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干部的领导力

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眼光扩展战略视野 顾德欣??周柏林 顾德欣，国防大学原国际关系教研室主任，曾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军事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首批命名的176位当代中国法学名家之一。出版《战争新论》《战争法概论》《核裁军史》。主编《国际政治》《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国际军事关系卷》《国际战略学概论》等8部专著。译著（合译）有《首脑外交》《亚洲的未来》等，公开发表论文与评论200余篇。 周柏林，军事战略学博士，曾任国防大学外军外语教研室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老教授协会理事、战略研究分会执行主任。曾出版专著《美国新霸权主义》，主编《山姆警长——美国军事战略发展与现状》等学术著作，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摘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观察世界的方法论，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战略思维的若干重要观点，将有助于从历史的、全局的和角色的视角扩展战略视野和把握战略问题。这些重要观点有：生产力是社会与国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合力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于历史研究和战略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关于时代主题的判断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正确把握战略形势发展大趋势的根本性认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作为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战略理论的重要基石；历史必然性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开辟道路，要从容应对国际危机和突发事件；妥善运用打击主要威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和必要克制与妥协等战略策略原则。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世界眼光??战略视野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的各级干部要具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他说，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树立世界眼光。 学习马克思主义观察世界的方法论，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战略思维的重要观点，将有助于从历史的、全局的和角色的视角扩展战略视野和把握战略问题。 一、生产力是社会与国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物质生产是整个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般规律，指出物质生产是整个社会的物质基础，物质生产条件都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旧的交往形式会被新的交往形式所替代。 世界发展史证明，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与上层建筑，如果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就必然会引起调整与变革。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国家是某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驳斥了资产阶级学者把国家说成是保卫所有公民利益的超阶级力量。他论证了国家从它产生时起就是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的工具，国家是“*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 国家的政策反映了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经济利益以及由经济利益所决定的政治利益。国家的对外政策则反映了国家统治阶级在世界或区域范围内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经济利益是影响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决定着国家推行政策的能力和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列宁认为，俄国的新生政权在用军事方式巩固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之后，苏维埃政权面临的*紧迫的任务是发展经济。他认为在和平时期，全世界范围内的斗争已转移到经济领域的斗争上面，社会主义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建立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稳定的“均势”，而这种均势的建立有赖于国家经济实力的发展，因此，经济建设问题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努力恢复和发展经济，把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作为奋斗的根本目标。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是决定性因素的思想。他一再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根本”的、“首要”的、“**位”的“中心”任务，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他强调中国经济发展对中国前途和世界前途的重大意义，经济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成败。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决定于中国的发展程度，决定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决定于中国在大力发展经济基础上的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冷战后长期存在的两极格局解体后，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在与西方国家的力量对比中，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中仍将处于弱势一方。因此，中国必须继续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和全面增强综合国力。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始终将发展经济放在国家战略的突出地位，他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党中央始终强调：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始终牢记党的基本路线，牢记总目标和总任务，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十九大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力在世界各国的比较中，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中国综合国力发生巨大变化：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我国GDP总量，1990年为1.867万亿元，2000年为9.921万亿元，世界排序由第10位升至第6位。据2011年3月国家统计局《国际地位稳步提高??国际影响持续扩大》报告，“十一五”期间，我国GDP总量国际排序实现“三连跳”：从2005年的第5位提升到2006年的第4位、2007年的第3位、2010年的第2位。中国GDP总量相当于美国GDP的比例从2005年的17.9％上升至2010年的40.2％。2020年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2019年经济数据，我国GDP总量达99.087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1%。据世界银行2020年7月1日公布的数据：2019年，美国GDP总量为21.428万亿美元；中国GDP总量为14.343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66.94%。 正是由于坚持改革开放，党带领人民筚路蓝缕，奋发图强，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不动摇，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而开拓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灿烂前景，使我国进入国际舞台的中央，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事业的难以撼动的重要战略力量。 二、“合力”推动着历史前进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观察和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时，始终注意运用整体和系统的方法。 19世纪上半叶，**次产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从工厂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欧美各国的地方经济联合成单一的民族经济。接着，资产阶级为了寻求更广阔的商品市场和原料来源，冲破封建的闭关自守的障碍，把众多国家纳入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之中。随着世界经济成为一个整体，世界政治也逐渐成为一个整体。恩格斯说，单是大工业建成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国家事变的影响。因此，观察和研究战略问题不能局限于个别现象或者某一局部，而要将自己置于宏观的大视野中，把事物看成一个系统，从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把握世界的发展趋势。 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整体的和系统的观点观察世界发展趋势时，特别强调要运用合力的方法去认识和分析问题。恩格斯在给友人布洛赫的信中，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合力论”是从整体的和系统的角度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论，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于历史研究和战略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只有考察影响历史进程全局的各种分力以及这些分力的相互作用，才能把握住总体合力的走向。同样，要对总体合力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则必须整体地和系统地去把握。 战略格局分析是关于合力论的具体应用。在20世纪70年代，党中央提出“三个世界”的战略格局。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党中央及时提出：两极格局终结后，世界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格局正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同时指出，由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发展，主要战略力量的失衡，多极化的进程不会一帆风顺，会有斗争和曲折。 进入21世纪后，世界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始终处于变化之中。这些变化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带来新的变数和新的挑战。美国成为世界的超强力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了新的发展，领土、民族、宗教冲突此起彼伏，南北差距拉大。这些挑战对多极化形成冲击，成为多极化过程中的逆流，但未能改变战略格局多极化的发展趋势。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继续在深入发展。世界格局多极化是党对形势的基本判断，它既是对当前国际战略形势发展的正确概括，又是党在新时期坚持基本路线的认识的基础之一。 在世界多极化格局演化中，始终存在着由世界进步力量形成的巨大推动力。在此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凝聚起来的“中国力量”，在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同时，已经并继续成为促进世界多极化朝着和平与进步发展的重要力量，与世界所有进步力量一起，形成推动历史前进的时代合力。 三、正确认识时代的主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作为一个整体形成以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决定着历史发展的进程。这对矛盾成为“我们的时代”的主要内容，决定着世界战略形势的发展方向。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思想，提出崭新的时代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述及时代概念时，未着重提出这一概念的规范内涵及划分时代的科学标准。19世纪末，世界经济政治的*终形成和垄断资本主义统治在世界的确立，为列宁时代观的提出提供了历史条件，使列宁能够从历史运动主流的角度来把握战略形势发展的走向。他认为，只有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运动出发，才能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加具体的特点。在划分时代时，列宁突出时代的阶级性。他从两大阶级斗争态势的角度分析时代的中心与发展趋势，时代的划分应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的发展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根据这一分析方法，列宁提出当时所处时代的特征：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高阶段，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总根源，社会主义在一国或几国取得胜利。列宁的时代观是对马克思国际战略理论的重大发展，它的根本意义在于：使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与进步人类能抓住影响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问题，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正确把握世界历史和国际局势的发展趋向。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于国际战略形势的认识仍基于列宁的时代观，但在对世界大战的认识上坚持“两点论”。他认为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但也存在制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1959年10月，毛泽东指出：“我们历来是这样估计的，整个国际形势是向好发展，不是向坏。只是有个情况也要估计，那就是疯子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办？所以，战争的情况也要估计到。”“从总的情况来看，争取到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由于当时我国安全面临来自不同方向的威胁和压力，他强调国际形势严峻的一面是必要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根据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适时正确地把握时代主题，实现了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在新形势下，两种政治制度和两大政治力量的斗争，已经被东西矛盾和南北矛盾所替代。这些矛盾的核心实质上是发展问题，它决定着战略大趋势的发展走向。形势在发展，但时代主题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 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不是说没有战争或危机风险。形势历来是在曲折发展中开辟自己的道路，不可能没有困难和反复；在前进路上，甚至出现难以承受的危机和冲突。只要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没有变，当面临国内外形势出现错综复杂的局面时，才会有清醒的和全面的认识，才会有足够的战略定力迎接挑战并战而胜之。 关于时代主题的判断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的总体战略方针的基本依据，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把握战略形势发展大趋势的根本认识。 四、对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实事求是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作为方法论，它成为马克思主义战略理论的重要基石。 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的实践意义，反对把理论变成脱离实际的公式，反对不分具体条件去套用现成的结论。在研究战略问题和制定对策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强调对具体问题要进行具体分析。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9世纪战争性质的分析以及两种民族运动的分析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在法国大革命后的资产阶级各个发展时期，每一次战争都关乎无产阶级的利益，只有对每一次战争进行具体分析，才能辨明某一次战争能否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并促进历史的发展，并由此而决定无产阶级对战争的态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注意对他们所处时代的战争进行具体分析。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他们详细分析了战争进程的每一细节，希望尽快促成俄国战败，以使无产阶级欧洲掀起革命浪潮。19世纪60年代，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欧洲资产阶级报刊称之为“关税战”等。马克思在一系列文章中批驳了这些论调，他令人信服地阐明美国南北开战的原因是奴隶制度和自由劳动制度的对立，美国内战实质上是这两种制度矛盾的不可调和的产物。在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所写的两篇序言中，精辟分析了19世纪70年代普法战争的性质。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1918年年初，德国向苏俄东线发动全面进攻。列宁力排众议，签署了条件苛刻的《布列斯特和约》（全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他在谈到缔结和约的必要性时指出：马克思主义要求考虑客观条件及其变化，应当根据这些条件具体地提出问题。党内各种错误意见的核心在于没有考虑具体的条件变化，不了解新的形势，“而这种变化要求我们迅速地急剧地改变策略”。 中国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一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始终将这一原则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精髓的高度。在对外实践中，邓小平把握住国际形势发展的脉搏，适时调整了我国的对外政策。他改变了20世纪70年代针对苏联霸权主义而采取的“一条线”战略，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使我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取到更大的回旋余地。 进入21世纪后，针对世界战略形势发生的剧烈变化，党中央冷静地对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分析，认为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国际战略形势总的趋势没有发生变化，并针对具体挑战提出正确的应对之策；在廓清横亘在许多人面前的迷雾的同时，使我国的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始终保持了正确方向，为现代化建设赢得了稳定的安全环境。 形势与实践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和新的挑战会不断涌现，这是事物发展的应有之意与基本逻辑。因此，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正是在科学分析世界形势发展新变化和新趋势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实事求是地提出体现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建设世界持久和平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从而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架构提出了可行的影响深远的中国方案。 五、从容应对国际危机和突发事件 毛泽东在1959年谈到，国际形势向好的方面发展的同时，要考虑到个别情况，如“那就是疯子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办？”邓小平在1977年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谈道：因为霸权主义有疯狂性，不知道它们在什么地方制造一件什么小事情，就可能挑起战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要做好应对国际危机的准备。他指出：时代潮流中也有险滩、暗礁，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世界逆全球化思潮上扬，冷战思维仍存，经济增长乏力，热点问题交替升温，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影响全球战略稳定的消极因素增多，复杂和不确定成为国际安全的新现实。要“高度警惕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危险，高度警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被破坏的危险，高度警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被打断的危险”“重点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 恩格斯曾分析说，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现象和表面的偶然现象都是如此。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迄今为止的整个历史，就重大事件来说，都是不知不觉地完成的，就是说，这些事件及其所引起的后果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主义同时认为，历史运动是有规律的，而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认识的途径是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科学考察。恩格斯在《波拿巴雾月十八》第三版序言中提到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他说：马克思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搜集资料以备将来使用，“因此，各种事变从来也没有使他感到意外”。 历史通过偶然性事件开辟道路的原理是我们认识战略形势和安全环境的重要方法论。突发事件并不是一个互不关联的纯粹的偶然事件，而是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本质，同时又影响着历史发展的进程。因此，在分析和认识特定时期形势发展趋势的同时，还要特别关注当前形势的发展的具体状况，做好防止和应对偶然性、突发性事件和危机的准备，居安思危，切实增强忧患意识，提高处理棘手问题和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国际危机现象，提出了带有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即“中国方案”。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他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只有世界各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理念，同心协力应对各种问题，才能实现共享尊严、共享发展成果、共享安全保障，才能保障国际安全。这一主张，是防止突发性危机、有效应对国际危机的根本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