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小讲

引言
中国文明大致起源于公元前3000年，相传在黄河流域生活着许多部落，而三皇五帝[1]则是这些部落的首领。在中国，存世*久远的典籍是《尚书》[2]，其开篇便提到了尧舜的施政方针。在传说中，尧舜[3]是公元前2400年前后的统治者。在《尧典》和《舜典》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具有宗教色彩且意味深长的史料，并由此能大致了解一些中国哲学在古代所形成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不仅传承到了今天，而且和当初的面貌出入不大。
中国哲学研究的真正发端理应以周朝渐衰时为起点，也就是公元前7世纪。
此前，思想家世代不息，想来已在历史舞台上等候良久，他们的思想成果或多或少地被记录在了后人所著的《周易·系辞》与老子《道德经》[4]当中。
自公元前7世纪伊始，中国相继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哲学家与伦理学家，其中尤以孔子、老子为*。他们拉开了中国早期哲学发展的帷幕，并在此后好几百年间孜孜不倦地推动着哲学进步[5]。这就好比，冗长且苍白的寒冬过后定是充满生命力的春天。这一阶段大概延续了400年之久，堪称中国文明史中*灿烂的时段；它终止于秦朝，因此又被称为先秦。
在此后的岁月里，中国人变得越来越理性，并愈加深入地研究了人的心理，但从来没有超越过先秦诸子的思想范畴。中国哲学变得更加精密了，然而不幸的是，它在自由发展的过程中走向了错误的方向，准确地说是毫无方向。中国哲学在先秦时代觉醒，而后致力于解决各种问题。对于思想家们而言，宇宙是新鲜的；他们总能在所关注的领域内找到突破口。他们的思想天马行空、包罗万象。与先秦时代告别之后，中国人的思想渐渐进入了刻板时期；如果说思想如同血液，那么此时的血管似乎有些衰老和硬化了。
创造力十足的先秦时代戛然而止了。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兼并六国、一统天下。面对初初萌芽的自由思想，他选择了残暴镇压。身为始皇帝，嬴政对所有异端思想嗤之以鼻，一心只想“别黑白而定一尊”。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听从了丞相李斯的进谏，制造了“焚书坑儒”[6]这一大事件。此般暴行令人心悸，而他却视之为一桩乐事。
自由思想受到了沉重打击，中国人的精神堡垒被打垮，后遗症持续了千年之久[7]。此后千年之间，中国再也没有见解独到的思想家诞生。秦始皇对思想界的摧残可以说是毁灭性的，留给后人的唯有废墟一片；后世之人没能创造出新思想，每天做的事不过是寻找曾经遗落的先秦思想。他们捧着存世经典反复研读，一发现新文献就斟字酌句地研究，再写上引经据典的备注。一部分在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文献或已失传，这便给了一些人伪造文献的机会。因此，在这个时期里，伪书大行其道。
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并不坎坷，因为当时的中国思想恰好处于惰性时期（公元前213年至公元959年）。佛教徒发现，佛教教义和中国的道家思想是有交集的，于是就借鉴了大量道家用语；当然，他们也创造了许多新词汇来表述那些中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理念。佛教在中国十分盛行，尤其是在文化阶层当中，并为宋代（公元960年至公元1279年）时期儒家思想的重启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渐渐地，中国人学习到印度哲学，特别是方法论与形而上的格外精深。笃信孔子的儒家在认识到佛教的长处后，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儒家子弟潜心研究着新鲜出炉的典籍，与此同时，佛教徒则奔赴各地积极地传播佛法。他们将很多梵文书写的佛经翻译为汉文，同时还创编了大量宗教哲学著作。佛经为他们提供了灵感，不过他们自身的造化能力也十分强大，甚至可以说，中国佛教自成一家，对万物之本的领悟更加深厚。
通常情况下，许多人都会把中国哲学史和儒家哲学史画上等号，究其原因，除了当年诸子百家缔造了先秦哲学时代之外，剩下的哲学成果大概也只有儒家思想了。不过，要更深入地了解重整旗鼓的宋代儒学的思想构架，我们就必须关注：在宋代之前，儒家思想蓄势待发之时，佛教思想的发展有多么重要。
宋代年间，中国哲学得以重获新生，这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里程碑[8]。千年以后，中国人不再沉默了。相较于先秦时代，他们的思辨变得更加智慧了——尽管还没有突出重围，却参透了斯芬克斯之谜[9]。面对外来的佛教，中国的思想家们终于打起了精神。中国哲学体系吸收并消化了许多佛教思想。当然，中国人并没有盲目地大包大揽。在直觉的指引下，他们将那些和中国人的“功用”本性格格不入的部分削去了。换句话说，他们只是针对儒家思想的一系列困惑，到佛教领域中去寻找答案。中立地来看，中国哲学于宋代重获新生，但并未提出新问题，依旧是循着先秦诸子的足迹在前行。在先秦时代，儒家是百家之一，并非一枝独秀，而且其地位尚不如日后这般尊贵。那个时代充满了“诱惑”，所以思想家们并不会将自己束缚在已有的理论中。但是到了宋代，情况却完全不同了。宋代的哲学家们一直走在儒学道路上。他们对很多从西方传入的新思想颇为了解，一心想要把这些思想利用起来，好让孔孟思想继续发扬光大，并进一步解读那些像真理一样存在的儒学典义。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离经叛道，所以宋代新儒学开创性地重新诠释了旧儒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