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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遗书 1990年12月5日上午8点30分。 环境厅长官北川石松乘坐的日本航空393航班从羽田机场起飞，前往鹿儿岛机场。北川等环境厅有关人员一行的目的地是熊本县水俣市。北川作为第五位对水俣病灾区进行实地视察的环境厅长官，距上一次长官视察已时隔11年。 是年9月28日，在针对水俣病事件追究政府和企业责任的诉讼案中，东京地方法院提出了庭外和解劝告，被告人熊本县政府以及涉案企业窒素公司，表明了接受庭外和解劝告的态度，与此相反，日本政府却顽固地表示拒绝接受。而患者以及媒体的指责主要集中在该诉讼案中代表日本政府的环境厅身上。北川对水俣的视察是匆忙中做出的决定，它反映了诉讼案的经过和社会舆论。 以北川为首的19人的视察团，行程安排得十分紧凑：鹿儿岛县知事、熊本县环境公害部长等人在机场迎接，随即驱车赶往熊本县；中午12点，参观水俣湾填海地区；下午1点35分，访问水俣病患者生活的明水园；下午3点，北川亲自接受患者代表提交的申诉状，之后举行记者见面会；下午7点，与细川护熙知事恳谈。 12月5日上午10点。 正当视察团搭乘的飞机快要降落在鹿儿岛机场时，一名环境厅官员在东京都町田市药师台自杀了。山内丰德，53岁，企划调整局局长。他作为水俣病诉讼案中的官方负责人，一直在为拒绝和解一事辩白。 山内在二楼自己的房间里，将一根电线绕过房梁，上吊自尽。 就在前一天，山内还计划随同长官视察水俣，12月4日刚过正午，他打电话到办公室说“我太累了，想休息一段时间”。事务次官安原正和官房长森仁美商量后决定，取消了山内的随行工作，让他在家中休养。 **个发现山内的是知子夫人，48岁。发现时间为下午2点，距死亡推定时间已经过去四个小时。 接到局长自杀消息的北川，在熊本县的记者见面会上发表了如下谈话： “我实在难以相信。我祈祷他的在天之灵安息。包括水俣病在内的一连串的环境问题，让我内心十分沉痛。” 在环境厅紧急举行的记者见面会上，事务次官安原说： “我知道他很累。他处理了很多棘手问题。但是，（对于自杀动机）我没有任何头绪。” 企划调整局局长是环境厅中仅次于事务次官的厅内二把手。自1990年7月10日山内就任这一职位以来，为了解决如长良川河口堰、石垣岛新机场建设等环境厅负责的诸多问题，他在各省厅间进行协调、斡旋，与政治家及大臣交涉，代表环境厅与媒体打交道。 9月28日，在东京地方法院就水俣病诉讼案提出庭外和解劝告以后，山内作为为拒绝和解立场辩护的国家方面的负责人，受到了患者和媒体的批评，成为众矢之的。进入10月，因忙于应对来自熊本、福冈等地法院接二连三的庭外和解劝告以及突然决定的北川长官视察水俣的准备工作，他顾不上回家，不是住在东京都内的商务酒店，就是在局长室的沙发上假寐，这样的状态每天都在持续。 12月6日，报纸的社会版面在头条位置报道了被视为下任事务次官候选人的精英官僚自杀身亡事件，对于自杀原因，报纸是这么提及的。 受 “水俣行政”的夹板气 为救助政策操心过度
来自拒绝庭外和解劝告的巨大压力
——《朝日新闻》 厅内协调左右为难？
——《读卖新闻》 穷于应对和解劝告？
始终处于批判的风口浪尖
——《日本经济新闻》 成为舆论孤独的靶心 因拒绝和解遭遇批判的火力
身心俱疲选择“死亡”
——《产经新闻》 相关人士认为可能因工作过度疲劳而冲动性自杀
——《每日新闻》 环境厅方面相关人员以及媒体的看法，大多为山内由于长期以来身心疲惫而产生自杀冲动。 他是否留下遗书？ 《每日新闻》报道：“名片背面有一行潦草的小字‘感谢家人’。”对于遗书的报道，其他报纸的内容也几乎相同。 放在写字台上的名片背面写着“谢谢你们”
——《朝日新闻》
名片背面有写给家人的一行草字“谢谢你们”
——《日本经济新闻》 12月8日。 在中野区的宝仙寺举行了告别仪式， 1200名相关人士参加了该仪式。 告别仪式上，山内的高中同学致悼词，悼词中引用了山内写的一首诗。 遥远的窗户 我心中拥有的遥远窗户 总有一天 我想从这扇窗户 向外眺望 总有一天 虽然这个词听来有些凄凉 啊啊 遥远的窗户 山内君，你喜欢高中时代所写的这首诗，你不也说过念给知子听？遥远的窗户，是年轻时候的你内心所拥有的憧憬吧。在你走向死亡之前，你走近那扇遥远的窗户了吗？你从那扇窗户向外眺望了吗？我想你一定没有。窗外的那份宁静、信赖，我感觉在你发现它们之前，你已经远去了。山内君，作为高官，你走的是令人羡慕不已的飞黄腾达之路。但是，你在身为官僚的同时，依然追求做一个纯粹的人。我想，这让你的人生危机四伏[ 《环境公害新闻》，1990年12月12日刊。]。 事实上，环境厅隐瞒了一件事，即山内在留给家人的遗书之外，还留下了另一份遗书，这在事件发生后完全没有披露出来。 安原次官 我无法表达我的万分歉意
森官房长 给各位添麻烦了 在海外出差用的名片背面，他用黑圆珠笔写下遗言，和留给家人的遗书一起并排放在二楼自己房间的写字台上。
山内自1959年进入厚生省以来，始终奔波在福祉工作的**线。1966年，他所属的厚生省公害科为制定公害对策基本法竭尽了全力。该基本法堪称已然成为社会重大问题的公害行政的“《圣经》”。之后，他被派往埼玉县担任福祉科长，后再次调回厚生省，历任残疾人福祉科长、社会局生活保护科长等职。厚生省时代，他还将自己对福祉工作所做的考察写成了著作出版，作为福祉行政的专家为人所知。1986年，他被调往环境厅后，致力于解决诸如冲绳县石垣岛白保的新机场建设、长良川河口堰建设、全球变暖等与地区开发及地区居民生活相关的难题。 福祉、环境行政常常受到来自为企业和经济界代言的通产省等机关的巨大压力，这被公认为无法摆脱的宿命。就如本次为了水俣病诉讼案，他忙于和其他省厅交涉，连续多日工作到深夜只能住进商务酒店，这对于山内来说就是家常便饭。他是30多年来一直担任困难角色的专家型官僚。 山内的死不是冲动型自杀。 另一份遗书上写着“歉意”和“添麻烦”意味着什么？ 山内为什么非要在五十三年人生的*后一刻写下向上司道歉的词句？ 在他依然追求做一个纯粹的人时，将他的人生变得危机四伏的“官僚”究竟是怎样的职业？ 对于这些疑问的回答，隐藏在无法用“官僚”二字盖棺论定的山内丰德这一人物五十三年的生涯中。进而，寻找这一答案，本质上是和发出当下时代是否存在福祉的疑问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