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

一切已归于平静 母亲说，我父亲喜欢逛旧家具店，一九四八年在苏州买了一个边沿和四脚透雕梅花的旧圆桌、一个旧柚木小圆台，请店家刨平了台面，上漆，木纹很漂亮。 梅花桌子在一九六六年被抄走，柚木圆台一直在家，现放着我的笔记本电脑。 一九九〇年，父亲在卢湾区一旧家具店橱窗里看到有三张日式矮桌，样式相同，三张叠在一起。他走进店堂，穿过旧家具的夹弄，看这三张暗褐色的桌子。店老板一般很“识相”，注重来客年龄、打扮、神色，不讲话。父亲想打听什么，但是没作声，*后怏怏出来，在这一刻，他感到自己真的老了 “一定是日本租界的东西。”他对母亲说。 他的两颊早有了老年斑，这位昔日的抗日志士，已失去敏锐谈锋，即使面对他熟悉的“地下党”电视剧，也一般在沙发里坐着，不知是不是睡着了。 记得有一次，他转过脸对我母亲说：“冷天里还穿法兰绒料子？白皮鞋？” 母亲耳聋，不习惯助听器，膝上堆着报纸和一本《中国老年》杂志，看一眼屏幕，没明白他的疑问。这是我听到父亲唯一的不满，他的话越来越少了。他曾是上海“沦陷”期的中共情报人员，常年西装革履，也经常身无分文，为失业苦恼。 “穿不起西装，总要有七八套不过时的，配背心、皮鞋，秋大衣不可以冬天穿，弄得不好，过去就叫‘洋装瘪三’。” 他不许我吃日本料理，每提起深恶痛绝，“日本饭是*坏的东西”。或许，那是我母亲讲的，五十年前，他误将盘子里的生猪血当作番茄酱的原因。 出事那年，因“日共”某组织在东京暴露，很快影响到了上海的情报系统。某个深夜，父亲与他“堂兄”—他的单线联系人，几乎同时被捕。警车驶近北四川路桥堍，“堂兄”突破车门跳车，摔成重伤。 他被押至宪兵司令部（ 位于大桥公寓， 据说一九四二年李白被捕也关押于此），由东京警视厅来人严刑审讯。他记住“堂兄”摔得血肉模糊的脸，始终坚称自己由金华来沪探亲，不明“堂兄”近况，本埠不认识其他人，无任何社会关系。金华是国民党地区，他讲了很多金华的细节，但不会说金华方言，所幸东京人员疏忽了这*重要的破绽。翌日，他被押往日军医院对质，“堂兄”已奄奄一息，只微微捏了他的手。两天后，“堂兄”在医院去世。 随后的一年，他被囚禁在上海提篮桥监狱。 日占时期，这座“远东**大狱”仍以设计精良著称，整幢建筑通风通声，稍有异常响动，几层楼都听得清。新犯进门循照英制，三九寒天一样脱尽衣服，兜头一桶臭药水消毒。糙米饭改成日式分量，每餐一小碗。囚徒必做一种日式体操，平时在监室里跏趺一样静坐，不可活动。四周极为静寂，只有狱警在走廊里反复来回的脚步声，钟摆一样的规则。 有天傍晚，听到一日本看守低声哼唱，踱步经过他面前铁栅，歌词为俄文： Эй Ухнем! Эй ухнем! Ещё разик ещё раз! （哎哟嗬！哎哟嗬！齐心合力把纤拉！） …… Разовьём мы берёзу, Разовьём мы кудряву! （穿过茂密的白桦林，踏着世界的不平路！） …… Эx ты, волга мать-река，Широка и глубока （伏尔加，可爱的母亲河，河水滔滔深又阔） …… 静坐狱中，歌声出自一敌方士兵之口，联想到词句的全部含义，他深感惊异。断断续续的《伏尔加船夫曲》，熟悉的旋律送入他的耳鼓。正是日苏敏感时期，这位年轻日本兵，战前是干什么的？是学生？现实的隔阂，在熟知的歌声中搅动，产生难言的感受。 次年，他被解至上海南市监狱（即南车站路看守所）。一年后，解至杭州监狱。 两地都属汪伪管辖，等于嘈杂的菜市场，杭州监狱更甚，克扣口粮，犯人已到食不果腹的境地，必须依靠亲友接济度日。监室走廊里，每天摆有外来的馄饨担，也卖小笼、春卷、蛋炒饭、大肉面以及“包饭作”摊档，收受各类钞票或细软，付了账，或一个银假牙，小贩递进铁窗一碗三鲜面、“片儿川”或几个菜肉包，狱卒听之任之。一人在牢里吃，四面是饥肠辘辘的饿眼，几乎每天都有饿尸被附近的庙祝抬出去。 记得一个身披獭皮大衣的北方人，趾高气扬进监，出手阔绰，常常拿出钞票和首饰，从外面大馆子里叫菜，叫热毛巾揩面，终因缺少社会资助，懂得讨价还价，然后锱铢必较，数零钱吃馄饨面，吃廉价盖浇饭，*后无钱可拿，一件一件剥下衣衫以得充饥，没有接济，坐吃山空，*终饥寒而亡，死时蓬头垢面，仅穿了一套底衫裤，如缩毙街头的乞丐。 附近监室，囚禁不少身份复杂的英、美籍男女，基本失去西人风度，洋装和绒线衣每个缝隙里，蠕动着密密麻麻的虱子，除了被押走几个之外，不久都饿死了，没人管。 这期间，他得患重症伤寒、败血症、肺病、关节炎，头发大把脱落。所幸监外几位好友的接济，多方搭救，一年后被狱卒背出门来，保外就医。 他得以重返上海人间。他的年轻和活力， 神奇地抵御了严重的疾病， 恢复曾经的体魄和风貌。他依旧是情报系统必要的一环， 他的联系人在法国公园、地地斯咖啡馆（DDS），以及三官堂桥的棚户里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