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国家:民国时期(1927—1937)的淮河治理及国家建设

译者的话 《工程国家：民国时期（1927—1937）的淮河治理及国家建设》和此前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系列”中的《一江黑水：中国未来的环境挑战》称得上是姊妹篇，《一江黑水》以淮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变化为切入点，探讨了中国为经济高速发展付出的环境代价，而《工程国家》研究的是民国时期的淮河治理及国家建设。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淮河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民党没能完成的治淮事业，共产党成功地完成了，昔日洪水泛滥、灾难频发的淮河，如今又恢复了历史上“饭稻羹鱼”的丰饶景象。 本书作者戴维·艾伦·佩兹（David　Allen　Pietz）是华盛顿州立大学副教授，1998年获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有着丰富的中国访学与研究经历。1993年、1994年夏在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水利研究院、黄河保护委员会等合作研究过中国水资源方面的项目。佩兹主要研究中国经济与环境发展史，重要学术成果有专著《工程国家：民国时期（1927—1937）的淮河治理及国家建设》（2002），合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体制与经济发展》（2000），论文《中国2010年前的石油与天然气需求》（2000）、《中国的石油储备战略：现状与未来发展方向》（2002）、《中国的能源危机》（2008）等。 本书在考察中国近两千年的水利发展史基础上，重点探讨了民国时期淮河的治理，给我们提供了不同历史时期淮河治理的详细史料。全书分两大部分，**部分考察了从公元前200—1927年淮河治理的历史变迁，分两章。**章描述了公元前200—1855年淮河流域的环境变化，认为黄河夺淮、朝廷保漕运的政策以及缺乏技术创新，导致了淮河下游地区的社会和经济混乱。第二章探讨了1500—1927年淮河流域管理模式的变化和淮河治理取得的进展，指出黄河1855年的改道，使得清政府退出了淮河水利的管理和治理，地方势力基于传统士绅的责任，组织进行淮河水利的保护和治理，实施了一些小规模的水利项目。在治淮进展方面，一是提出了把河道管理和工业发展结合起来的思路，二是引进了国外的现代水利科学，三是吸引国外资本。 第二部分聚焦于1927—1937年，分析清朝灭亡后国民党政府是如何接管淮河水利并对其进行大规模治理的，这也是本书的核心内容。作者佩兹把研究的重心放在1929年建立的导淮委员会上，将其置于国民政府经济建设的背景之下，剖析围绕淮河治理所引起的国民政府内部的政治纷争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矛盾。 这一部分具体分为四章，在章节顺序上承继**部分。第三章讨论了导淮委员会的成立、行政职能和其提出的淮河治理计划，重点剖析了围绕淮河入江入海和三条不同入海水道的论争。虽然导淮委员会重视水利技术专家的作用，但由于缺乏资金，1927—1931年的淮河水利工程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第四章记述了1931年淮河流域的特大洪灾和国民政府的救灾活动。国民政府成立救济水灾委员会，购买美麦渡过难关，并组织水灾地区的河工修复被冲毁的堤坝。作者指出，尽管这次洪灾给淮河两岸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却为国民政府巩固其政权统治创造了机遇。一方面，在这次救灾中成立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建立了全国水利行政管理的基础；另一方面，赈灾工作为国民政府把政权统治向地方延伸提供了机会，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国民政府对治淮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第五章探讨了淮河的行政管理。导淮委员会在申请到中英庚款贷款后，开始实施淮河治理工程。为了对全国水利进行统一行政管理，国民政府成立了全国经济委员会，统筹管理全国的水利工作，导淮委员会隶属其下。尽管国民政府有着强化水利中央管理的强烈愿望，但由于国民党内部不同政治势力的较量，导淮委员会并没有真正并入全国经济委员会，而是越来越自主、独立，成为陈果夫主政的江苏省政府的附属部门。第六章详细探讨了导淮入海工程的实施及在实施过程中的工夫征用和治安问题。三年艰苦的治淮努力完成的是一个与原定计划相比大大缩水的工程，也没有实现其水力发电、航运和灌溉的现代化目标。而1938年为阻止日军南下进犯，蒋介石下令炸开河南花园口的大堤，使得导淮入海工程前功尽弃。随后一直到1949年，淮河治理都处于停滞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规模的淮河治理工程才开始实施。 1950年10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拉开了新中国治淮的序幕。60年来，中国政府始终把淮河作为全国江河治理的重点，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始终坚持“蓄泄兼筹”的方针，组织动员各方面力量，统筹规划，科学治水，依法管水，合力兴水，逐步让淮河成为一条安澜之河，富庶之河，造福于淮河两岸的人民，书写了水利发展史上的辉煌篇章。 本书作者大量利用了20世纪30年代淮河治理的档案资料，以史实为依据，得出较有说服力的结论。但由于作者在写作本书时参阅了大量中文资料，鉴于中英两种不同语言的转换，其英文版中的数据单位等，可能有不确实之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现了个别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并作了说明或改动。但限于笔者对淮河治理的历史知识不够丰富，有些存在的问题可能没有发现，还请读者在阅读时加以注意。 本书翻译时遇到的难题是，其中涉及诸多中国历史上不同朝代的官职、机构等名称，这些都要准确地还原。此外，本书还涉及众多的中国人名、地名、书名。在翻译过程中，我和作者进行过多次邮件交流，但有些专有名词仍然无法准确还原，因此采用了音译。作者对某些中国地名、机构的“特殊”英译，给我的中文还原带来了乐趣。比如都江堰，作者译为All Rivers　Wier。我初尔迷惑，等到明白过来时则不禁莞尔（All对应“都”［dou］）。还有Judicial　Yuan（司法院），Executive　Yuan（行政院）等都有异曲同工之趣。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引用的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一些资料，限于条件，无法查询核对原文，只好根据英文翻译出来。书中引用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部分文献，由于该馆正进行数字化工程，不允许读者进馆查阅，也无法核对原文。这些还请读者诸君谅解。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曾得到淮安市政协副主席、著名史志专家和大运河研究专家荀德麟先生的帮助，他热心地寄来本书中引用的他的一篇论文，为我的翻译提供了便利，在此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郭必强先生和江苏省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也为我查找资料提供了帮助，谨致谢忱！ 当然，还要感谢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刘东教授、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王保顶先生和责任编辑张惠玲女士，他们在本书的翻译、出版过程中，都给予了热情的鼓励、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向他们表达诚挚的谢意！ 本书也是译者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文艺手段的科学传播研究”（项目号：Y2008H22）、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科学知识传播途径研究”（项目号：2007RKA093）的成果之一。 姜智芹 2011年3月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