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外交关系 懿律及义律率舰队抵大沽的时候，琦善以世袭一等侯、文渊阁大学士任直隶总督。他是满洲正黄旗人。嘉庆十一年（1806），他初次就外省官职，任河南按察使，后转江宁布政使，续调任山东、两江、四川各省的督抚。道光十一年（1831），他补直隶总督。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外交全在广东，故琦善在官场的年岁虽久，但于外交是绝无经验的。 道光二十年（1840）七月十四日，懿律等到了大沽。琦善遵旨派游击罗应鳌前往询问。罗回来报告说：英国人“只谓迭遭广东攻击，负屈之由，无从上达天听，恳求转奏”。此种诉屈伸冤的态度是琦善对付英国人的出发点，是至关重要的。这态度当然不是英政府的态度。那么，误会是从何来的呢？或者是义律故意采此态度以图交涉的开始，所谓不顾形式只求实际的办法。或者是翻译官马礼逊未加审慎而用中国官场的文字。或者是琦善的误会。三种解释都是可能的，都曾实现过的，但断断不是琦善欺君饰词，因为他以后给英国人的文书就把他们当作申冤者对待。琦善一面请旨，一面令英国人候至二十日听回信。十七日谕旨下了，十八日琦善即派千总白含章往英船接收正式公文。 此封公文就是英国外部大臣巴麦尊爵士（Viscount Palmerston）致“大清国皇帝钦命宰相”的照会。此文是鸦片战争*紧要的外交文献，研究此战者必须细审此照会的原文与译文。译者遵照巴麦尊的训令只求信，不求雅，结果不但不雅，且不甚达。但除一句外，全文的翻译确实守信。这一句原文是“To 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译文变为“求讨皇帝昭雪申冤”。难怪道光和琦善把这个外交案当作属下告状的讼案办！ 这照会前大半说明英国不满意中国的地处，后小半讲英国的要求。中国禁烟的法子错了，烟禁的法律久成具文，何得全无声明忽然加严？就是要加严，也当先办中国的官吏，后办外国人，因为官吏“相助运进，额受规银任纵”。中国反首先严办外国人，宽赦官吏，岂不是“开一眼而鉴外国人犯罪，闭一眼不得鉴官宪犯罪乎”？就是要办外国人，也应分别良莠，不应一概禁锢，“尽绝食物，所雇内地工人，见驱不准相助”。如外国人不缴烟土，即“吓唬使之饿死”。不但英国商人是如此虐待，即“大英国家特委管理领事亦行强迫凌辱”。这是“亵渎大英国威仪”。因此，层层理由，英国**要求赔偿烟价。第二要求割让一岛或数岛，作为英商居住之地，“以免（日后）其身子磨难，而保其赀货妥当”。第三要求中国政府赔偿广州行商的积欠。第四要求以后中、英官吏平等相待。第五要求赔偿战费及使费。倘中国“不妥善昭雪定事，仍必相战不息矣”。照会内虽未提及林则徐的名字，只说“其官宪”，中外皆知英国所不满意的禁烟办法皆是林则徐的行动。照会的口气虽是很强硬，但全文的方式实在是控告林则徐的方式。 巴麦尊爵士给懿律及义律的训令有一段是为他们交涉时留伸缩地步的。他说倘中国不愿割地，那么可与中国订通商条约，包括（一）加开通商口岸；（二）在口岸，外国人应有居留的自由及生命财产的保护；（三）中国须有公布的（Publicly known）及一定的（Fixed）海关收税标准；（四）英国可派领事来华；（五）治外法权。除治外法权一项，余皆为国际惯例，并无不平等的性质，且并不有害于中国。订商约或割地这二者，中国可择其一，这点选择的自由就是当时中国外交的机会，要评断琦善外交的优劣就在这一点。 琦善接到了巴麦尊的照会，一面转送北京请旨，一面与懿律约定10天内回答。廷臣如何计议，我们不能知其详细。计议的结果，就是七月二十四日的两道谕旨。 一道说：“大皇帝统驭寰瀛，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凡外藩之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惩办。上年林则徐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申冤抑。该统帅懿律等，着即返掉南还，听候办理可也。”此道上谕可说是中国给英国的正式答复。 其他一道是给琦善的详细训令。“所求昭雪冤抑一节，自应逐加访察，处处得实，方足以折其心……俾该夷等咸知天朝大公至正，无稍回护，庶不敢借口申冤，狡焉思逞也”。至于割让海岛，“断不能另辟一境，致坏成规”。所谓“成规”就是一口通商。行商的积欠“亦应自为清理，朝廷何能过问”？换言之，广东行商所欠英国人的债，英国人应该向行商追讨，何得向朝廷索赔？“倘欲催讨烟价，着谕以当日呈缴之烟，原系违禁之件，早经眼同烧毁，既已呈缴于前，即不得索价于后”。这种自大的态度何等可笑！ 英国所要求者一概拒绝，唯独重治林则徐的罪以了案，这岂不是儿戏！但在当时，这是自然、极正大的办法。“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这岂不是中国传统的王道？英国既以控告林则徐来，中国即以查办林则徐回答：这岂不是皇帝“大公至正之意”? 八月初二，琦善即遵旨回答了英国代表。他们不满意，要求与琦善面议。琦善以“体制攸关”，不应该上英国船，遂请义律登岸。八月初四、初五，他们二人在大沽海岸面议了两次。义律重申要求，琦善照圣旨答复，交涉不得要领。 *困难的问题是烟价的赔偿。八月十八、十九琦善复与懿律移文交涉，他*后所许的，除查林则徐外，还有恢复通商及赔烟价的一部分两条：“如能照常恭顺，俟钦差大臣到彼查办，或贵国乞恩通商，据情具奏，仰邀恩准，亦未可定。”“如贵统帅钦遵谕旨，返棹南还，听钦差大臣驰往办理，虽明知烟价所值无多，要必能使贵统帅（懿律）有以登复贵国王，而贵领事（义律）亦可申雪前抑。果如所言，将有利于商贾，有益于兵民，使彼此相安如初，则贵统帅回国时，必颜面增光，可称为贵国王能事之臣矣。”英国代表于是“遵循皇帝的意旨”（In Compliance with the pleasure of the Emperor），开船往广东，并约定两国停止军事行动。 英国政府所以教懿律及义律带兵船来大沽，就是要他们以武力强迫中国承认英国的要求。懿律等在大沽虽手握重兵，然交涉未达目的即起碇回南，且说回南是遵循中国皇帝的意旨。难怪巴麦尊几乎气死了，难怪中国以为“抚夷”成功了。道光因此饬令撤防，“以节糜费”，且即罢免林则徐以表示中国的正大。大沽的胜利是琦善得志的阶梯，也是他日后失败的根由。懿律等的举动不但不利于英国，且不利于中国，因为从此举动发生了无穷的误会。但他们也有几种理由：彼时英兵生病者多，且已到秋初，不宜在华北起始军事行动。琦善态度和平，倘与林则徐相比，实有天壤之别。他们想在广东与他交涉，不难成功。他们在大沽不过迁就，并不放弃他们的要求。 琦善在大沽除交涉外，同时切实调查了敌人的军备。他的报告和朝廷改变林则徐的强硬政策当然有密切的关系。英国军舰的高大，这是显而易见的。“又各设有大炮，约重七八千斤。炮位之下，设有石磨盘，中具机轴，只须转移磨盘，炮即随其所向”。此外还有“火焰船”，“内外俱有风轮，中设火池，火乘风起，烟气上熏，轮盘即激水自转，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 当时的人如林则徐所拟“破夷之法”，琦善以为皆不足恃。倘攻夷船的下层，“夷船出水处所亦经设有炮位，是其意在回击也”。若欲穿其船底，则外国人水兵“能于深五六丈处，持械投入海中，逾时则入跳跃登舟，直至巅顶，是意在抵御也”。此外，还有纵火焚烧的法子，“今则该夷泊船，各自相离数里，不肯衔尾寄碇……是意在却避延烧也”。“泥恒言以图之，执成法以御之，或反中其诡计，未必足以决胜”。这是琦善“知彼”的工夫。 对于这样的强敌，中国有能力可以抵抗吗？琦善说中国毫无足恃。“该夷所恃者为大炮，其所畏者亦唯大炮”。那么，中国正缺乏大炮，譬如在“山海关一带本无存炮，现饬委员等在于报部废弃炮位内检得数尊，尚系前明之物，业已蒸洗备用”。华北如此，华南亦难操胜算。“即如江浙等省所恃为外卫者，原止长江大海。今海道已被该夷游奕，长江又所在可通，是险要已为该夷所据，水师转不能入海穷追”。假设中国能于一处得胜，英国必转攻别处；假使中国能于今年得胜，英国必于明年再来。“欲求处处得胜，时时常胜，臣实不免隐存意外之虞”。“边衅一开，兵结莫释。我皇上日理万机，更不值加以此等小丑跳梁，时殷宸廑。而频年防守，亦不免费饷劳师”。这是琦善“知己”的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