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的大学时代

文学青年“王路遥” 1949年12月2日，即农历己丑年十月十三日，路遥出生在陕北清涧县一个叫王家堡的小山村里。他是父母的**个孩子，属牛，父母给他起了个叫“卫”的乳名。这个像洋芋蛋蛋一样极其普通的生命，长大后成为著名作家路遥。 1957年，父母因为家境异常贫困，无法供“卫”上小学，把他过继到延川县的伯父那里，并起名叫“王卫国”。就这样，“卫”成为小学生“王卫国”了。 伯父也是个农民，只能勉强供他上完高小。但是，王卫国在全县一千多名考生中，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上延川县的*高学府——延川中学。整个初中三年，是王卫国人生*困苦*难熬的一段经历，他基本是靠同学们的接济，才勉强读完中学的。 饥饿和苦难，不但没有打倒正拔节成长的男生王卫国，反而更激发他超越苦难的人生志向。在他小小的心灵里萌发了求知的欲望。他经常出入于县城书店和文化馆阅览室，在饥不择食的阅读中，获得了精神的营养与愉悦。有一天，他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宇宙飞船在太空遨游的消息后，竞兴奋得彻夜难眠，站在县中学空旷的大院里，遥望夜空中如织的繁星，寻找着加加林乘坐的飞船。直到后来创作中篇小说《人生》，路遥在给主人公起名时的**感觉就是“高加林”三个字。 童年与少年时代苦难的人生经历，成为路遥一生都难以排遣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后来，这些记忆在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和《平凡的世界》中得到了真实而生动的再现。他借用《在困难的日子里》主人公马建强的心理活动，说出自己对苦难的理解： “正是这贫穷的土地和土地上贫穷的父老乡亲们，已经教给了我负重的耐力和殉难的品格——因而我又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是富有的……” 如果路遥晚出生十年或二十年，他肯定会走出一条决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以他的强烈的求知欲和不甘平庸的上进心，他一定会按照读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这样一条互相衔接的正常的成长节奏，一路奋进，直至参加工作。但幸抑或不幸，路遥从一个少年迈向青年的门槛之际，正是一个政治气氛极度浓烈、社会秩序时常为政治运动所打乱的年代；特别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更是改变了他的命运，把他过早地抛向社会，抛到时代的政治浪潮中去经历一番沉浮。 毋庸讳言，王卫国在“文革”之初有过一段成为红卫兵造反派的经历。1966年夏，王卫国在陕西省的初中升中专考试中，以优异的成绩考取西安石油化工学校。在当时的情况下，农家子弟要是能考人中专学校，就意味着鲤鱼“跳农门”。“文革”爆发了，已经考取大中专院校的学生要返校“闹革命”。这样，王卫国成为延川中学的“后初三学生”，初六六级乙班的红卫兵小将。到1967年，王卫国当上了延川县赫赫有名的“红四野”的“王军长”。“红四野”主要以初中的农村学生为主，他们也是延川县著名的“保皇派”。 1968年9月15日，王卫国担任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的时候，国内的政治风向又改变了。这一改变，把他从云端打落到地面，再一次接触到“生硬’’的现实。1968年底，他作为返乡知识青年代表，回到农村，打坝、修田、拉大粪。王卫国在经历了一次极速的青春“过山车”后，开始不断反省自我人生、重新思考与定位自己的前行方向，但谋生是**位的。因为路遥素来声名在外，家乡人对他也很尊敬，他干农活没多久，就当起了小学的民办教师；而因为他文笔很好，并开始了文学创作，又抽调到了县里，干起县文艺宣传队创作员等临时性工作。 事实上，就在王卫国成为“返乡知青”的同时，两万八千余名北京知青来到延安地区插队。分到延川县插队的知青有两千多名，他们全部来自北京海淀区。北京知青的到来，打开了延安人认知外部世界的窗口，也鼓励了本土青年的成长。具体到王卫国这位有上进心的年轻人，他更是如饥饿的蜜蜂忽然发现了一大片鲜花，其欣喜自是不言而喻。他就像铁片被磁石吸引一样，毫不犹疑地走到知青群中，开始与他们谈人生、谈文学，甚至是谈恋爱。 1970年，王卫国开始狂热地喜爱上诗歌创作，并以“路遥”为笔名发表诗作《车过南京桥》。从此，“王卫国”成为文学青年“路遥”，他还把自己的档案名字改为“王路遥”。这位钟情缪斯的年轻人，决心手握柔弱的文学之笔，走上超越自我人生的独特道路。路遥尝试各种文体的写作，他写过诗歌、歌词，也填过词，甚至还写过歌剧。 1972年，路遥与谷溪、军民、陶正、闻频等人共同编选诗集《延安山花》。这本诗集在全国行销几十万册，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大陆**本有泥土气息和文学意识的诗歌集子。《延安山花》出版后，延川县以诗歌创作和关中户县以农民画、渭南合阳县以革命故事、陕南紫阳县以民歌合称为陕西省四个文化先进县。延安地区革委会文教局、陕西省工农兵艺术馆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山花”是怎样开的?——诗集(延安山花)诞生记》，刊于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