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视角下的自在写作(陆文夫的文学世界)

　　《双重视角下的自在写作——陆文夫的文学世界》：　　一、双重视角的形成　　结合本书上编第二节所述，成长经历与工作环境对于陆文夫创作中艺术审美性和思想探索性双重视角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把这种直接影响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接触的下层百姓多。长江夹港的童年生活，陆文夫见识过码头讨生活的三教九流，为生活奔忙的苦力；苏州城的寄居生活，让陆文夫初识小街小巷中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采访中深入工厂农村一线时，他记录了工人农民的喜怒哀乐；下放射阳农村时，他与落魄知识分子一道和淳朴的农民兄弟的同甘共苦。这些接触，经常使陆文夫心存愧疚，同样作为一名普通百姓，作家已经得天地厚爱，拥有了很多普通人无法企及的资源和优势，有什么理由不发挥自己仅有的那点特长为凡人小事做一些真实的记录，哪怕只是看后有些许的温暖和触动，就足够了。正如他后来所说：“作家在人民之间是幸运儿。无数同代人受苦受难……如果再不把他们的艰辛、梦想、觉醒等等加以艺术的表现，那就太对不起人了。”①强烈的使命感促使他的“文学为人生”观念的确立，以及“为读者想”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　　二是从军和记者经历。陆文夫在盐城华中大学接受了短暂培训之后，就随着接管的解放大军渡江回到苏州城，并从事轰轰烈烈的新闻报道事业，这一段特殊经历，使得陆文夫与王蒙一样，对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事业有着发自内心的拥戴与骄傲。他系统学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党的文艺政策和方针，努力用汗水和文字谱写社会主义建设的赞歌。他逐渐走上了文坛领导岗位，自然不可避免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主义创作理论的影响。他始终认为阅读文学作品，除掉艺术上的享受之外，更主要的是从思想上获得启迪，读者可以从文学作品中寻找生活之路、解决现实问题、探求救国之道。在现实生活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主潮，就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写工农兵题材，工农兵是文艺描写的主角。这便是延安整风运动后所带来的现代中国文艺历史的转折性变革，这变革形成的创作上、理论上的统治局面，直到80年代初才有所变化。这当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们的心态，包括30年代走上文坛的“五四”作家群，也包括50年代文坛突起的高晓声、陆文夫这一批新生代作家、文艺工作者都明白新中国文学艺术的宗旨和创作总体要求。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工农兵服务，向工农兵学习，改造思想情感，便成了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的当务之急。而这个改造又是由一定的理论或世界观来引领指导的。所以，有趣的是，在这些小说诗歌戏剧等文艺创作中，主观性都是鲜明突出的。这种主观性不是“五四”时期个体主义的多愁善感，恰恰相反，这里的主观性表现为现实所要求的思想性，即以明确的目的、意识和观念来指导创作，这里的主观性是理智、实用、政治乃至政策的，高度重视创作中的理性因素．作家们不由自主地遵循概念或政策来编织故事、裁剪生活、抒写情怀，表现出一种相当理智的主观性，这些都是创作艺术中探索性视角形成的关键。　　三是吴文化的浸润。吴文化的发源地苏州到了明清时候，成为江南文化中心。明清苏州人家普遍重视文化教育，书院多，文人众。据统计，明清两代苏州府考取进士1882名，约占江南考取总数的24%，明清江南状元共79名，苏州府34名，占43%。苏州因此获得“状元之乡”的美誉。其他文赋诗词、书法绘画、戏曲音乐、雕刻园林、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方面，苏州均很发达。如明文学“前七子…‘后七子”中，徐祯卿、王世贞都是苏州人；归有光是崇尚唐宋古文的著名作家，画坛“吴门四家”（沈周、唐寅、文徵明、仇英）风靡一时，成为中国传统绘画的主流；清代钱谦益、沈德潜、吴伟业均为文坛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