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中国辞赋编年史.隋唐五代卷(上下)

　　《中国辞赋编年史.隋唐五代卷（上下）》：　　首先，在《唐六典》卷四“礼部”条所列“大瑞”“上瑞”“中瑞”“下瑞”诸条中，均未及温洛事。《淮南子·地形训》云：“洛水轻利而宜禾。”②禾者，性喜暖。可知洛水之温，实地气使然。上引徐坚《初学记》卷六《地部中·洛水》“叙事”引《述征记》云：“洛水底有矾石，故上无冰。”试图对此进行科学解释。可知洛水时温，并不是异象，故史书未载，唐人亦并不以此为异象或祯祥。此赋却一反常识，起首即云：“惟上天降厥瑞，瑞著于川。惟君人临厥圣，圣通于天。由盛德之应矣，化清洛之温然。”显然是以温洛为祥瑞，与时人认识不同。且赋末称：“方今地不藏宝，天惟瑞圣，兹水也有时而温，由一人之德盛。”显然是以自然中洛水先温的现象与君王之德相比附，赞颂一位居于洛阳的“圣通于天”的天子盛德。这样以温洛为天子圣德而天降祥瑞的说法，或与时代政治需要有关。　　其次，赋文再三以“圣”相称，可能与此位居于洛阳的天子尊号有关。检有唐历史，贞元以前，唐代政治中心稍有变迁：自光宅元年（684）改东都为神都，至武则天天授元年（690）九月，“立武氏七庙于神都”（《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即移位洛阳，自唐玄宗开元起，洛阳又恢复了陪都的地位。在此期间，先后有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曾长期或短时居住于洛阳，而生前有加尊号之举的仅有武则天与唐玄宗。此两者中，唐玄宗虽在开元五年（717）至开元二十四年（736）间五次巡幸东都，然其所加尊号中，直至开元二十七年（739）的“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始有“圣”字，而此时唐玄宗返回长安，不复东巡。因此，此位居于洛阳的天子，只能是武则天。检《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载初元年……九月九日壬午，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为天授，大赦天下，赐酺七日。乙酉，加尊号日圣神皇帝。”　　再次，此赋所写为“水之应”，与武则天女主掌权的现实一致。因为按照传统阴阳观念，男为阳，女为阴；山为阳，水为阴；帝为阳，后为阴，水代表至阴之仁德。汉董仲舒《春秋繁露》日：“水者冬，藏至阴也。宗庙祭祀之始，敬四时之祭，禘袷昭穆之序。天子祭天，诸侯祭土。闭门闾，大搜索。断罚刑，执当罪，饬关梁，禁外徙。恩及于水，则醴泉出。”①而皇后武则天称帝，必然涉至阴之水的祥瑞。此赋将并非异象的洛水时温附会为“盛德之应”，即是以“醴泉出”同样的意蕴赞颂天子。故此赋不厌其烦地颂扬天子盛德通天，天授灵贶，正是以洛水喻天子，赞颂其包容、博大的美德。至阴之仁德与武则天的女主身份恰好对应。此赋频频使用诸如“和气”“温温”“煦然如春”“微暖”“澄洁”等女性化的词语，且云：“若夫德至则应，天且不言。就其深则酌之不竭，变其性乃即之也温。”可能即是这类女身称帝、以阴居阳位的暗示。　　*后，武则天时代，“四方承旨，多献符瑞”（《旧唐书·冯元常传》），如《新唐书·岑文本传》附《岑长倩传》载：“武后擅位，喜符瑞事，群臣争言之。”故此赋以温洛为祥瑞，或出于武周时政治需要和文士希旨。此赋作年或可定于武周时期。检《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载：圣历三年（700）五月“癸丑，上以所疾康复，大赦天下，改元为久视，停金轮等尊号，大酺五日”。可知，从天授元年（690）至久视元年（700）间，武则天尊号虽然多变，但一直保有“圣神皇帝”的尊号，故此赋当在此阶段产生。又，赋首云：“惟上天降厥瑞，瑞著于川。惟君人临厥圣，圣通于天。”显然有所指。检《资治通鉴·唐纪二一》，万岁通天元年（696）三月“丁巳，新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规模率小于旧。上施金涂铁凤，高二丈，后为大风所损；更为铜火珠，群龙捧之，号日通天官。赦天下，改元万岁通天”。“圣通于天”或兼指此。又赋云：“当短至之时，景为凛烈；及暄变之际，应在沦涟。”温洛发生在冬至时。应当注意的是，“载初元年春正月，神皇亲享明堂，大赦天下。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改旧正月为一月”（《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