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乐府诗集

　　　　后记　　文\周兴陆　　"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子夜歌》）音乐生于人心的波动。自从有了人类，就开始有音乐。人类须要音乐来抒发情感，沟通心怀，调谐节奏，净化灵魂。婴儿的**声啼哭就是他的音乐。但如果人人手舞足蹈而不依一定旋律节拍，就必然导致混乱。因此古代的先王重视制雅、颂之声以导之，以乐合礼，对百姓加以教化。礼乐教化是中国传统儒家文明的重要内容。　　随着春秋后期的礼崩乐坏，特别是秦朝的焚书坑儒，原始儒家的乐教传统遭到了破坏。到了汉武帝时期，重建儒家的礼乐文明，乐府的设立是其中的重要举措。虽然在汉初就有将太乐泛称乐府的例子，但是作为朝廷掌管音乐的机关，乐府署的设立，始自汉武帝。汉代音乐的来源，一方面是由司马相如等人造为诗赋，由协律都尉李延年等合以音律，这是雅乐，由太乐署掌管。另一方面是采录各地方的民歌，"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书·艺文志》）。这是俗乐，由乐府署掌管。雅乐主要运用于郊庙祭祀、飨宴大射等重大的场合。采录俗乐，目的在于考察民风民情，了解当地政治治理的好坏。后世把乐府机关制作和采录的音乐称为乐府。　　上层社会的爱好往往是背雅而趋俗，总的趋势是雅乐消亡，俗曲繁奏。如汉成帝时，郑声尤甚。曹魏三祖（曹操、曹丕、曹叡）尤其爱好俗乐，他们亲自创作清商曲（清商三调，包括平调、清调、瑟调），推动了清商乐在魏晋以后的发展。王僧虔说："今之清商，实由铜雀（按，指曹操建安十五年冬作的铜雀台）；魏氏三祖，风流可怀。"（《宋书·乐志》一）乐府本来由诗与乐相互配合歌唱的。刘勰《文心雕龙·乐府》所谓"诗为乐心，声为乐体"道出了乐府的这个特征。诗与乐的关系，分为两类：一是先有诗词，"选词以配乐"，如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之类；一是先有音乐，"由乐以定词"，如操、引、谣、讴、歌、曲、词、调。曹魏三祖，身为帝王，完全可以作了诗之后，请伶人配乐歌唱；但曹植、陆机等一般文人虽拟作乐府，但没有条件让乐工配乐，无诏伶人，事谢丝管，成了徒诗，不能合乐歌唱了。这是三国时期乐府的新现象，即许多文人爱好乐府，模拟创作，乐府成为文人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到唐宋明清都是如此，但多是徒诗、徒歌，不一定都配合以丝管音乐。　　东晋和南朝时期，政治和文化中心南移，流行于长江流域的南方民间音乐逐渐得到文人的重视，被采录至朝廷，上层文人多有模仿制作。先是以南京为中心的吴声歌曲，后是以江陵为中心的西曲歌，成为朝廷文人间流行的音乐，文人多有制作。南方乐曲的风格是多以歌唱爱情为主，热情大胆，欢快明丽。当时北方流行的乐曲风格要刚健雄壮得多，流贯着尚武的精神。　　到了隋唐时期，政治上南北统一，文化人南北融合。北方各少数民族的音乐传入中原，与南方本来的清商乐相结合，形成新的燕乐，在朝廷里有所谓"九部乐""十部乐"之称。乐府诗是唐代文人诗的重要门类，文人作乐府诗，本身一般不是为了配乐歌唱，但是当时还存在"选词以配乐"和"由乐以定词"。如取杜甫《赠花卿》谱入《水调歌·入破第二叠》，取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谱成《阳关曲》。据《新唐书·李益传》载，李益、李贺"每一篇成，乐工争以赂求取之，被声歌，供奉天子"。这是选词以配乐。又《新唐书·刘禹锡传》载，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时，当地祭祀时歌《竹枝》，歌辞粗俗。刘禹锡"倚其声，作《竹枝辞》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这是"由乐以定词"。但大量的文人乐府诗是不配乐的。　　在杜甫之前，文人创作乐府诗一般都用古题，内容与古题或有关或无关。如陆机的《猛虎行》似与猛虎没有直接的关系；李白的《蜀道难》《行路难》等，诗与题多少有些联系。至杜甫的"三吏""三别"，则完全摆脱乐府旧题的束缚，即事名篇，无复依傍，连题目都是创新的，白居易、元稹等就创作了许多不用旧题的"新乐府"（或曰"新题乐府"）。杜甫、白居易、元稹、陆龟蒙、皮日休等的新乐府，虽然不用旧题，但是承续着"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精神，即关注现实、表现当下社会问题，以叙事为主，形式灵活，不忌俚俗。这是中国诗歌史上*重要的一脉精神传统，向上秉承了《诗经·国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何休《公羊传解诂·宣公十五年》），向下一直流贯于宋、元、明、清和近现代的诗歌创作之中。今人往往称之为现实主义精神，的确可以说，乐府诗的核心精神就是关注现实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是古代文学留给后人的优良的文学精神传统，不可丢失。　　对于乐府，历代著述家都较为重视，正史如《宋书》《晋书》《唐书》一般都有《乐志》或《音乐志》或《礼乐志》著录各代乐府。西晋时荀勖的《荀氏录》与崔豹的《古今注·音乐第三》都有涉及乐府诗的论述。刘宋时王僧虔《技录》、陈隋时期释智匠《古今乐录》、唐代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等都是研究乐府的专门著作，可惜原书多已不存。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是现存*完备精当的乐府诗总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