声音，在当时都是惊心动魄、震撼人心的。它们之所以有如此的力量，是因为那是一批先觉者，站在茫茫旷野上，对着天穹下昏睡的人群发出的急切的近乎凄厉的疾呼。所以，在我看来，启蒙呐喊是一种“旷野艺术”。　　20世纪30年代末，中国文学的主潮，走上了民族政治的宣传之路。关于民族政治宣传的文学，成了那个时候*重要的声音。那时，抵抗侵略的确是整个国家**位的事，文学的兴奋点在于承担起抗敌的宣传责任，成为冲锋的号角与鼓手，实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那时*打动人，至今也还流传着并融入民族记忆的文学，主要是歌与诗，其他大部分的作品都因为是即时的战斗传单而成了过眼烟云。接下来，中国文学又成为了关于阶级政治的政治宣传了。“十七年”和“文革”时期，阶级政治被放置在中国社会问题的首位。作为阶级政治宣传的文学，一开始还因为某种真诚的激情而出现了些许至今看来尚属优秀的作品，但越到后来便越显得可笑可悲起来。文学不管是作为民族政治，还是作为阶级政治的宣传，其形态都是面对群情激奋的人们，发出高强度甚或夸饰的呼号。因此，作为政治宣传的文学，我认为可以称作一种“广场艺术”。　　20世纪*后20年的中国文学，人们通常以日趋丰富、逐渐多元予以描述，这当然是对的。但在我看来，作为主潮，这一阶段还是有一个*为突出的特征的，这一特征便是“逃亡”。我在一系列文章中都提到这一说法：文学从政治宣传的话语栅栏中逃出来。这里所表现出来的心态与策略是此前未有过的，心态是无奈的，策略是消解。启蒙呐喊是站在现代性启蒙立场上对封建传统义正词严的批判，而八九十年代的消解性文学潮流不是批判，而是一种溃散。消解甚至也不是今天人们说得很多的颠覆，消解并没有颠覆什么，消解只是取了“你玩你的，我不跟你玩”的躲避姿态。这一消解性创作与批评潮流的主要代表，首先是被人们称作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先锋文学，其次是稍后热起来的新写实小说，再次是进入90年代之后的“痞子”文学，以及种种书写身体、欲望、暗角的私人化写作。还有80年代以来的商业主义文学之潮，包括通俗文学，也包括以纯文学的面貌出现，实则是媚俗或媚雅的种种商业性写作路数（商业主义文学之潮对于这一“逃亡”其实具有更基础的意义）……所有这些潮流一波接一波，从80年代到90年代，共同构成了20世纪末消解之潮的胜利大逃亡局面，其效果有目共睹。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先锋文学（我称之为“形式的先锋”）以形式技巧的多变叛离过去文学对社会性内容表述的专注，新写实小说以凡庸琐屑消解宏大叙事，“痞子”文学以痞味的调侃解构了国家大事与英雄带给人的庄严感、崇高感，身体书写则以欲望的释放代替了对激越的社会性情感的浪漫主义抒发……所有这一切都使文学的正面感、居高感、神圣感变得滑稽可笑，使文学失去了以往的重量。这是一场消解既定话语形态的文学逃亡，即非意义逃亡，或者说，这是一场卓有成效的祛魅运动。尽管20世纪末的这场文学逃亡是一种非意义化的过程，但从无意识的症候阅读角度看，其社会政治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我认为，八九十年代的非意义逃亡文学可以称为“露台艺术”，它是在路边、街头或公园露台上进行的表演，博得熙来攘往的观众的惊讶与大笑，解除正统惯性对其的禁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