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第三帝国史

牛津第三帝国史 当今的历史学家依然在对第三帝国提出各种问题，尤其是因为其史无前例的罪行和它发动了波及整个欧洲的军事侵略。关于这个仅仅存在了12年，却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政权的许多研究灵感来自阿道夫·希特勒，一个在1914年之前的政坛基本没有实际地位的人。 阿道夫·希特勒出生于1889年，根本不是德国公民。他在奥匈帝国度过的青年时期内大部分时间表现平平，没有显露出任何在未来可以发迹的迹象。到了20岁，他还是一个毫无教育背景、离群索居的流浪汉。他除了想当个画家，并没有什么雄心壮志，而且他也没有接受过当画家的正规训练。他粗浅地涉猎过绘画，隐约觉得想成为他所热爱的歌剧的舞台设计师，然而在这一点上，他也毫无建树。1909年的秋天，他住进维也纳的一家收留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此时他的人生跌入谷底。次年2月，他离开收容所，栖身于简陋的单身宿舍，在那里一待就是三年多。1913年的5月，由于继承了他父亲一笔可观的遗产，“艺术家”阿道夫·希特勒动身前往慕尼黑，梦想成为一名建筑师。然而他依旧交不到朋友，找不到工作，只能靠画明信片勉强维持生计。鉴于当时严苛而僵化的阶级和政治体系，其所容许的社会流动性相对而言非常有限，所以他似乎注定会因此而一事无成。但接下来，即将在1914年爆发的世界大战，却使世界乾坤颠倒。正如发生在几乎遍布全球的数百万人身上的情形一样，为德国而战的憧憬激发了这个年轻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他很快成了志愿者。这次大战将带来革命性后果，即推翻旧秩序，*终使得像他这样的社会局外人也有可能胸怀鸿鹄之志。 然而1918年11月，德国战败。当希特勒从战场归来时，没有证据表明他曾梦想成为某种革命领袖。他没有什么远大抱负，只不过想着尽可能长久地留在部队。就像许多德国人一样，他深信是国内阵线在背后捅了刀子，背弃了这支“无敌之师”，而且像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一样，他至死对此坚信不疑。 虽然已是而立之年，但他实际上毫无作为，依然是一个漂泊流离的独行者，一个溃败之师的下士，囊中羞涩，前途渺茫。然而不久后，他就引起了征兵军官的注意——他们正在物色经过培训就能向正在复员的军人灌输民族主义思想的士兵。接下来，希特勒接受了短暂的学校教育，在此期间，他表现得相当不错。1920年，他帮着组建了一个新的政治团体——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或称为纳粹党。虽然他迅速成为该组织的领军人物，但在当时德国的政治图景下，他们士气低落，该组织也只不过是许多乌合之众所组成的类似的团体之一而已。 令人震惊的是，仅仅过了20年多一点的时间，即1941年秋天，52岁的希特勒已经成为德国无与伦比、万人崇拜的领袖人物，德国的经济已经恢复至能立于强国之巅。而且1940年中期，他已经重建、武装并果断地使用了新命名的国防军来击败波兰。更引人注目的是，他还占领了西欧大部分地区。一年以后，他指挥劲旅直捣苏联。因此在当年12月，德军已陈兵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城下。接近1941年岁尾时，希特勒似乎已成为这个世界上*强大的统治者，尽管不久这一切又灰飞烟灭。他可以审视一个广袤无垠的欧洲大陆帝国，几乎包括整个欧洲——西起英吉利海峡，东达列宁格勒，北到挪威，往南直至高加索，并且沿着往东南方向的大弧线延伸到巴尔干半岛、希腊和北非地区。至此，新生的德国在追求更多“生存空间”的过程中，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文明基石的核心，并且进行着主要针对东欧犹太人的大屠杀运动。直至其倾覆之前，第三帝国的所作所为成为邪恶的缩影，给欧洲乃至更广大的地区留下创伤。时至今日，这些伤痕依然历历可见。 鉴于事情的发展出现了如此戏剧性的转折，1945年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一直试图解释清楚为何发生了这一切便也不足为怪了。本书中该领域的专家对已有的研究工作进行精选，展示了他们的*新成果，并提供了当代的阐述，其观点既具有平衡性又易于理解。本书的每一章集中讨论了某些专门的问题和事件。作者指出，随着我们发掘出新的材料和文献，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和途径，或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为旧证据赋予新意义的事件，我们能逐渐加深对第三帝国的理解。 *初在1945年，作为战后审判的一部分，来自德国西部的盟军律师和检察官开始调查纳粹高官的罪行。当时关注的重点是相当小的一个罪犯圈子，这是战后早期的作者采取的方法，战前被从德国赶出来的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也是这样做的。她将国家社会主义描述成一种“主宰性的统治”体制，它“骇人听闻的机器”——由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等社会地位卑贱的人物操纵——对犹太人的“行政谋杀”负有责任。这种论调假定，有些类似毫无头脑的机器人或者极权主义人物之类的东西在操作一个运转平稳而高效的政府杀人机器。然而，正如已故的大卫·塞萨拉尼（David Cesarani）所指出的那样，自从20世纪60和70年代以来，学者们发现国家社会主义德国政权不是“极权主义的独体巨石”。相反，“第三帝国是一个由相互竞争、相互重叠的机构组成的多层面体系，希特勒对它的领导毫无章法可循，而且政策的制定是强势个体和利益集团妥协的结果”。 在东欧则形成了战争的另一幅图景，在那里，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改编的所谓的法西斯代理理论颇为流行。或许该理论*具影响力的系统阐述来自共产国际领导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他在1935年说道：“自大萧条以来，某些‘帝国主义圈子’正尽力把危机的全部负担转嫁到工人阶级身上。这就是他们需要法西斯的原因。”至于纳粹政权，他总结道，“它是法西斯*反动的变种”，和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更像是“邪恶的沙文主义”。它是一种政治流氓政府体制，该体制将煽动与折磨一起运用到工人阶级，以及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中的反动分子身上。它兼具中世纪的野蛮和兽性。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它对其他民族进行肆意践踏。 这种谴责的影响力极广，只可惜它使学者们偏离了方向，即尽力去搞清楚国家社会主义是如何凭本身的能力领导了这一革命运动，而且它在德国社会根深蒂固这一事实。尽管有些“资本家”在该党从建立到1933年攫取政权的道路上捐助了一些资金，但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的资金都是自筹的。1933年之后，新政权镇压了工人阶级运动和工会。然而那种认为第三帝国的诸多魅力没有影响到工人阶级的想法是错误的。 20世纪80年代苏联之外的学术界，主要是年轻学者重塑了我们对第三帝国的理解。他们开始研究普通百姓如何经历纳粹时期。他们中还有人研究在被德国占领的那些年，非政府官员和平民是如何参与这个出现在德国、蔓延到从法国到波兰直至横贯欧洲的更远地区的恐怖体系。*近几年，姗姗来迟的大量研究工作集中于纳粹政权如何努力创造出“人民共同体”（community of the people），这是一个基于种族的、排外的、和谐的社会，是希特勒早在1933年上台成为总理之前就向德国人承诺过的社会。就像以往书写开创性历史的学术努力一样，这种研究方法，掀起了暴风雨般的持续争论。本书中，我们集中于四个至关重要又相互联系的主题，这些主题连成一体，形成了对于第三帝国前后贯通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