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硕文集(全5册)

袁世硕《袁世硕文集》第五册 文学史的性质问题 在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发轫于20世纪之初。一百年来，相继出版了数以百计的文学史，林林总总，甚是丰赡。文学史家在其所编文学史的“绪论”里总少不了讲到文学史的编写问题，文学史界也曾就此开展过一些讨论。虽然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文学史是叙述文学发展的历史面貌，而所做的申述、发挥，却颇有些分歧。这些分歧也往往反映在他们编写的文学史中。 这里就文学史的性质问题做一番粗略的研讨，所表述的意见多是对已有人表述过的意见的辨析、整合，使之更加明晰和条理化，其中也包括了一些驳论。 一、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 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这个句子的谓语没有增添任何一点新的成分，与主语的内涵近于一致，类乎一句空洞无物的“大实话”。其实，对文学史是什么的问题做此简单之极的表述，是有十分明确的定性的意思：一是说文学史是书面的，是对文学的历史的认知、表述；二是强调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而不应是非“文学”的别的什么事物的历史，缺乏文学的历史内容，则不足以称作文学史。 文学是什么？过去的中外文学理论著作里曾有过许多种定义，甚至被认为这是个不容易解答的问题，这里也不想强作解答。但有一点却是无可置疑的，就是文学之为物，也就是文学的存在，是因为自古及 今有无数的文学作品。没有文学作品，便没有文学。文学的历史，文学发展的面貌及其历史轨迹，是由历史上相继产生的文学作品构成并体现出来的。没有历史上相继产生的文学作品，便没有现在称之为“文学”的这种文化形态，也便没有文学的历史可言。 文学作品与哲学、史学、法学、社会学等文化部门的著作一样，都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有一定的思想内容，有一定的表现形式。思想内容是重要的方面，没有真实、高尚的内容，没有蕴涵先进的思想，便不能成为优秀的作品。但文学作品较之哲学、史学、法学、社会学等类的著作，其作法和形式方面则更为重要，可以说至关重要，是作家刻意追求的使命、目标的一个方面。哲学、史学、法学、社会学著作，其论说、叙事固然有好坏之分，然其价值、意义基本取决于其内容的丰实和思想的精到、深邃程度。近世的哲学史评论古代的哲学著作，史学家评论古代的史书，宗教史家评论古代的宗教典籍，便基本不论及它们的作法、辞章。文学作品的作法和形式方面，却直接决定着其品位、价值之高低，以及其影响之大小。文学作品作法和形式方面的造诣、特征，也正构成了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内容的重要方面，自然也应成为文学史家所应注目的重要方面。否则，也就不能展示出文学发展的面貌及其历史轨迹。 回览百年来出版的文学史，*早以文学史之名编写的书中，由于当时的文学观念尚未明确起来，论述的对象有经书、史书、子书，主要不是文学作品，稍后便被认为“侵入了哲学、经学和史学等的领域”，“不能算作文学史”。这自然是文学史编写初创时期的事情，后来的文学史家都不再依从之了。重新讲及此事，是因为对此问题现在还有些不同的认识。（在拙文《文学的历史与历史的文学》里还将讲到这个问题。） 现在有另一种情况：以文学史命名的书中，只是以历史年代为序，逐次记载文学家的生卒、仕历、交游活动，作品的创造、结集、刊行，以及有关的政治事件、社会现象，其中只见有部分作品的名目，却没有对作品的内容、作法和总体特征的揭示、评述，全书自然也显示不出文学发展的面貌和轨迹。这样的著作只是提供了翔实的文学创作和发展演变的社会的、文化的背景材料，对文学史的研究和编写十分有用，但却缺少文学的历史的基本内容，是不足以称作文学史的。 在对文学史问题的讨论中，还有要求文学史承担它不能承担的非文学的任务的意见。这是应当做些辨析的。文学作品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品，其中自然或直或曲地反映出人的生存环境、生活状况和心灵世界的内容，优秀的作品往往折射出一定的时代精神。文学史家的任务并不仅限于编写出一部文学史，他们对历史上作家作品的研究可以是多种取向，就一位作家或一个时期的作品，揭示出那个时代的进入文学的人群的生活习性、道德意识、宗教信仰、心理状态，也是很有意义的。前一辈的学者就做出过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对理解那特定时代的文学现象和作品的文化底蕴、艺术取向，有着直接的引导、启发作用。但是，如果这种研究的指向和归宿只在于通过作品揭出其中表现出来的社会状况、作家们的社会文化心理，对文学说来，仍然是外部的研究；对文学史而言，无疑只是一种激素和辅助材料，并不是全都可以吸收进来，使自己的本性变得模糊起来。文学作品反映出来的社会状况、文人的社会文化心理，揭示出来可以为其他部门的历史著作吸收，对读者也是一种生动的历史知识，但不能以此作为文学史的基本职责和*高目标，那样就会导致将文学史作成社会史、文明史的印证材料。事实上，文学史家在解析作品之中自然会显现出多类人群的心灵状态，但单靠文学作品是作不成杂糅着哲学、宗教、道德内涵的人类心灵史的，要求文学史作成人类心灵史也只能是一种一厢情愿而已。 二、文学史的史学品格 文学史是一种历史。通常所说历史指的是关系到社会演变过程的人事活动，文学史与哲学、宗教、艺术等多种的历史，同属于文化史。一切历史的研究和编著都应具有史学的品格，文学史也不能例外。 历史上相继发生的人事活动，也相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不复存在。史书之产生是缘于有必要让后世人知道那些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人事，了解其重要的情况，以史为鉴。史学的本性就是认定历史是客观存在，记述历史上发生过的人事以求实求真为原则。史学家记述的历史并不等同于所记述的历史本体，前者是对后者的认知性的文字表述。所有的人事活动都是错综复杂的，中间有隐藏于人事活动背后的内容，即使是当事者也难以窥知，所谓“实录”里也多有所遗漏、回避。由于史料的缺漏、识见的偏执，后世人的记述更不可能与历史本体完全吻合。但是，古代史书中记述的历史，虽然有缺漏、偏颇，甚至笔调混杂着偏见，但基本的历史事实还是保存在记述中。近世发现和发掘出来的古文献、文物，证明了古史书中记载的人事是存在过、发生过的。史书中的记述与历史事实的差异，多是表现于细节和倾向性方面，以及附加的评议中。近世所谓历史是史学家编造的神话故事之说，是强调说明史学家记述的历史与历史本体是不可混淆的两种性质的事物，不能等同，不可尽信，却不能认为一切的史书、史文都是由史学家虚构出来的。正是由于历史学的基本准则是求实求真，这才使史学家远离主观主义、实用主义的误区，使史学富有无止境的学术生命力。 文学的历史虽然不具有人事活动一样的实体性，而体现着文学的历史的文学作品，作为阅读、阐释的对象，也具有客体性。不论是一首小诗，还是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其文字结构形态、其中所显现的图像，或者说作家的心像，是固定了的。评论者所做的诠释虽然不尽一致，甚至甚为不同，是发生于评论者对其意义层面的理解的不同，并不是作品文本的形态、肌质有所异样，也不因不同的诠释而发生本体的变化。历史上所有的传世之作，作为阅读、诠释的对象，古今并无不同。至于不同版本中文字上的差异、内容上的增减，那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因此，文学的历史，文学发展演变的情况，诸如文体的兴替、题材的转移、写作范式的蜕变、意象的积累，以及前出的与后出的作品在这些方面的因革关系，都具有客观存在的性质。文学史既然是史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对文学的鉴赏批评，自然也要认定文学的历史有其既定的客观的历史内容，文学史家要力求保持与历史学家一样的客观态度，用历史的方法去认识并揭示出来，不可以凭主观的爱恶取舍作家作品，以某种外在的需要虚构文学的历史。 三、文学史的学术特性 文学史是一种“史”，不能不具有一般史学的共同品质。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文学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现象，具体的存在形态是文学作品。它与通常所说的以社会人事活动为内容的历史，研究对象的性质是不同的，又不能不有自己的特性。 史学通常是指对过去时代的相继不断的社会人事活动状况的研究，特别是指事关社会发展的军政大事。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开宗明义地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是历史的本体。由于历史的本体已经消逝，后世的史学家要依据遗存的文献，包括当时的公私文书及后来的记述，经过辨证、考索，追寻其真相，做出文字记述的“复原”。这就是史学的基本使命。在那里，史学的研究对象和史学家借以进行研究的史料，本体上是两码子事，史料在认识意义上也不尽与研究的对象相一致。所以，考证就成为历史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解释、评论是要在弄清史实的基础上做出的。所以，中国古代史籍中的“论”“赞”，都是附于“纪”“传”之后。 文学的历史基本上是由历史上相继产生的以个体形态存在的文学作品构成的，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部分显现、部分隐含于呈历史系列文学作品之间的传承关系、因革现象中。前后文学作品之间的传承关系、因革现象，并没有自在的实体性，文学史家要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解析，进行历史的比较，方才获得认知，揭示出来。历史上产生的大量文学作品，其中富有创造性的、在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优秀作品，现在依然存在，这才使文学史的研究得以进行，并得以成为一门学科。自然，历史上产生的文学作品有许多没有流传下来，没有传世也就没有对后来的文学产生影响，它们的佚而不存，基本不碍于对文学的历史的研究。从这个角度说，文学作品既是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又是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对象，史料和对象是合一的。所以，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工作主要不是通过对史料的辨伪、考实，作历史的“复原”，而是运用历史批评的方法解析文学作品，揭示出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内容，进而在此基础上构成文学的历史面貌，显现出其历史的轨迹。文学史家建构的文学史，由于其文学观、学养和视野的不同，必然是多种多样的。 文学史研究的这种特性，也影响到文学史编写的体式问题。“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的史书，重在社会人事活动自身，即所谓历史事实。所以，古代史书有以人为目的纪传体，以事为目的纪事本末体，还有逐年记人事活动的编年体，各有其功用。文学史的主体是文学发展变化的情况，不重在与之有关的人事。文学史的体式，可以有史书纪传体式的作家论、作品论，作家论也是以评论其作品为主要内容；有纪事本末体式的文体史、文学类型史，叙出一种文体、文学类型的兴衰始末。而编年体在文学史研究中则有所不适应，有所局限：一是有许多作家的行迹、许多重要作品的写作、成书年代，不能十分确定，难于准确系年；二是即便是详密的文学史实的编年，那也缺少文学史的主体内容，不足以称作文学史。陆侃如以十年的研究积累作成一部内容丰实的《中古文学系年》，自认为这只是编著中古文学史的准备工作，不取“文学史”之名，正缘于这个道理。 四、文学史的基本属性是文学研究 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其基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是以文学作品及其有关现象为对象的业务、学科。文学研究一般分作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个分支。这三个分支的性质、任务是有区别的。文学理论研究的是文学本质特征、创作原理、批评标准、社会作用等方面的问题，说明对文学的认识和应遵循的批评原则，代表性著作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叶燮的《原诗》等。文学批评是对具体的作家作品进行解析、评论，揭明其特点，评判优劣长短，以及发扬其内蕴，代表性著作如元好问以诗评诗的《论诗三十首》、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评点、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等。文学史研究的既不是文学的基本原理，也不止是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而是文学的历史，即文学发展演变的面貌和过程。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整合诸文体的文学观，所以没有专门的文学史著作。史学虽十分发达，但却局限于朝代之鼎革、政事之变迁、人物之功德业绩，史学意识没有延人文学部门。诗歌虽然极悠久繁盛，诗论诗评也颇不乏见，却没有人有意作诗史。前有钟嵘《诗品》，简要品评自汉魏至齐梁的五言诗作者122人和一组《古诗》，含有明其源流之义，然以上中下三品为框架，仍重在显优劣、定品位，无意作成一部诗史。后有史学文学兼擅的赵翼的《瓯北诗话》，依时代顺序分别评论了盛唐至本朝（清）十多位大诗人，其中不乏卓见，却仍未突破诗话的窠臼。自20世纪初，中国始有文学史之著作，虽说是起步较晚，但却甚兴盛，逐渐成为了一门大学科。 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虽然各有所司，但由于研究的对象都是文学，又不能断然隔离开来，不会各行其是，其间有互渗互用的关系。文学理论发生于对文学作品及与之有关的现象的感悟、认识。过去的文学理论大都十分贴近文学的实际，就已有的文体、文类和作品做出理论概括，不十分抽象。可以说对文学作品的解析、认识，是文学理论生成的基础。文学批评自然也要一定的观念、术语、原则方才能够进行，但是，基本属于文学批评性质的文章，也往往从对于具体作品的分析论断中，抽绎出一些原则原理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是双向互动的。所谓已有的文体、文类和作品，自然不只是当代的，也包括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关系亦应是这样。美国韦勒克、沃伦著的《文学原理》中论述了这个问题，书中说：“文学理论不包括文学批评或文学史，文学批评中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或者文学史里欠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显然，文学理论如果不根植于具体文学作品，这样的文学研究是不可能的。文学的准则、范畴和技巧都不能‘凭空’产生。可是，反过来说，没有一套问题、一系列概念、一些可资参考的论点和一些抽象的概括，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编写也是无法进行的。” 五、文学史是历史方法的文学批评 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在名称上就表明了两者的区别。一是文学史研究的对象是文学的历史，也就是过去了的时代的文学，所以在学科名称上，文学史与古代文学往往是同义词，可以互相代用。文学批评通常是指对于当代新文学的评论。二是文学批评之名就意味着其任务是品评文学作品的优劣，做出价值判断。文学史研究的是过去时代流传下来的一个或多个系列的文学作品，主要的不是对它们鉴别优劣，品评等级，做出价值判断，或对优秀的作品进行鉴赏，而是通过解析，揭示出其间的因革关系，显示文学的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西方有人强调说：“文学史的特定对象是文学的这种可变性。”这便要求文学史要突破孤立地解析、评论具体的文学作品的格局。 不过，文学史要展示文学的发展变化，还是要以解析一个个的具体作家作品为起点和基础；没有对一个个具体作家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特征的深知，便不能察知其间的异同、变化，只是不能满足于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特征的认识、把握，在方法上不能是孤立的、静态的。这里面有个循环互应的问题：从联系比较中解析具体的作品，才容易看出其内容或形式的特点；反过来，深层次地把握了各个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特点，也才容易发现与同类先出的作品的差异，联系起来便显示出了文学的发展变化，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对具体作品的研究。所以，文学史的研究是建筑在对于呈历史系列的文学作品的研究的基础上，文学史对人史作家作品的选择和阐述、文学发展变化情况的显示，连同文学史的框架结构，都是由对于各个作家作品（至少是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研究和认识的程度决定的，文学史著述的质量、价值是与此成正比的。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里强调了作文化文物专史“*为困难”，非有专门研究的人不能做，“做文学史，要对于文学很有趣味、很能鉴别的人才可以做，他们对于历代文学流派，一望过去即知属某时代，并知属某派。譬如讲宋代诗，那首是西昆派，那首是江西派，文学不深的人只能剿袭旧说，有文学修养的人一看可以知道。”①韦勒克、沃伦著的《文学理论》中也引用过别人说的同样意思的话：“文学史家必须是个批评家，纵使他只想研究历史。”②强调作文学史者应有良好的文学修养，“文学史家必须是个批评家”，正表明文学批评在文学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对历史上一篇篇、一部部的作品做出评论，即便按照历史顺序排列在一起，还不足以构成文学史。这样的“文学史”至少可以说不是一部好的文学史，其中还缺少历史联系，尚未显示出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从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到构成一部文学史，中间须要有共时性的归纳、整合，揭示出一个时期表现于文体、主题、写作范式、风格多个方面的文学现象；更要有历时性的联系、比较，发现呈历史系列的文学作品之间在上述几个方面存在的因革现象。这些现象是错综复杂的，有形态、作法方面的因袭、变易，也有肌质深层的转化。有的是以前的文学史家已经揭示了出来的，或者还须修正、深化，更有以前的文学史家没有察觉到的，研究的进展必须要有新的认识、新的揭示。文学史著作的深度、新意及其学术价值，就决定于从文学作品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联系中抽绎多少具有文学史意义的文学现象。 文学史中的文学批评，既然不能停留在做文学价值的论断上，要重视文学作品之间的因革关系，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一篇或一部作品的文学价值、意义，与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意义是不等同的。千古传诵的名著自然文学造诣极高，在所属的文体、文类中，既有所师承，又有所创新，对后世的文学也必然有所影响。而对后世文学发生了影响、在某个方面起了先导作用的作品，未必在创作上有较高的成就，足以称之为优秀。文学的历史是错综复杂的。文学史家建构文学的历史，虽不能放弃文学批评的职责，文学史不能没有对文学作品的价值、意义的判断，却不能混淆历史上各种作品自身的价值、意义与其在文学的历史进程中的价值、意义之差异。杰出作品的影响是深巨的，随之而出的因袭、仿效之作，往往是平庸拙劣的；其开创的文学素质，往往是在相当长的时期之后方才结出另一种新的硕果。历史的文学批评对在文学的历史进程中有着先导、桥梁作用的并不完美的作品，既不应嫌弃、忽视，那样便使文学的历史链条有了缺口，又不应因为它们在文学的历史进程中有着某些方面的创新、开拓意义，而过度地评价其文学价值、意义。 六、文学史是文学史家建构的 文学史是对文学的历史的认知、表述。客观存在的呈历史系列的文学作品，如同依照历史的顺序陈列着历代绘画作品的画廊，连续演奏历代乐曲的演奏会，只是提供了认识绘画、音乐的历史的材料、依据，研究者要借助本部门已形成的一些理念、原则、术语，对大量的作品进行鉴别、分析、判断、归纳，抽绎出蕴涵于其间的历史现象，进而有机地组合为一个历史系统，这才成为一部知识形态的文学史、绘画史、音乐史。所有表述文学的历史的文学史，都是文学史家建构的，所以，即使同一种文学的历史，文学史家做出的文学史，也是各不相同的。百年来，相继出版了许多部中国文学史，各不相同，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文学史的建构性，文学史著作的结构、内容的不一致，并不意味着文学史家可以随意虚构，认为文学史只不过是文学史家编选出来的神话故事。自然科学家对研究对象，借助一定的工具（仪器）和本学科特定的手段，获得认知，也是要用文字符号表述出来，于是有公式、方程式、图表、图谱等，指代物质的性质、特征、变化的过程和规律性。社会科学对研究对象的认知、表述，虽然不具有自然科学的认知、表述的同一性，其中有误认、误解，但也包含有真实性的内容。文学史著作的多样不一，部分缘于文学作品融合着几种相互联系着素质：*外层的是语言组合形态，即文体；其中显现的是意象、图像层面；意象、图像都蕴含着一定的意思、思想；*游移不定的是在被阅读中产生的意义。文学作品结构中的这几个层面，大都在文学发展的进程中自成一种历史系列。文学史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会单独着眼于某个层面的演变情况，建构一部文学史。所以，文学史著作中不仅有历史跨度不同的文学史，还有多种文学体裁的文体史、多种特定题材或主题的类型史，以及从综合中抽绎出的风格史、文学思想史，等等。这种文学史建构的多样性，是由文学自身的多样性及其发展的多线性而发生的，各有其实在历史内容。已出的各种文学的专史，虽然不是都有新的开掘、发明，有的只是简单地将现有的文学史中某个部分独立了出来，依旧是组合在整体的文学史中的那种样子，但是，既然已经离析、独立，其趋势必将走向深化，文学专史的价值、意义会更加显示出来。 文学史建构的多样性，部分是由文学史家作文学史的观念、文学修养的差异所造成的。百年来中国文学史的历史就表明了历史观念、文学观念的更新对文学史的研究影响至关重要。20世纪初期，由于文学观、历史观的更新，戏曲、小说进入了严肃的学术研究的殿堂，才有了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等开山之作。但是，观念的更新也往往产生以观念改制文学的历史的现象，削足适履，难免有违实际，捉襟见肘。胡适作《白话文学史》是为提倡白话文学提供历史的根据，立意很好，但为了显示白话文学原本有“很长又很光荣的历史”，“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得很大”，把陶渊明、杜甫、自居易的大部分的诗都算作“白话文学”，便模糊了白话文学与非白话文学的界限。执其标准而论，其排斥在“白话文学”之外的《诗经》《楚辞》里何尝没有“白话文学”？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将阶级斗争论、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之说引入文学史研究和编写，机械地突出了政治标准，文学史便成了人民性与反人民性、进步与反动两种文学的斗争史，文学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的深层次的历史内涵都被遮盖了起来，遭到了曲解。 文学史的建构性，自然赋予了文学史家进行建构的权力。但是，这种建构的权力毕竟要建筑在对文学的历史的认识、再认识的基础上，以逐渐由表及里地揭示出文学发展演变的真实现象及其内蕴为归宿。受社会上的流行观念的影响而改制文学的历史的著作，自然也并不是全然没有价值、意义，偏执有时也会包含一定的合理性，至少可以引起研究者思考，做出平衡。任何学科对研究对象的认识都是没有止境的，绝对的完好是不存在的。文学史也像其他学科一样，也是要前进的，研讨一下文学史的性质问题，明确其中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应该是有意义的。 （原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