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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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从芝加哥启程 20世纪30年代，是什么让一个芝加哥的少年开始写书？一个成长于美国大萧条阶段的年轻人为什么有决心认为自己首先应该是个文学家？我之所以使用“文学家”这个自命不凡的词汇，只是想强调这种野心和外在事实之间的对比。身为巨大的工业和商业中心的芝加哥，已经快被失业率拖垮，工厂甚至学校都被关闭，这个城市还是决定在密歇根湖岸举办一次世界博览会，其中将会有高塔、游乐项目、展览，还有一个微型村庄——其中每天都会有一场微型婚礼，还有诸如妓女、骗子和扇子舞舞者这样撩拨人的东西。是有一点喜庆，但却有多起阿米巴痢疾。一切并没有重回繁荣。几百万美元就这样被商人和政客们打了水漂。如果他们可以异想天开，那大学生们也完全可以不切实际。而在忧郁、沉重、轰鸣、低俗的芝加哥，什么选择是*不切实际的呢？为什么要成为美的代表；人类灵魂的解释者；一个充满创造力、趣味、个人自由、慷慨和爱的英雄。即便是现在，我也不能说要成为这样一种幻想家不是好事。
1937年的我非常年轻，已婚，很快丢掉了**份工作，住在岳父母家里。他深情款款、忠贞不贰外加美艳动人的妻子坚持他必须得到一个写作的机会。让任何一个人关注我的写作并不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我的书得到的关注带给我同样多的困惑和愉悦。被人忽视将是可怕的，但是外界的关注也有其不利的一面。有时候我对批评家稍微刻薄一点，会把他们比作给钢琴调音的聋子；而当我稍微变得宽宏大量时，我会认同已故的父亲说的，应该鼓励人们尽可能地诚实地生活。因为这个原因，我不反对自己成为一个话题。当我访问日本时，我看到每个寺庙都出售祈愿卡。买下它们的人会将这些长条纸卷起来，用线系在灌木丛中和低矮的树上。那些枝丫上飘荡着数百张卷得紧紧的纸条。有时候我会将自己比作这些寺庙里的一棵树。
当所有理性、严肃、本分的人都在汲汲于一份工作或者试图谋到一份差事时，我却坐在公寓后面的一间卧室里，在一张桥牌桌前写着点什么。我的桌子正对着三级水泥台阶，连通地窖和阴暗的砖砌走廊。家里只有我的岳母，她当时是个七十多岁的寡妇，一条厚实的辫子直直地垂到腰间。在她的母国，她曾经是一个现代女性、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妇女参政论者。她有一种脆弱又强硬的魅力。她把家维持得整整齐齐。那些植物、烟灰缸、台座、小桌巾和椅子无不展示着她的统治权。每样东西都像在军队里那样各归其位，她的公寓摇身一变就可以成为西点军校。
午饭是十二点半开始。她的厨艺不错。我们一起在厨房进餐，饭后玩一盘骨牌。然后我岳母睡午觉，我则去街上闲逛。拉文斯伍德的路上渺无人迹。我信步闲逛，胃里像是有块大石头压着。我经常转到劳伦斯大道，然后站在桥上俯瞰排水渠。如果我是一只狗，我就会狂吠了；即使是一声轻轻的吠叫也能有些用处。但是我在这里不是为了咆哮的，我在这里是是尽可能聪明地解释世界——世界的美国版本。尽管如此，要是我在联合车站卖报纸或者在台球房练习球艺的话，我也会快乐得多。但是我严格约束自己，在卧室的桥牌桌前学习。
难怪才华横溢、智慧过人如约翰?契弗这样的作家会自愿去帮助那些犯人写下他们的故事。他知道被监禁的感觉。也许他认为那些已经被囚禁起来的犯人也许可以学习纪律。对于那些拥有高度发达的社会本能的人而言，认为他们想被关起来、学着写小说这种想法，是*不能容忍的剥夺。修女们也许不会烦躁，但作家们会。法国宗教小说家贝尔纳诺斯说他无法忍受自己的灵魂和自己的同类被切断开，这就是他为何在咖啡馆写作的原因。真的，咖啡馆！我愿意亲吻一家咖啡馆的地板。芝加哥没有咖啡馆，只有一些餐具油腻腻的自助餐馆、甜甜圈店或者小酒馆。我还从没有听过一个作家会带着手稿去小酒馆，我一直感兴趣的是，席勒喜欢一边写作一边闻苹果，还有某个人会在写作时把脚泡在浴盆里。在我看来唯一值得效仿的写作安排是葛吉夫大师。每当有工作要完成的时候，他会和几个门徒一起钻进几辆豪华轿车，从枫丹白露的大本营出发。他们的食篮里有鱼子酱、冻鸡、香槟、奶酪和水果。领袖一声令下，汽车们就会停下来。他们会在草甸上野餐，之后被鲜花簇拥的葛吉夫会开始写作。如果能有这样的安排，我认为是值得做的。
我很庆幸，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在拉文斯伍德写过什么了，一定是很恐怖的东西。然而，写作本身是无足轻重的；真正重要的东西是美国社会和S.贝娄终于碰头了。为了执行一项可怕的任务，我必须学会将自己从美国社会切除。我着将自己和能滋养我的一切切断的风险，但这种情况只有在你允许这座工商业发达、鲜活而野蛮的，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城市垄断营养才会发生，这座城市自身正进行殊死的挣扎，它甚至都不会带着进攻性的敌意，说“要么按照我的方式生活，要么去死”。一点都没有，它只是对你的那种游戏毫无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