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课 行书的故事

**章 初起 说到行书，你也许会立即想到一些“范本”，如王羲之《兰亭序》、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米芾《蜀素帖》、赵孟頫书《赤壁赋》等等。这些都是东晋以来行书走向成熟后的作品。那么行书起初的“样貌”是怎样的呢？是谁创造了行书这种书体呢？ 一、行书的初起 许多人以为，书体的演变，是遵循着篆 —隶—楷—行—草的顺序。这个顺次，或许不失为学习书法的一条合理路径，不过却不是书法史上书体演变的历程。 是的，五种书体中，确实是先有篆书，而后是隶书。不过，接着隶书之后出现的，不是楷书，而是草书。也就是说，行书、楷书是出现在草书之后。从隶书中先是演化出了草书，而后才有行书与楷书。隶书可以视作草、行、楷的“父母辈”，草、行、楷之间，则类似于“兄弟姊妹”。草书要比行、楷“年长”许多。大约在西汉晚期，草书就走向成熟了。不过，这时期的草书，与后来的草书 —东晋二王一路草书是有区别的。这时期的草书，大多字字独立，保留了隶书的宽扁形体，部分笔画也存有隶书的态势，因此后人称它为“章草”。而我们更为熟悉的，纵向走势、飘逸潇洒的东晋二王一路草书，后人就叫它“今草”。 行书，同样是从隶书中孕育而来，时间大体是在东汉。当时，人们*常用的书体是隶书。他们用隶书写信、抄录书籍时，往往行笔速度较快，因此字形也就自然会有些潦草。这种情况，你我可能都曾经历过。回想一下，我们在小学一开始识字的阶段，写字大都一笔不苟，等到升了中学、大学，书写速度加快，就从一笔一画的端端正正走向了笔画连带、字迹潦草，于是就成了“行书”，甚至“草书”。隶书演变为草书的过程，与此有些类似。可想而知，我们若是生活在汉代的读书人，也当是推动隶书向草书、行书、楷书演变的参与者。 隶书在书写速度加快以后，变得“潦草”，产生了一些变化：一、笔画简省，字形结构简化；二、字势从横向变为纵向；三、横画的波磔减少，甚至消失；四、笔画之间，出现连带之笔。这些变化除了在西汉演变出草书，还在东汉孕育出行书和楷书。汉代的书法墨迹，除了有较为纯粹的篆书、隶书和草书外，还有一些则是草、行、楷、隶的“浑杂体”，如书于东汉熹平元年（ 172）的《熹平元年陶瓶镇墓文》。我们可以称之为“行书”者，主要是指那些整体看起来“行书”字形占比重更高一些的书迹。 同样，早期的“楷书”，因为也是隶书“草写”的结果，所以有较多连笔与映带—带着较多的“行草笔意”，从而具有飘飘欲飞的“动势”。孙过庭《书谱》说“真不通草，殊非翰札”，又说“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这是对前人书法实践的归纳。楷书到三国时期，趋于完备，行草笔意进一步弱化，但是仍然“动感十足”，行草笔意清晰可辨，一直到了晋人楷书还是如此。到了唐代—楷书的高峰时代，如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等名家的笔下，魏晋时期的“行草笔意”和“动势”就大大地弱化了。所以，唐代的楷书与行书之间的关联，远不如魏晋人的楷书与行书那样紧密。在魏晋人的笔下，楷书与行书之间，笔法是高度统一的。 在东汉的晚期，一些书法家或许对行书这种新体有更多兴趣，为之付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研习，从而推动了行书进一步走向成熟。刘德昇就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刘德昇，生卒年不详，大约活动于东汉桓帝（ 147—167）、灵帝（ 168—189）时期。刘德昇的行书，在唐代张怀瓘《书断》中被评为神、妙、能三品中的“妙品”，并赞为“风流婉约，独步当时”，可惜今已不得一见。 张怀瓘《书断》认为：“行书者，刘德昇所造也。”说刘德昇是行书的创立者，未必符合史实。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行书演变过程中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二、初起时期行书的特点与启示 初起时期的行书，与我们今天对行书的惯常印象是大不一样的。这时的行书，尚不纯粹，仍然具有浓厚的隶意，并且与楷书混融一体。 这对当时人来说，是一种很自然的书写，无丝毫的刻意与做作。我们说它是早期的“行书”，是站在后来行书成熟后以行书的用笔与结字来衡量它的。值得注意的是，东汉这种隶意较多的行书，直到行书完全成熟的东晋时代，仍然在某些作品中可见，如王羲之《姨母帖》。前后相隔两个世纪，二者对照，仍然可以看出“藕断丝连”的延续。 初起时期的行书，也具备后来成熟行书的基本特点：不同于草书，也不同于楷书。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有草书的草意，但不像草书那样简化，也有楷书的楷意，但比楷书更多映带连笔，更为简率快捷，如张怀瓘《书断》对“行书”的定义：“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这时期的行书，结构和笔法都未成为一个基本“定式”，具有较大的随意性。 读到这些行书，笔画结构固然不如后世精美，我们或许仍会忍不住要感慨：真是大胆！真是率性！他们的书写，主要是为文字内容的传递，无意于书，所以纯然是放意的，无拘的，他们或许受到老师的影响与制约，但是并不像后世行书那样“法则”谨严。这一点，与早期的诗歌差不多。如汉乐府诗，主要是为传递自己的心声，不像后来的近体诗讲究格律，生命的感发是**位的。若是站在后来的“法”与“意”的角度来看，那么这时期的行书是“意”远远大于“法”。 我们在欣赏惯了笔法精致而丰富的东晋行书后（我们学习行书，往往也是从东晋“二王”一路开始），再看看这些早期的行书，虽然笔法粗犷，结构率意，尚未形成较为成熟而完备的法度，但是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它的质朴天真。其实，不单是你我，就连明末清初的行草书大家傅山对此也深有感触： 旧见猛参将标告示日子“初六”，奇奥不可言，尝心拟之，如才有字时。又见学童初写仿时，都不成字，中而忽出奇古，令人不可合，亦不可拆，颠倒疏密，不可思议。才知我辈作字，鄙陋捏捉，安足语字中之天！ 1 傅山崇尚书法的天趣，提出“四宁四毋”—“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的书法美学观。直率，不假安排，*是契合早期行书的书写状态。 简单素朴走向丰富与精致，是书法技法历史发展的走势。它在带来美感的同时，也伴随着一种“负累”。书法，从实用的角度来看，是文字内容的传递；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根本的是心意、情性的表现。就如同一个人的穿着打扮，如果太注重华丽的衣装，重视形式过于内在，则很可能会走向浮华的形式主义。书法的技法，也是外在的形式，如果一味地以“技法至上”为首要追求，技法大于“人”的表达，很可能会本末倒置，*终失去书法的“灵魂”。 回顾早期的行书，可以让后来的学书者在精雕细琢技法的同时，省思书写的本质，以免掉进“技法至上”的深渊。技法不论怎样打磨，但是唯有心手自然，才能挥写出意想不到的奇古之书。 三、钟繇 钟繇（ 151—230），三国时魏国书家，也是王羲之之前的*有影响力的书家，后人将他与王羲之并称为“钟王”。 钟繇书擅多体，晋宋时的羊欣说：“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 ”（《采古来能书人名》）铭石书，即隶书；章程书，即 楷书；行押书，即行书。钟繇的书法，时至今日，真迹已不存，但有刻帖。 在钟繇这里，行书与楷书并非泾渭分明。你看他的《贺捷表》、《荐季直表》，就像智永的《真草千字文》里的楷书，你可以说它们是楷书，也可以说它们是行楷。 钟繇还有行书《丙舍帖》刻本传世，此书较多楷意。元代赵孟頫《兰亭十三跋》说： “《兰亭》与《丙舍帖》绝似。”赵孟頫学习《兰亭序》，范本主要是定武本《兰亭序》。我们要是将定武本《兰亭序》与此《丙舍帖》对照，不难看出二者颇多相似。《丙舍帖》的字势，以纵势为主，与钟繇的其他书作有所别。米芾等一些鉴定家认为，它是王羲之的临作。如果是临作，这既让我们看到了王羲之的传承与个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钟繇书法的面目。与钟繇相去不远的西晋书家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讲：“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昇，而钟氏小异。”又说：“昭与钟繇并师于刘德昇，俱善草行，而胡肥钟瘦。”钟即钟繇，胡即胡昭（162—250）。胡昭更接近老师刘德昇，钟繇则与他们“小异”。这种差异，或许就在于像《丙舍帖》的风貌所呈现的，一种从前人的质朴向妍美的变化。可见，钟繇在传承前人行书时，对“古法”进行了自觉或不自觉的“变革”，也因此在书法史上的地位远高于胡昭。王羲之从钟繇的书风中得到了启发，从而开创了自己书法的新风。钟繇的书法，包括行书与楷书，正是从汉魏质朴向晋人妍美的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代表。王羲之是这一过程的接续者和光大者。 **章 初起 说到行书，你也许会立即想到一些“范本”，如王羲之《兰亭序》、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米芾《蜀素帖》、赵孟頫书《赤壁赋》等等。这些都是东晋以来行书走向成熟后的作品。那么行书起初的“样貌”是怎样的呢？是谁创造了行书这种书体呢？ 一、行书的初起 许多人以为，书体的演变，是遵循着篆 —隶—楷—行—草的顺序。这个顺次，或许不失为学习书法的一条合理路径，不过却不是书法史上书体演变的历程。 是的，五种书体中，确实是先有篆书，而后是隶书。不过，接着隶书之后出现的，不是楷书，而是草书。也就是说，行书、楷书是出现在草书之后。从隶书中先是演化出了草书，而后才有行书与楷书。隶书可以视作草、行、楷的“父母辈”，草、行、楷之间，则类似于“兄弟姊妹”。草书要比行、楷“年长”许多。大约在西汉晚期，草书就走向成熟了。不过，这时期的草书，与后来的草书 —东晋二王一路草书是有区别的。这时期的草书，大多字字独立，保留了隶书的宽扁形体，部分笔画也存有隶书的态势，因此后人称它为“章草”。而我们更为熟悉的，纵向走势、飘逸潇洒的东晋二王一路草书，后人就叫它“今草”。 行书，同样是从隶书中孕育而来，时间大体是在东汉。当时，人们*常用的书体是隶书。他们用隶书写信、抄录书籍时，往往行笔速度较快，因此字形也就自然会有些潦草。这种情况，你我可能都曾经历过。回想一下，我们在小学一开始识字的阶段，写字大都一笔不苟，等到升了中学、大学，书写速度加快，就从一笔一画的端端正正走向了笔画连带、字迹潦草，于是就成了“行书”，甚至“草书”。隶书演变为草书的过程，与此有些类似。可想而知，我们若是生活在汉代的读书人，也当是推动隶书向草书、行书、楷书演变的参与者。 隶书在书写速度加快以后，变得“潦草”，产生了一些变化：一、笔画简省，字形结构简化；二、字势从横向变为纵向；三、横画的波磔减少，甚至消失；四、笔画之间，出现连带之笔。这些变化除了在西汉演变出草书，还在东汉孕育出行书和楷书。汉代的书法墨迹，除了有较为纯粹的篆书、隶书和草书外，还有一些则是草、行、楷、隶的“浑杂体”，如书于东汉熹平元年（ 172）的《熹平元年陶瓶镇墓文》。我们可以称之为“行书”者，主要是指那些整体看起来“行书”字形占比重更高一些的书迹。 同样，早期的“楷书”，因为也是隶书“草写”的结果，所以有较多连笔与映带—带着较多的“行草笔意”，从而具有飘飘欲飞的“动势”。孙过庭《书谱》说“真不通草，殊非翰札”，又说“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这是对前人书法实践的归纳。楷书到三国时期，趋于完备，行草笔意进一步弱化，但是仍然“动感十足”，行草笔意清晰可辨，一直到了晋人楷书还是如此。到了唐代—楷书的高峰时代，如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等名家的笔下，魏晋时期的“行草笔意”和“动势”就大大地弱化了。所以，唐代的楷书与行书之间的关联，远不如魏晋人的楷书与行书那样紧密。在魏晋人的笔下，楷书与行书之间，笔法是高度统一的。 在东汉的晚期，一些书法家或许对行书这种新体有更多兴趣，为之付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研习，从而推动了行书进一步走向成熟。刘德昇就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刘德昇，生卒年不详，大约活动于东汉桓帝（ 147—167）、灵帝（ 168—189）时期。刘德昇的行书，在唐代张怀瓘《书断》中被评为神、妙、能三品中的“妙品”，并赞为“风流婉约，独步当时”，可惜今已不得一见。 张怀瓘《书断》认为：“行书者，刘德昇所造也。”说刘德昇是行书的创立者，未必符合史实。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行书演变过程中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二、初起时期行书的特点与启示 初起时期的行书，与我们今天对行书的惯常印象是大不一样的。这时的行书，尚不纯粹，仍然具有浓厚的隶意，并且与楷书混融一体。 这对当时人来说，是一种很自然的书写，无丝毫的刻意与做作。我们说它是早期的“行书”，是站在后来行书成熟后以行书的用笔与结字来衡量它的。值得注意的是，东汉这种隶意较多的行书，直到行书完全成熟的东晋时代，仍然在某些作品中可见，如王羲之《姨母帖》。前后相隔两个世纪，二者对照，仍然可以看出“藕断丝连”的延续。 初起时期的行书，也具备后来成熟行书的基本特点：不同于草书，也不同于楷书。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有草书的草意，但不像草书那样简化，也有楷书的楷意，但比楷书更多映带连笔，更为简率快捷，如张怀瓘《书断》对“行书”的定义：“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这时期的行书，结构和笔法都未成为一个基本“定式”，具有较大的随意性。 读到这些行书，笔画结构固然不如后世精美，我们或许仍会忍不住要感慨：真是大胆！真是率性！他们的书写，主要是为文字内容的传递，无意于书，所以纯然是放意的，无拘的，他们或许受到老师的影响与制约，但是并不像后世行书那样“法则”谨严。这一点，与早期的诗歌差不多。如汉乐府诗，主要是为传递自己的心声，不像后来的近体诗讲究格律，生命的感发是**位的。若是站在后来的“法”与“意”的角度来看，那么这时期的行书是“意”远远大于“法”。 我们在欣赏惯了笔法精致而丰富的东晋行书后（我们学习行书，往往也是从东晋“二王”一路开始），再看看这些早期的行书，虽然笔法粗犷，结构率意，尚未形成较为成熟而完备的法度，但是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它的质朴天真。其实，不单是你我，就连明末清初的行草书大家傅山对此也深有感触： 旧见猛参将标告示日子“初六”，奇奥不可言，尝心拟之，如才有字时。又见学童初写仿时，都不成字，中而忽出奇古，令人不可合，亦不可拆，颠倒疏密，不可思议。才知我辈作字，鄙陋捏捉，安足语字中之天！ 1 傅山崇尚书法的天趣，提出“四宁四毋”—“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的书法美学观。直率，不假安排，*是契合早期行书的书写状态。 简单素朴走向丰富与精致，是书法技法历史发展的走势。它在带来美感的同时，也伴随着一种“负累”。书法，从实用的角度来看，是文字内容的传递；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根本的是心意、情性的表现。就如同一个人的穿着打扮，如果太注重华丽的衣装，重视形式过于内在，则很可能会走向浮华的形式主义。书法的技法，也是外在的形式，如果一味地以“技法至上”为首要追求，技法大于“人”的表达，很可能会本末倒置，*终失去书法的“灵魂”。 回顾早期的行书，可以让后来的学书者在精雕细琢技法的同时，省思书写的本质，以免掉进“技法至上”的深渊。技法不论怎样打磨，但是唯有心手自然，才能挥写出意想不到的奇古之书。 三、钟繇 钟繇（ 151—230），三国时魏国书家，也是王羲之之前的*有影响力的书家，后人将他与王羲之并称为“钟王”。 钟繇书擅多体，晋宋时的羊欣说：“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 ”（《采古来能书人名》）铭石书，即隶书；章程书，即 楷书；行押书，即行书。钟繇的书法，时至今日，真迹已不存，但有刻帖。 在钟繇这里，行书与楷书并非泾渭分明。你看他的《贺捷表》、《荐季直表》，就像智永的《真草千字文》里的楷书，你可以说它们是楷书，也可以说它们是行楷。 钟繇还有行书《丙舍帖》刻本传世，此书较多楷意。元代赵孟頫《兰亭十三跋》说： “《兰亭》与《丙舍帖》绝似。”赵孟頫学习《兰亭序》，范本主要是定武本《兰亭序》。我们要是将定武本《兰亭序》与此《丙舍帖》对照，不难看出二者颇多相似。《丙舍帖》的字势，以纵势为主，与钟繇的其他书作有所别。米芾等一些鉴定家认为，它是王羲之的临作。如果是临作，这既让我们看到了王羲之的传承与个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钟繇书法的面目。与钟繇相去不远的西晋书家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讲：“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昇，而钟氏小异。”又说：“昭与钟繇并师于刘德昇，俱善草行，而胡肥钟瘦。”钟即钟繇，胡即胡昭（162—250）。胡昭更接近老师刘德昇，钟繇则与他们“小异”。这种差异，或许就在于像《丙舍帖》的风貌所呈现的，一种从前人的质朴向妍美的变化。可见，钟繇在传承前人行书时，对“古法”进行了自觉或不自觉的“变革”，也因此在书法史上的地位远高于胡昭。王羲之从钟繇的书风中得到了启发，从而开创了自己书法的新风。钟繇的书法，包括行书与楷书，正是从汉魏质朴向晋人妍美的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代表。王羲之是这一过程的接续者和光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