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出发 ：公路徒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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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1937年的夏天，与地理意义的公路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出色的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之路。对于清华北大南开的教授那一代人，他们可以不必选择南下西进去大后方，他们可以留在故都或者避入租界（事实上一些人就是这么做的），或者干脆出国。对于学生这一代，他们面临的是读书还是救国这一更困难的选择，而当他们为自己的苦闷心灵寻找出路时，去重庆/昆明/成都，还是去延安也是一个难解之题。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的近300名学生，实际上是两次回答筛选下来的结果（他们都选择了前者），就像易社强说的，“在愤世嫉俗和悲观失望袭来之前，探寻真理就是奔赴昆明的理由”，但这不等于他们在当时没有纠结和困惑，我好奇，在传奇故事外，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的爱好和偏见是什么？他们如何理解和处理国家与自我的危机？他们的情感结构如何养成？在前往昆明的公路上，他们每天都在与西南各族民众接触，这又会与他们自己对“国家”与“人民”的理解（这种理解在1930年代北方风起云涌的□□□□中不断发生演变）产生怎样的共振，乃至彼此影响？等他们到了昆明，被刷新的认知，连同他们日记，以及陆续出版的散文、诗歌和回忆，又是如何构成某种不乏神话色彩的“文本”，进而注入西南联大这一精神共同体并绵延至今？

当然，对于出发，我还有更私人的原因。我热爱走路。走路，尤其是长距离的徒步，是我衡量自己也是挑战自己的一把尺子，对我来说，那个永远重要的问题不是“尚能饭否”，而是“尚能走否”。多年记者生涯，我已习惯写不出稿时下楼暴走一通寻找答案，走路是我和自己相处的重要方式，走路时我能清晰地感到自己的身体放松下来，头脑也变得清明——哪怕在雾霾深锁的北京也是如此——我已经记不起多少次在行走中触摸到故事的内核，找到长文的结构。但是眼下，我36岁，迎来了第三个本命年，距离我辞掉工作、结束“职业生活”一年多了，我正陷入某种存在主义危机。原先的两个写作计划，一个被证明行不通，另一个因为近乡情怯迟迟无法推进。时间一点点过去，我越来越感到被奇怪的引力拖拽着漂移，生活像永远对不准的指针。我需要一次真正的长时间的行走来找回方向感和掌控感。这也是我的寻路之年，我迫不及待地要和八十年前那些□聪明的年轻人一同出发，激活曾经的简单、热忱与少年心气的同时，冀望着有一些若隐若现的银线能牵起1938与□018这两个看起来并无关联的年头——譬如，在不确定的时代，什么才是好的生活？思想和行动是什么关系？人生的意义又到底为何？

查看旅行团成员名单，你会看到许多熟悉的名字，他们后来成为了著名的学者、作家、工程师，成为了两院院士，我好奇他们□终找到自己的桃花源了吗？我也好奇旅行团中“历 史的失踪者”，比如清华政治学系大三学生施养成。他1939年在联大毕业后留校任教，1946年出版了《中国省行政制度》，钱端升、王赣愚为其作序，应该是颇有前途的年轻学者，后来他赴美留学，1957年回国，根据我查阅到的新华社电文，他和几个同学3月18日抵达广州，逗留数日后分头前往北京上海。此时距反右运动开始不到三个月，我也再未查到施养成的下落，直到翻阅了清华十级毕业50周年纪念刊（1938—1988），级友简况里有语焉不详的交代：（回国后）在水电科学院水利史研究室任副研究员，1971年在河南南平该院五七干校受迫害含冤去世（时年55岁）。

所以，如果我们把视野再往后推一些，我还会好奇，他们的这次公路徒步经历，对他们之后人生的各种选择——譬如，走还是留，去国还是还乡——是否有过影响？对那些选择留下和回国的人来说，一波又一波的运动是否让他们想起这次与“真正的□□□□□”的接触？“真正的□□□□□”这一表达来自旅行团成员、清华历史系大四学生丁则良1943年写的一篇文章，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里专文回忆了这位杰出却早逝的同窗，“1949年秋冬之际接到他致我的□后一信，内中非常激动地说，英国费边式□□□□福利国家无光无热，就要建国的中共有光有热，他已急不能待，放弃论文，马上就要回国报效了。”

清华大学外文系大三学生查良铮也在旅行团中，他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穆旦。在我所就读的南开大学文学院小花园里，几年前立起了这位著名诗人的雕像，小花园也被命名为穆旦花园，听说，因为历史问题，雕像立得还颇费周折。□018年是穆旦诞辰百年，八十年前，□0岁的查良铮在出发前购买了一本英文小词典，每日坚持背单词和例句，背完就把那几页书撕掉，等走到昆明，刚好把字典全部背完。直到打包之时，我还想着带一本英文小词典向他致敬，□终不得不因为减负舍弃，一同舍弃的还有吹风机、护膝和护腰——我揣摩着，这一路 虽然漫长，大概不至于艰苦？

这里是4月初的湖南，冷暖空气仍在纠缠较量，前几天气温冲到了34度，一夜间又陡降到非穿毛衣才好——全省都处在这种不稳定的天气中（我又往包里塞了一件羽绒背心）。根据预报，贵州的天气倒是非常稳定：稳定的无休无止的阴雨绵绵，到达云南之前有可能一切都是湿漉漉的（再往包里放把雨伞和一个便携式干衣机），不要紧，反正我会在云南不限量供应的日头下把自己烤干。

我将要走的这条路，现在主要由319国道和3□0国道组成，它们大致和当年京滇公路湘黔滇段重合。人不可能踏进同一条公路，但公路之于现代国家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并未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连结历史与现实的载体。“重走”一条八十年前的老路，不必奢望见到多少往日景象，但若要解答我对寻路之年的种种好奇，没有比公路更好的空间了。

我塞进登山包里的□后一样东西是北大教授张寄谦所编，厚厚的一本《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纪实》，这本书不算专著，但却是关于旅行团相对完整的史料汇集，书是时任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秘书长曾骥才送我的，我们恰好是同乡，出发前我去未名园拜访他，他领着我进储藏室取校友通讯，那是一间昏暗的屋子，很多东西都堆在箱子里，没来得及整理，包括曾骥才在内的校友会几位工作人员都已是80多岁的老人，“做不动了!”塞进这本书后，4□升的包已经鼓鼓囊囊，估摸着有三四十斤，背起来颇有点吃力。我背着这个大包去吃早餐，要了□喜欢的杂烩粉和生煎包，大约是惦记着沉重的肉身，吃起来也不如前几天香。

在车站与家人道别，坐上开往长沙的高铁。这一天是□018年4月7日，大片的青灰色和紫色在窗外飘过，紫的是紫云英花，青灰的是刚刚结籽的油菜田，素色衣服的农妇走在嫩绿的田埂之上，白鹭浅浅翱翔，水塘泛着天光，我的旅行就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