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考古学的视角

序言有关思路我首先想说的是，这不是一部严格论证中国文化基因起源的著作，而是以之为中心的一系列文章的松散集合。当然，尽管组织有些松散，但内在的逻辑还是相对清晰、一致的，那就是文化基因不是从来就有的东西，它是一定演化阶段的产物，跟某些长期存在的因素密切相关。全书分为四个部分，首先介绍考古学的视角，我是名考古学研究者，这决定了我的出发点与看问题的角度；然后进入正题，讨论文化起源，即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才可以谈文化基因；接着讨论中国文化基因*重要的背景关联：农业与文明起源，或者说，就是整个史前农业时代（文明也是农业时代的一个部分）的影响；*后讨论文化基因的形成与传承。这中间还穿插着一些若即若离，但趣味性可能更好的文字。为了能够实现形散而神不散的目的，我以“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来统领全书。不仅因为它是本书所希望探讨的终极目标，也因为它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本书从文化整体的形成，到中国文化发展*重要的时代影响，再到中国文化的传承，逻辑上逐渐深入。换个角度来看，是由技术到社会再到精神。这构成本书的线索。在我个人的写作中，这些看似松散的文字有着特别的分量。“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人出版发表的欲望不像今人这么强烈，写的东西首先是为自己写的，自己认为有价值才会去写作。我们现在因为科研压力、因为生存压力，不得不去写作，写论文、写专著。我也不能免俗，在大学里工作，发表论文和出版专著是硬道理。但是，我有些许自豪的是，本书的文字并不是为了实现什么目的而写的。我写作，仅仅是因为我思考了这些问题，不得不写作。我称之为“排毒养颜”，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写给自己的文字。也许正因为如此，总有一种敝帚自珍之感。也许这些文字并不见得有多么精彩，但我可以保证的是，这些文字都是独立思考所得。可能不见得正确，但是它有自己的价值与生命。而今这些文字居然组织成了一本书，而且有一个明确的主题，这的确是有点出人意料的。它有内在的统一的逻辑与自己的观点，究其原因，可能与我个人的研究相关，因为我持续在思考这些问题。前人有云：“道尚贯通，学贵根柢”。既然能够作为一本书，必须有贯通的思想。就这一点而言，我多少是有一些自信的，虽然过程看起来有点偶然。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原来我的思考是有这么一个中心点的。也许以后真的可以就此写一部论证性的著作。现在还只能说是一种理论性的、探索性的思考。许多时候，我却并不怎么喜欢那些论证性的著作，因为它太严肃了，严肃到有点矫情的程度。这样的书，其实是很少有人读的，读它的人多是为了参考的需要。我喜欢比较平和的讨论与思考，可能这样更加深入。一个人的情绪太强烈，显然不可能理性，不可能公允。*好这样的讨论源于生活，能够接地气，能够让人亲近。偶尔不妨来点幽默或调侃，这是生活本来的面目。简言之，它与论证性的著作是不矛盾的，各有各的生存空间。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我是在西方接受的学术训练，但是我骨子里却是比较传统的，这可能与我出身中医家庭有一定的关系。中国文化传统中，学者擅长写作随笔性的思考，有不少笔端充满灵性的文字。这是否就是一种“文化基因”呢？我想是的。这是有意无意的存在，在我的文化血脉里，就传承了这样的文化基因。我相信许多读者可能也是如此，无意中的共鸣，可能让我们发现沉淀在思想深处的共同记忆。当代学术发展日益规范化，这是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学术规范增强的同时，思想性却受到不小的伤害，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曾有人说，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基础》若是拿到现在来，是不可能有发表的机会的，因为它连起码的图表都没有，它的开头居然从轻松的有关时间与空间的哲学讨论开始，居然没有引用前人研究的成果。然而，就是这么一篇论文，却是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如今，我们倒是看到许许多多学术规范的论文与著作，可惜我们从中看不到思想的魅力。我之所以看重这本小书，除了敝帚自珍之外，还因为它记录了我的思考。也许它的学术性并不一定那么规范，但它是独立思考的产物，是原创性的工作。有关意图为什么要说文化基因呢？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说法，所有的表述都是带有价值判断的，提及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肯定――至少承认所谈论话题重要。文化基因是个有趣的话题，中国文化基因则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所谓“文化基因”，就是指长期存在的某种文化特性，它由来已久，时不时地出现，它决定一个群体的身份认同，就像自然的基因区分一个物种一样。我们都知道所有现代人类都属于一个物种，在自然基因上区别有限，真正决定当代社会人类群体区分的是文化。而文化是个包罗万象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把文化中那些长期稳定存在的结构提炼出来，称为文化基因。既然是结构，它就有结构的属性（经典的例子是语法），也就是尽管历史情境各不相同，这些结构仍能保持稳定。文化基因与结构不同的是，它具有独立性，可能会在一个时期出现，在另外一个时期潜伏；还可以有不同的组织形式。也正如自然的基因一样，有发挥重要影响意义的基因，也有大量的“垃圾基因”。就文化基因而言，我们希望发挥那些有积极意义的文化基因的影响，而避免那些有负面意义的文化基因带来的伤害。在《史前中国的文化基因》一文的开头，我就表达过我对讨论“文化基因”的犹豫，因为这容易予人以口实，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文化基因，好像生来就不同似的。不过，这个问题是可以化解的，文化基因是一个族群长期生产生活的产物，它是可以相互学习的东西――它的主要传递机制就是通过学习交流，就像自然基因可以混血一样，它与种族主义存在本质的区别。种族主义者认为不同族群之间存在不可通约的区别，即一个群体在生物或文化上存在别的群体永远不可能拥有的东西。文化基因是可以学习的，而且是可以努力去发现、去创造的。以往的表述中，我们习惯用“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之类比较大众化的说法。文化基因是个理论，是进化论用于文化分析的产物。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的作者）是主要的倡导者，这一理论影响到当代考古学的研究。考古学是研究文化的，研究物质遗存所代表的文化。这个理论可以帮助考古学家去解释文化的演变与交融，甚至帮助考古学家去解释具体的物质遗存特征的变化。学术与思想观念都是时代的产物。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时代，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总体上，就生产方式而言，我把人类历史分为狩猎采集、农业、工商业三个时代。中国是农业时代的宠儿，有超过万年的历史，是世界上主要的农业起源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可能是世界上*为系统的农业文化、绵延时间*长的文明。但是，无论历史多么辉煌，都不能否认中国在农业向工商业时代转型时落后了，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又不忍回顾的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屈辱。这中间不少仁人志士以生命为代价，寻找出路。经过一代代先贤的努力，而今我们终于看到一个工商业繁荣的中国，我们成功完成了时代转型。尽管也许还不到欢呼胜利的时候，但是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一个浴火重生的新的文明正在形成。回望历史，在世界文明的舞台上，中国文明（或称中华文明、华夏文明）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存在。一般地说，中国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而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尤其是良渚、石峁、石家河、红山、陶寺以及中原地区一系列的重要遗址，不仅可以确认中国文明的历史超过五千年，而且还发现中国文明的早期渊源更加久远，就像我们在距今8 000年前后的裴李岗文化、高庙文化遗存中所看到的。我个人研究的领域是史前考古，侧重于旧石器时代与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从旧石器时代考古的角度来看，中国所在区域一直是一片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旧石器文化的面貌与欧亚大陆西侧、非洲有所不同。当然，这里并不否认人群的迁徙与文化交流，但是同样不能否认的是相对独立的发展历史。目前，我们有关旧石器时代对后来中国文化的影响还只是在探索阶段，这种影响无疑是存在的，因为中国这片土地并没有消失过，人类一直在这里生存，文化一直在这里演化，文化基因在形成、变化、消失或传承。为什么中国文明五千多年绵延不绝？为什么中国文明会形成一个超大型的文明？这其中的文化基因又是什么呢？这些都是很值得琢磨的问题。2020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它所造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是非常深远的，以至于《世界是平的》的作者弗里德曼著文提出新冠疫情可能重新定义历史：AC与BC（新冠疫情之后与之前）。他的观察力相当敏锐，不过他的解释相当粗糙，把中国与中华文化圈成功应对疫情归因于习惯于严格的社会管理，这种习惯来源于历史上长期遭受重大灾难的挑战。他似乎忘记了西方历史上遭受的灾难，包括瘟疫在内，丝毫不少于中国。肆虐中世纪的黑死病、1918年的大流感都给西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同属人口众多的国家，印度遭遇的灾难同样不少，但是印度社会并不习惯于严格管理。新冠疫情可能是过去数百年里，西方**次在应对重大自然灾难的时候，不如中国或中华文明圈。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并不是在任何方面都是优越的，个人在群体遇到灾难的时候，为了整体的利益暂时牺牲一下个人利益是必需的。个体与群体本来是辩证的关系，西方将个人绝对化了，将之当成一切的出发点，然而，在重大灾难面前，个人是脆弱的。中国文化应该更多释放个人的限制，西方文化应该更多关注群体，并没有哪个文化绝对优越。不同文化之间本应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是如亨廷顿所认为的，文明是冲突的。就在我写作这篇序言的十月，新冠疫情还在世界蔓延，中国的生产与生活则基本全面恢复，为什么中国的表现如此一枝独秀？道理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尊重科学，科学成为每个人都认同的处理危机的方式。近代科学本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但是科学正在成为中国新的文化基因。相反，在近代科学曾经发源的地方，有人在焚烧5G发射塔、喝消毒水，社会精英阶层带头反对科学，愚弄民众。文化基因是可以学习的，既可以发扬、创造，当然，也可以遗忘、抛弃。新冠疫情的影响是巨大的，本来就已经有些疲弱的西方霸权势力又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宛如受到惊吓的人一般，这股保守、狭隘、僵化的力量不断掀起民粹的浪潮，搞起全面围堵中国崛起的闹剧。一时间，形势似乎有点严重，短期之内似乎不可能结束。在这些人的眼里，文化创造只属于某个群体，而中国人是不在其中的，中国人除了模仿，是没有创造力的。这种骨子里充满种族主义的偏见早就老掉牙了，他们还死抱着不放。他们可能忘记了，文化中固然有基因性的东西，但文化是可以学习、可以创造的。任何一个群体搞故步自封，那么他们离落后就没有多远了。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我们进一步走向世界，我们将更加勤于学习，更加大胆创新。我们学习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不论是其他民族的，还是传统的。因此，新形势下需要我们发掘我们的文化传统，弘扬优秀的文化基因，创造新的文化基因。2020年还发生了一件对于中国考古学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我非常赞同这个认识。中国有超过千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与领海，超过二百万年的人类历史，超过五千年的文明，在漫长的历史中与周边地区有长期的文化交流和互动，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与沿线的国家、民族都有往来。我们不能让中国考古学研究看起来就像是对一个村庄的历史考察，只是展示一些古旧的物品。中国考古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去努力认识我们的文化，弘扬我们的文化。过去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我们似乎觉得自己的历史就是个错误，把现实的所有困难都归因于历史。学习技术、革新制度、批判传统，我们曾经想废弃掉汉字，我们成功抛弃了我们自己的服装。我们可以这样推想，假如我们真正做到了彻底删除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我们会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当然，月亮还将悬挂在夜空，但不会再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那样的思念；沙漠也只是沙漠，但不会再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优美意境；晚霞、飞鸟都会有，但不会再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诗情画意。人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离开它人不能生存；但人更生活在文化意义之中，离开它人生将索然无味。人之所以活着，不仅仅只是因为生命，更因为意义，没有意义，我们真的很难坚持活下去。而意义正来自文化，没有文化意义的生活是纯粹动物性的。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即把别人的文化意义当成自己的意义，过圣诞，信上帝，不用筷子吃饭……努力让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西方人，但这是徒劳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西方文化也同样如此，千百年的积累，不是你想认同就能实现的，更让人悲摧的是，别人未必会认同你，别人更不会因为这个而尊重你！中国文化是我们存在于世的意义的基础，不论我们喜欢或不喜欢。俗话说，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的精神母体，失去她，我们将无所附丽。在这样一个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在这样一个三千年未有的挑战中，在这样一个万年尺度的社会大变迁（从农业社会到工商业社会）中，我们的文化正在转型，正在革新，也正在复兴。我们需要破除一些迷信，一些对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性的迷信。我们并不是要闭关自守，相反要进一步改革开放，既要对外，也要对内。作为一个伟大的文明，我们不能依附于人而存在，我们需要对世界文明有独特的贡献。我们不想取代谁，但绝对不想被谁所取代。的确，在学习西方与批判西方之间保持平衡非常困难。任何学习都必定是有所取舍的，不加甄别、不加选择的学习既不聪明，也不现实（包括对我们的传统也是如此）。邯郸学步式的学习是千古笑谈，希望现实中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以上是我编写本书的背景与出发点，有人或斥之为民族主义，我不能接受这样的指控。我所希望的是能够弘扬中国文化中美好的部分，希望所有中国人都生活在意义丰富、隽永、美好的环境中，希望中国文化能够历久弥新，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样的选择，就像西餐之外还有中餐一样。我尊重每一种文化存在的价值，也不拒绝向任何值得学习的对象学习。但是，如果把另一种文化凌驾于中国文化之上，视我们的（或自己的）文化如寇仇，那是我坚决反对的。有关主旨探讨文化基因，考古学可以做什么呢？考古学是一门以物质遗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简言之，就是研究物的学科，尤其是古代社会遗留下来的物。这也就决定了考古学具有两个特殊的长处。一是超长的时间尺度。人类数百万年的历史中，真正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过四五千年，文字资料较为系统的历史则更短，也就是说，人类超过99%的历史都是考古学研究的范围。于是，从长时段来考察也就成了考古学的长项。正所谓“风物长宜放眼量”，在长时段的考察中，我们更可能看清楚事物本来的面目与发展趋势。二是直接以物为研究对象。物是人类生产生活的直接载体，相比于文字资料，它直接、具体。我常说一句话：垃圾即真理。人们说的话未必真实，但是他们扔掉的垃圾则不会撒谎。从这个角度来说，物质遗存比历史文献还要真实。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利用物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与此同时，人们会赋予物以文化意义，反过来，人会被物所包含的文化意义所影响。在这样的情境中，人就是物，物就是人，研究物，就是在研究人，考古学由此可以深入到人们的精神领域，而不限于技术与社会层面的考察。从长时段来考察，可以发现文化基因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在人类文化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考察文化的演变中，我发现其发展至少有三个阶段，它与人类能力的成长密切相关。跟动物相比，人类一项特别突出的能力就是能够制造工具。当代动物学家，尤其是灵长类学家，发现其他动物也有一定的工具制造能力。但人类的能力并不限于制造简单的工具，而是有一整套的技术能力。抽象地说，就是向外求的能力，人能够利用与改造外在世界。当然，这种能力是从石器的发明开始的。当前，考古学已经把人类*早的石器追溯至距今300多万前，从简单的石片、砍砸器开始，发展到两面加工、形制对称的手斧，再到预制台面技术出现，按照规划打制出特定形制的石片，再到可以生产形制标准的石叶、细石器。石器技术越来越复杂，效率也越来越高。大约在距今30万年前后，人类祖先的语言能力有了突破，人类社会交往的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个转变称为“社会革命”。再到距今7万年前后，人类开始有了艺术品，这又是一个标杆性的发展，它表明人类文化有了精神内涵。从技术，到社会，再到精神，人类文化有了我们现在熟悉的完整面目。我们说的文化基因主要是精神层面的，所以，当我们说起文化基因的时候，*早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Upper Paleolithic）或非洲的石器时代晚期（Late Stone Age）。当然，这个时候，文化基因还只是雏形，对后世影响有限。对中国文化基因影响*大的是农业起源与文明的形成，也就是整个农业时代，因为农业（包括畜牧、游牧在内）是文明的经济基础。我曾经提出一个观点，中国是农业时代的幸运儿。人类适合驯化的主要动植物都分布在温带地区，这里物种数量虽不如热带丰富，但是种群的规模大，适合驯化，而且因为存在资源的季节性，也迫切需要能够提供储备的农业。把新大陆（人类进入晚，缺少可以驯化的动物）与南半球（非洲、澳洲土壤贫瘠，缺乏相应的物种）排除，就剩下欧亚大陆的温带地区，其中欧洲的温带主要为地中海占据，*后，有利于农业起源的区域只剩下西亚的新月形地带与中国的华北、长江中下游地区。尽管西亚的农业“软件包”（大麦、小麦、数种豆类、山羊、绵羊、牛等）要好于中国，但是这个软件包存在内在的矛盾，即作物农业与畜牧是矛盾的。中国的优势在于有华北（旱作农业）与长江中下游（稻作农业）两个面积更加广大的农业起源中心，农业的内部结构不存在西亚那样的矛盾。中国与西亚的农业起源都始于1万多年前，对后世影响都很深远。在农业的基础上，两地都在距今五六千年前后形成了文明。以西亚农业为基础的文明，包括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印度河文明都发展中断，而中国文明绵延不绝，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有两大农业起源中心，有更加巨大的缓冲空间。也正因为面积广大，中国文明的形成就不是一个由单点发生而后向周边扩散的模式，而是群星璀璨，逐渐向中心辐聚，逐渐融合。换句话说，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早的中国文明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不是我们后来熟悉的以中原为中心的文明模式。距今八千年前后，在华北（包括北方边缘地带）、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了一系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围绕这些文化形成了若干个文化区，它们就是后来文明星光闪耀的地方。辽西孕育了红山、江汉孕育了石家河、长三角孕育了良渚、北方边缘孕育了石峁、巴蜀孕育了三星堆……中原反而不那么显眼，但中原地区农业基础更加厚实稳定，在周边文明的实验结束之后，这里崛起了真正长盛不衰的文明。这些早期文明的实验有的侧重宗教礼仪（如红山），有的侧重水生资源利用（如良渚），有的侧重农业生产（如中原），还有的可能侧重商路交换（如石峁）……所以，我认为所谓中国文明起源不是仅仅指某个中心化政权的形成，而是一个体系的形成，这个体系向外与周边更大范围的群体交流互动，向内逐渐形成了“逐鹿中原”的趋势。一万多年的农业时代，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它们给当代中国文化留下了难以抹除的深层结构，尽管经历近现代的革命改造。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文化基因，它们嵌入在我们的精神文化中。如今的中国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剧变，中国从一个传统的小农经济已经让位于现代化的工商业；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城市正在取代乡村；相对而言，精神层面的文化有更好的稳定性，不过也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历史上，不论朝代更迭，天下分合，中国文化传统的一致性一直得以维系，并未因为存在少数民族政权、分裂割据的局面而有所改变。但是近现代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中国文化遭遇到关乎存亡的危机。在不少人的观念里，只要物质富足，国家强大，至于精神文化，那就“顺其自然”吧！实际上，没有精神领域的发展，要实现前两者是不可能的。19世纪初，中国的GDP还是世界**，但是其精神萎靡、力量羸弱， 成了列强争相宰割的肥羊。 一百多年后，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御敌于国门之外，以物质的极度贫困击退了世界上*强大的对手，中国人的风貌为之一新。我们是谁？是什么东西定义了我们？是我们的文化，尤其是其中的精神内核。当我们试图抛弃它，染黄我们的头发，改变我们的饮食器用，皈依人家的宗教信仰， 总之， 尽可能地模仿他们，努力地成为他们， 但是，我们能够成为他们吗？技术上世界可以统一，文化上应该丰富多彩，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文化呢？的确，我们的文化基因中有优秀的部分，也有属于糟粕的东西，更多的恐怕是中性的，在条件适宜的时候，就会发生作用。如果我们简单地将其抛弃， 那么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可以立足的基础。上万年的农业生活给中国人留下了勤劳的美德，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给中国人留下了文化包容的优点。我注意到，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中国文化向外求的能力并不那么突出，至少比不过西方。我们在向内求方面，也不是特别注重，中国文化的宗教气氛并不浓厚。但是，我们在向社会求这个方面绝对是世界的翘楚，我们在偌大的国土上形成了一个广泛认同的民族。有人说，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某种意义上说，这句话是正确的，自古以来，“中国”更多是一种文化上的称谓。这种文化以极其强大的包容能力，把不同背景的人群熔铸成了“中华民族”。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看看当代的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就会发现我们的这项文化能力确实不同凡响。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中国各个地方相互协助，众志成城，取得了非凡的成绩，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正有我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奉献精神。这些是我们优秀的文化基因，为什么要放弃呢？历史虚无主义会让我们失去我们曾经拥有的美好的东西，让我们失去自信，失去自我，失去存在于世的根本。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这里需要先回答一个问题，我们的文化基因是如何传承的？许多人会说，是通过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传承。泛泛而言，自然没有错。具体又是如何传承的呢？有人会说，言传身教。当然，这是传承的重要方式，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文化*重要的载体――物质世界。物是生产生活的载体，在漫长的历史上，人不断赋予物以文化意义，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有文化意义，我们就生活在物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中，为之所熏陶，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山水草木尚且如此，更何况人造之物！文化的传承，自然也包括文化基因的传承，都离不开真实的物。一方面需要我们阐释并发扬其意义，另一方面需要我们保护它，遗留下来的古代物质遗存，也称为文化遗产，承载着文化意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旦将其破坏殆尽，我们的文化传统将无所依附。研究与保护文化遗产，这正是考古学的职责所在、意义所系。考古学不是一门直接研究社会现实问题的学科，它的着眼点是遥远的过去，好像严重脱离现实，好像是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其实不然，它关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命脉，是建设当代中国文化的生力军，是我们真正确立文化自信的基础。写在*后能在2020年完成这本书，我感到一种幸运。尽管我从来没有刻意要赶上这个时刻（这也不是刻意就能实现的），但是冥冥之中似乎有那么一点契合。在学术上，我们通常称之为“时代精神”，时代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尽管可能还只是一些端倪，我有幸与之邂逅。在现实之中，本书幸运邂逅到人大出版社的同仁，尤其是王琬莹女士。感谢她的鼓励与邀请，感谢人大出版社同仁的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