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儒家文化经典导读

总序文化中国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认为，在公元前五百年前后的“轴心时代”，古希腊、中国、印度和以色列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中国的老子与孔子、印度的释迦牟尼和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独到的看法。由此形成的不同文化传统，在数千年的演变进程中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精神财富。据此21世纪一个文化上新的“轴心时代”即将出现。“在这个新的轴心时代，中国文化必须充分发扬其内在的精神活力，排除其过时的和错误的部分，大力吸收西方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并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诠释，使之适应现代人类生活的需求，‘日日新，又日新’，这样中国文化不仅会得以复兴，而且还将会对人类社会作出重大贡献。”汤一介：《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页。在新的“轴心时代”，以中华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将会成为主要影响世界文化发展的动力之一。汤一介先生谈及“新轴心时代”下的文化超越时指出，在21世纪如果要实现“和平共处”，就要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更为广泛的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的关系，那么儒家的“仁学”思想和道家的“无为”思想大概可以为此提供某些有价值的资源。人类社会要共同可持续发展，不仅要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要解决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那么儒家的“天人合一”和道家的“崇尚自然”也许能为此提供值得创造性转化的思想。儒家“圣学，道器一贯，大本大用其备，诚哉万世永赖，无可弃也！”熊十力：《序》，《原儒》，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版，第2页。儒家文化*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并不妄自尊大，反而是自谦，因而我们需要正视中华文化的不足。对此，牟宗三指出，“西方人在了解现象方面行，在本体方面很不行。但了解现象很重要呀！现代中国人既不了解现象，也没有本体的体悟，所以我们现在努力就是要恢复中国的传统智慧，同时恢复西方的正式传统，这样中华民族的生命才能畅通。要不然民族生命永不能畅通，还要受罪。”牟宗三：《周易哲学演讲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中华文化必须承继道学本体，吸纳西方万物现象之精深，从而既保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又维系中外文化融合的贯通性。一、文化自觉1997年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做闭幕发言时正式提出“文化自觉”，费孝通：《全球化与文化自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版，第46页。以求真正懂得中华文化的特点，并能与西方文化做比较，以完成“文化自觉”的使命。“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费孝通：《全球化与文化自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页。一个没有坚守和创新文化传统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因而一个国家不仅必须要传承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且只有自觉推进文化创新的国家才有未来和希望。守正创新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不但要确立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和信心，也要有中国人自己的活法、做法、说法，免于西方物质文明的禁锢。1922年到中国的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在论及中国前途时强调，“中国必须自救，而不能依靠外人。”“中国的问题不仅是政治独立的问题，文化独立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重要。”［英］罗素著，秦悦译：《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90、191页。文化独立和自觉事关中国民众的天命，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文化自觉就要以文化自省的态度认识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学问。毓老爱新觉罗·毓鋆，号安仁居士，又号明不息翁、奉元山人、奉元老人，清代礼亲王代善裔孙，被敬称为“毓老”而不名。毓老自幼受宫廷教育，末代皇帝溥仪伴读，师从陈师曾、陈宝琛、罗振玉、叶玉麟、王国维、康有为、梁启超等国学大家，私淑熊十力，习经史子集之学。1947年被蒋介石监管至台湾，在台湾宣扬中华文化六十余年，本《易经》以为体，而据《春秋》公羊学以为用，及门弟子有上万人之多，倡经世致用之学并注重对时势之分析，为中华文化注入真实的生命和生机。言称，“民国以前，中国学术没有本来面目，完全是帝王思想。孙中山推翻了专制政体，成事了，后人借了光。熊十力对传统学术提出否定，是几千年来的一大解放，跑**棒，费尽终生精力，晚年却来不及写了。应该有人接着走。”爱新觉罗·毓鋆：《毓老师说易经》（卷一），天地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那么中华文化自然以中国的思维逻辑为本、为体，究万物之同源，探人事之同道，明体达用，见微知著，而不掺杂外国文化，但并不影响以外国文化作为比照，“必还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好好提高自己思想的品格，21世纪是‘文化’中国的世纪。物资不可恃，‘文化’中国乃‘奉元大同’的中国”。爱新觉罗·毓鋆：《毓老师说易经》（卷一），天地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页。历史学家许倬云既挚爱中华文化，又直面文化危机，为中华文化没有血肉、灵魂而只剩皮毛痛心疾首。“面对今天瞬息万变的时代，国家制度要改变，社会结构要改变，改变成什么样子，不知道。*要紧的是，将来几十亿人共同拥有这一个地球，怎么活在一块，怎么相容，怎么再造一个互让、共存的人类社会？小到农村，大到全球，小到人员之间的争执，大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用什么价值标准来判断？……大家应当寻找共同生活的一套价值观念：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丑，什么是美。这是*叫人担心的事情。中国在这个时候，应当从传统里挖出一些东西填补这个缺陷。但是今天讲儒学的人，只抓其皮毛，不抓其精神。许多学究以繁琐来文饰浅薄，以表面的口号文饰没有内涵。”许倬云口述，李怀宇撰写：《许倬云谈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9—130页。许倬云先生希望重建以人为本的新价值观，以此推己及人，构建一个美好、善良、正直、公平的社会。文化之义既有道之体，又有术之用。在梁漱溟看来，“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意在指示人们，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中国要以文化为本、为体，以政治经济等为用，在自身文化思想济弱扶贫、天下为公的观念中产生新的政治经济思想，用以指导中国政治经济行稳致远，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境界。对此，南怀瑾言称：“中国文化只有八个字，‘贵贱无常，时使物然’，如果写成经济学、金融学、货币学，起码二十万字的书了。”南怀瑾：《漫谈中国文化》，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南怀瑾在1969年《致答日本朋友的一封公开信》中谈及未来的日本经济趋势时指出，“我们必须知道，世界上有两种工具，对人类的生存具有正反两面的作用：一是武力与武器，一是金钱与财富。防护国家的安全，必须有精良的战备；稳固国家的基础，必须有充沛的财政与健全的经济。然而战备强的国家，如果没有高度文化的政治哲学，往往会使得一个国家民族生起唯我独尊的侵略野心。同样，一个经济发展到实力充沛的国家，如果没有远大的经济哲学的思想，往往会踌躇满志，挟富而骄，而欺凌弱小。”南怀瑾：《中国文化泛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62页。厚生惟和、允执其中的中国政治经济哲学观既有助于中国经济健康发展而成为经济大国，也将使中国戒傲戒骄戒躁而成为仁智大国，王逸舟：《仁智大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从而少些戾气而多些平和，少些物欲而多些道义。“一个民族要走向世界，首先给世界贡献的不是国内生产总值（GDP），而是世界观。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比以前引领世界的民族更先进的世界观，这个民族就无法走向世界，更不能引领世界。”张文木：《世界观决定国际治理观》，http://bjrbbjdcomcn/html/2020-02/24/content_12448071htm。中国人的世界观、宇宙观以阴阳之道为本，以万事万物为末，注重以事件为中心的辩证法，循阴阳天道而格物正心，据仁义人道而致知成物。中国身为文化大国，不仅要解决自身难题，亦要为人类谋幸福，平天下。20世纪杰出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在20世纪20年代末曾到过中国并著有《中国之旅》一书。在其看来，“西欧的活力会导致分裂，而不能促成稳定和统一”，那么“要使西欧业已动摇的人民生活重新稳定下来，要把西欧的力动性缓和到既对人类没有破坏性又可以提供活力的源泉的程度，那就只能到西欧以外去寻找这种动力的创造者，不能不认为这种动力的创造者将在中国出现”。［日］山本新等编，杨栋梁等译：《未来属于中国：汤因比的中国观》，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如南怀瑾所言，无论西方没落与否，有必要的是，“我们更应该为人类文化开创新的局面，肩负起拯救世界人类危机的责任；要发扬东方人文文化与固有的人生哲学，来补救因自然科学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所造成的工商业社会之弊病”。南怀瑾：《中国文化泛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58页。中华文化所体现的中和之道或辩证法的思维模式，即如宋儒程颐所言：“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乎？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天人并非截然对立或彼此外在的一分为二，实则一也。明朝医学家张景岳言称：“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偶一奇；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于一与二也。”战略学者张文木断言，中国人不喜“二”，“二”数的内容中国人多用“双”“俩”来表达，其感情倾向也是强调事物的统一性。《荀子·议兵篇》中说：“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楼宇烈：《荀子新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83页。然而西方人喜欢康德的“二律背反”，结果欧洲版图被弄得支离破碎。张文木：《世界观决定国际治理观》，http://bjrbbjdcomcn/html/2020-02/24/content_12448071htm。对此，伯兰特·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说：“笛卡尔的哲学……它完成了或者说几近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宗教上的理由经基督教哲学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笛卡尔体系提出来精神界和物质界两个平等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一个。”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91页。文化自觉的关键在于以中和之道统化成天下。“中国道统，是人道与形而上的天道合一，叫作天人合一，是入世与出世的合一，政教的合一，不能分开。出世是内圣之道，入世是外用，能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具体的事功贡献于社会人类，这就是圣人之用。”南怀瑾：《孟子与尽心篇》，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如若以中和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需阴阳相济，奉时合正。据大战略研究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所言，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1936年时指出，一流的智者“能够同时在脑海中持有两种相反的想法，并且仍然保持行动力”［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著，臧博等译：《论大战略》，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15页。。天有阴晴，月有圆缺。人有身心、富贫、贵贱、荣辱、得失、德业、文武、理欲、好恶、狂狷（“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文质（“质胜文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刚柔、义利、形上形下、道器、道统政统、仕隐、顺逆、内外、生死。家有夫妻、父子、德财、饥饱、旺败。国有君臣、教杀、礼法、宽猛、公私、德力、兴衰，天下有王道霸道。若方以智方以智，字密之，今安徽桐城人，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明末四公子之一，因家学渊源，博采众长，主张中西合璧，儒释道三教归一，一生著述400余万言。方以智墓冢的石刻对联为“博学清操重百世，名山胜水共千秋”。所言，“吾尝言天地间之至理，凡相因者皆极相反。……所谓相反相因者，相捄（ｊū）相胜而相成也。昼夜、水火、生死、男女、生克、刚柔、清浊、明暗、虚实、有无、形气、道器、真妄、顺逆、安危、劳逸、剥复、震艮、损益、博约之类，无非二端，参即是两，举一明三，用中一贯。千万尽于奇偶，而对待圆于流行。夫对待者，即相反者也。”方以智著，庞朴注释：《东西均注释》，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3、134页。二、文化之法文化之法在于读书，读经读史、读人读事以培心筑根、存养己智，去恶从善，不为物欲所役。“学无止境，我们之所以不能，乃因嗜欲多。今人因欲多，智慧当然低。”爱新觉罗·毓鋆：《毓老师说易经》（卷一），天地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读书以改习性，养气质，复本性，皆因“性相近，习相远”。“不读书，才笑话百出。有些人就胡扯。因心无所主，胸无半点墨，所以顺嘴胡扯。必要自己读书，老师不能点石成金。人必得有好奇心，买了书，就应翻一翻。……读书的目的，在造成心有所主，致知在格物，博学能笃志。”爱新觉罗·毓鋆：《毓老师说易经》（卷一），天地出版社，2018年版，第25页。因而，读书在于自我培养，使己身安命立，达仁智勇三德，日用人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