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基础三十讲

　　《佛教基础三十讲》：　　佛教传入中国，能较大影响中国社会的有两类东西：一是佛像，二是佛教经典。佛像便于人们对佛进行崇拜，营造出一种宗教气氛。而佛教经典则能将较完整的佛教思想表述出来，让民众了解，为佛教思想的传播提供条件。　　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人们把它作为一种能实现自己愿望的工具，认为信佛可以消灾招福，长生不老。因此，这种宗教无论在上层统治者中，还是在下层人民中都被认为是一种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东西。但要信奉总要有一定的信奉对象，*方便的对象就是直接可观的偶像，这就离不开佛像。佛像的安置一般又需要有佛寺。中国出现佛像与佛寺据传说是在东汉明帝时，据可靠史料记载，中国汉地有一定规模的正式建寺铸佛像*初是在东汉末三国时期，一般认为是从三国时人笮融开始。据《三国志·吴志》记载，笮融建造的佛寺能装三千人，他还大量铸造铜制佛像①。建寺铸像对佛教在中国社会的流传起了很大的作用。　　汉文佛经对佛教在中国流传也极为重要。有汉文佛经才能使佛教的教义真正在中国（汉地）立足并深人人心。关于*早的汉文佛经是什么的问题，学术界中一直有争议。有人认为*早的汉文佛经是《四十二章经》。此经由四十二段很短的佛经组成，主要内容是关于佛教的一些基本观念，如抑制欲望、十善、十恶等。　　中国较早译出汉文佛经的是一些外来的译经者。其中*早的重要人物有两个：一是以小乘佛典为主要翻译对象的安世高；另一是以大乘佛典为主要翻译对象的支娄迦谶。此外，在汉末三国时期较重要的佛典翻译家或求取佛典的主要人物还有支谦、康僧会和朱士行。而在西晋时期*主要的佛典翻译家则是竺法护。　　安世高是古代安息国人。他在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来到洛阳，开始汉译佛经。安息国流行的主要是小乘佛教，这对安世高佛典翻译的种类有直接影响，他翻译的佛典也就主要是小乘的经典，如《四谛经》、《转法轮经》、《八正道经》、《阴持入经》、《安般守意经》等。安世高的译经，较早地把佛教的一些基本观念介绍到了中国，对佛教在中国*初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的翻译行文直接，偏于直译，很难说在修辞上有多少考虑。佛典的内容与当时中国原有传统文化的内容差别很大，而且它本身就概念复杂。译者要想在翻译上既不失佛典原义，又能找出适当的汉文词汇来表达，是有相当难度的。再加上安世高的翻译工作基本上没有前人的译典可资借鉴，出现难解之处也在情理之中。然而他的翻译工作的开创性意义是不容否定的①。　　支娄迦谶是古代月氏国人，东汉桓帝末年时（公元167年）来到洛阳。他是在中国*早将印度大乘佛教重要经典译成汉文的人。他译的两部重要大乘经典是《道行般若经》和《般舟三昧经》。还有许多经很可能也是他翻译的，但现已不存，或虽存在，却不能完全肯定是他译的。中国在后世流行的主要是大乘佛教，而大乘佛教的*初汉译本就是支娄迦谶译的。《道行般若经》属般若类经典，是大乘佛教的基础经典；《般舟三昧经》则是中国较早引入“阿弥陀佛”概念的大乘经，对中国后世流行“佛”崇拜起了重要作用②。　　支谦、康僧会和朱士行对早期汉译佛典在中国的形成和流传也起了重要作用。支谦原籍月氏国，汉献帝时来到中国，译了许多经，主要的有《阿弥陀经》、《佛说维摩诘经》、《大明度无极经》等。康僧会原籍古代西域的康居国，公元247年来到东吴建业，译有《六度集经》等。朱士行是三国时人，以中国佛教史上汉地**个受戒出家成为比丘的人著称，还以汉地*早西行求法的人著称。他在公元260年来到古代西域的于阗，找到了两万五千颂的般若经原本，后来由其弟子带回汉地，无罗叉和竺叔兰将其译为汉文，即《放光般若经》①。　　西晋时期，汉译佛典大量出现。这一时期从事佛典翻译的人有史可查的约十几人。在这些译经者中，*主要的翻译者或译经成就*突出的是竺法护。竺法护的祖先是月氏人，他的主要译经时间在公元266-308年之间。关于他译经的数量，不同的资料说法不一，有说二百多部的，有说一百多部的，有说数十部的。竺法护在译经方面的成就是空前的，从当时印度已产生的佛经的角度看，他译的佛经种类已是相当全了，如般若类经、宝积类经、华严类经、法华类经、大集类经等重要佛典，他都有翻译。他还译了小乘佛教的经典，如属阿含类经的《圣法印经》等②。　　早期中国汉地佛教主要是通过古代西域流传过来的。*初的主要译经者是一些外来的僧人。不少汉人也参与了译经工作，对外来的译经者取得显著翻译成绩有重要帮助。但在这一时期，整体的中国汉译佛典的翻译水平还不是很高。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与印度佛教的本来面目有很大差距，不少人是用原有传统中国文化的一些概念来比附说明佛教的。中国*初的佛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属于所谓“格义佛教”。这种对佛教的解说虽然不能准确地向中国民众展示印度佛教的本来面目，但对于佛教在中国*初的发展还是有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