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理逻辑批判:经济学的建模和计量

　　《数理逻辑批判：经济学的建模和计量》：　　“科学”一词*初源于自然领域。传统的观点强调知识的客观性，而这种客观性又由可还原性和可实证性来保障。长期以来，人们正是通过运用这两个标准来解决科学和玄学的分界问题：科学的理论是可以被经验证实的，因而是有意义的；相反，玄学不能被经验所证实，因而是没意义的。早期的实证主义强调，事实必须是通过观察或感觉经验，去认识每个人身处的客观环境和外在事物；因此，它将哲学的任务归结为现象研究，通过对现象的归纳寻求科学定律。然而，这种归纳法存在这样几个明显的问题：①归纳是从有限的事例推广到无限的定律，但有限不能证明无限；②归纳是用已过去的事情证明未来的事情，但过去不能证明未来；③从单称命题过渡到全称问题缺乏逻辑根据；④归纳不是一个严密的逻辑形式推理而是一个概率推理。　　其实，在实证主义哲学兴起之前，休谟就发现了归纳中的逻辑问题，这被称为休谟难题：一是基于经验列举的归纳结论是不完全的：二是意义判断和科学划界是彼此独立的两个问题。正是沿着休谟的怀疑和批判的思路，导致了逻辑实证主义在20世纪的崛起。逻辑实证主义继承以休谟为代表的经验论者把一切命题分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做法，并将凡不属于这两类命题的都视为形而上学命题，从而也就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有意义的具有科学内容的命题只有两类：①分析命题，即关于“观念间关系”的命题，单单依靠形式逻辑或“单纯的思维运算”就能判别其正确与否，这是一种纯逻辑的正确或不正确的命题；②综合命题，即关于“事实”的命题，其真假性要依赖经验来确定。问题是，如何界定这个有意义标准的命题以便把经验科学和形而上学区别开来呢？其实，尽管维也纳学派以及其他分析哲学家对此也有过不少争论，但一直没有提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标准；为此，亨普尔在1950年的文章中就放弃了严格的经验标准，而认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有意义命题和无意义命题并没有绝对的界限。　　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基于经验归纳来发展科学理论的路向，波普尔在解决休谟难题的过程中提出了另一种思路：尽管个别的经验事实不能证实作为普遍命题的科学理论，却可以证伪它；同时，如果根据演绎推理得出的结论是假的，那么，其前提也必是假的，这是归谬推理法。波普尔认为，可证实性并不能用来对理论的科学性进行确认。其理由是，由于科学的理论是对事实的解释，而每一种解释都与一系列关于绝对普遍的特征的假设有关，进而这些绝对普遍的命题又从来不会被经验观察所证实；与此同时，每个命题却都可以被经验观察所证伪，只要有一个关键性的判决实验与理论相悖就可以证伪整个理论体系。而且，在波普尔看来，任何对一种理论的真正的检验，都是企图否定它或驳倒它；从这个意义上说，可检验性就是可证伪性，而不同理论在可检验性的程度上的差异也就是可证伪性的差异。这样，波普尔就提出了可证伪性的科学划界标准：科学的显著特征不在于其命题能够被证实，而在于从逻辑上可以被证伪、反驳或推翻。一般地，一个命题只要它是可检验的或可证伪的，它就是科学的；相反，如果它不可检验或不能证伪，那么就是非科学的、形而上学的。进而，区别科学和非科学的分界标准，也就在于其能否被证伪的程度。一般地，一种理论所提供的经验内容越丰富、越精确和普遍，它的可证伪度就越大，科学性就越高。　　同时，在波普尔看来，理论先于观察，因为观察离不开理论的指导。正是由于受不同理论的指导，人们在观察同一现象时往往会得出不同的认知。为此，波普尔又提出了科学发展中的猜想一反驳机制：理论是大胆猜测而不是论证出来的，科学不是认识过程而是一个猜测过程。波普尔写道：“我们不是被动地等待重复把规则性印在或强加在我们头脑里，而是主动地企图把规则性强加给世界。我们企图在世界中发现相似性，并用我们发明的规律来解释世界。我们不等待前提调到结论。这个结论如果被观察证明是错的，以后就得放弃。这就是试探错误的方法——猜想与反驳的学说。”问题是，猜测如何可信呢？这就依赖于经验事实的反驳。相应地，科学的知识仅仅是证伪的尝试失败后的残余物，是一些可能被证伪的、但尚未被抛弃的、猜测性的理论的集合体。进而波普尔提出，科学的进展就依赖于对理论的持续证伪，而剩下的理论将是那些没有被证伪而对经验观察做出*宽范围解释的理论。由此，波普尔强调，科学的方法应该是一种尽力避免逃避证伪的方法，而不是企图去证实永远无法穷尽的证据，只有那些在逻辑上具有被经验证伪可能性的理论才是科学。进而，这也意味着，科学的发展历史不能被视为经证实的理论的积累，而是由于错误的理论不断被经验所抛弃而造成的理论的进化和变迁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