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吼西风:中央特科纪事

三、高洁自难忘 1927年11月9日、10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苏兆征、李维汉、任弼时、顾顺章、罗亦农、向忠发、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邓中夏、蔡和森、任旭等参会。
会议为党“努力鼓动各地城乡革命的高潮，创造总暴动的局面”而召开，集中讨论并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明确写上了“武装暴动的总口号”和“武装暴动的总政策”，却无一字有涉中央特科。非但没有，甚至先经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再经中央常委会修改审定、*后于1927年11月14日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通过并下发的《*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中，还有这样一段话：“从前党曾经派遣党员到我们阶级仇敌的组织之中（如黄色工会，工贼工会，国民党党部等）去做侦探的工作，但是经验上所得的结果，大半是很坏的。因此，如今在一般的通例上决定抛弃这种政策，除非有非常之大的必要和意义，才可以偶尔使用这种方法，而且所派遣的党员必须是确实可靠而忠实于共产主义的同志。”（中央档案馆，1989）这段话说得太决绝、太直白。这样的决绝和直白，只能被我们自然理解为当时的中央领导们很是鄙薄“侦探的工作”，不屑“使用这种方法”。他们的“经验”让他们决心彻底“抛弃”前不久刚被他们写进上一个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决议（《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当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机关，与出版委员会的散布宣传品的工作相联络，担任传达通告指令输送宣传品等等的职任；并兼办探听反革命线索及其他各种消息各地环境的特务工作”。他们认定“特务工作”实在“很坏”。
但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机构，不再设部，改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下设立组织局，组织局还是负有领导组织、宣传、军事、特务、调查、交通、文书、出版分配、会计等科及妇委的职能。
但1927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颁发第二十五号通告，还是重提打入敌人内部进行情报活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认为：“根据决议，我们的党支部应该派一至两名忠诚的同志到国民党内及其*重要的反动机关，在那里进行破坏和情报工作。”（维克托·乌索夫，2013）
因此，同一时期，即1927年11至12月间，中央特科还是在上海成立了，由周恩来统领。《周恩来传》（1998）中写道： （1927年）11月、12月（周恩来）对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机关进行整顿，将原有的特务股改为总务、情报、行动三科，后又增设无线电通讯科，并展开各方面工作；保证中共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 “原有的特务股”隶属中央军委特科。特科老同志、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生前曾说：“中央军委特科是1927年5月在武汉成立的。当时，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开过。鉴于蒋介石背叛革命，反动势力猖獗，疯狂镇压中国共产党，白色恐怖日趋严重，为了保卫党的领导机关，巩固党的组织，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有力地开展对敌斗争，周恩来在武汉主持成立了中央军委特科，由中共中央委员顾顺章任特科科长。……中央军委特科下设四个股：一是保卫股，负责保卫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的安全；一是情报股，负责搜集情报；一是特务股，负责镇压叛徒特务，兼办中央交给的其它特殊任务；一是土匪股，负责与各种帮会组织联系，收编土匪的散兵游勇。……在武汉时，保卫股股长是李剑如，情报股股长是董胖子（可能叫董醒吾），土匪股股长叫胡孑，我是特务股股长。”（李强，2006）
1988年8月19日，李强致信冯文彬（时任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主任），说到中央特科时，再一次强调：“关于中央特科的名称，*近出现了一种说法，即把它称为特务工作处。我认为‘特务工作处’的名称与事实不符。八一南昌起义以前，党中央在武汉建立的组织是特科，而不是特务工作处。中央特科科长是顾顺章。特科设四个股：保卫股，股长是李剑如；情报股，股长是董胖子；土匪股，股长是胡孑；特务股，股长是我。中央军委办公地点在友益街余积里12号，该处是一座上海式三楼三底二厢石库门的弄堂房子。门框右上角贴一张红纸，上写西厢杨。周恩来同志在楼上客堂办公，特科在楼上东厢房，秘书处在楼上西厢房，组织科在楼下西厢房，办杂务的人在楼下东厢房。……1981年在党史会议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特务工作处问题，有人硬说是中央军委设的特务工作处，而不是特务科。我要声明，我是特务科的一个股长，而不是特务工作处的科长，我只在特务科工作过，没有在特务工作处工作过。如果有人硬要写特务工作处的历史，请不要把我写进去，因为我从来未在该处工作过。我不知道特务工作处是不是一个另外的组织，处长是谁，下面的科长又是谁。余积里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样一个处。今年夏季在北戴河与徐以新同志谈过此事，他也只记得是特务科。回北京后我写信问聂荣臻同志，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他所记得的也是特务科。这个特务工作处的说法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我问了罗青长同志，他说周恩来同志在一次讲话时曾经使用过特务工作处这个词。我想，如果周恩来同志确实这么说过的话，那么很可能指的是特科之上的特委。这个特委1929年至1930年设在上海，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三人组成，没有开过会。存在这个特委的事是顾顺章告诉我的。”
中央军委特科虽然只存在了三个多月，但十分活跃，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发挥了重要、独特而又不可替代的作用。譬如苏联顾问团团长鲍罗廷被迫回国，保卫股抽调三十人护送，他们完成任务后就留在苏联学习政治保卫。譬如，当时武汉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派屡屡寻衅滋事、制造事端，妄图加害我们党和社会各界进步人士，情报股总能截获情报，掌握动向，洞察内幕，为我们党揭露、粉碎阴谋，提供有力支持。譬如，汪精卫集团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平地刮起赶尽杀绝绝的“分共”妖风，此时疏散已暴露的党员干部，保卫党中央机关的安全，掩护党的领导干部向上海转移，秘密运送物资乃至武器，都离不开中央军委特科的默默奉献和不懈努力。还譬如，“打狗”，也就是严肃党纪，镇压叛徒，更需要中央军委特科的铁拳。1927年8月，武汉国民党颁布《清查共产党员办法四项》，严令“有共产党嫌疑者”，务必“于三日内登报声明反对共产党或发表文字反对共产党”。结果，天天报上有脱党启事，少则一两人，多则十来人。有的说：“敝人曾经由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因政见不合，声明退出。”有的说：“我以前被人引诱加入共产党，本不知什么叫作共产主义，现在看见中央命令，晓得共产党是一个叛国叛民的党，特此登报声明，决与该党脱离关系。”还有的不仅朝秦暮楚，公开声明脱党，而且还像鲁迅所说那样，“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昨天还高喊共产主义万岁，今天就到处去搜索共产主义系统的工人”。这就急需李剑如、李强他们亮剑，亮出诛恶之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