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多文明世界的发现

东瀛之石，可以攻玉 （推荐序节选） 石泽的《东南亚：多文明的发现》（以下简称《东南亚》）是一本通俗读物，而非学术研究专著，行文与语气也都是面向一般读者。书名虽然称为“东南亚：多文明世界的发现”，但实际上只是一部柬埔寨古代史，而且主要是9—15 世纪吴哥王朝的历史，对东南亚其他国家和柬埔寨历史的其他时期或一带而过，或略而不详。但无论如何，本书*大的贡献就是把作者自己多年潜心研究吴哥历史的成果以通俗的形式展现给读者，向大众普及有关柬埔寨历史的知识。《东南亚》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通史类的著作，没有按照朝代、国王系统地论述柬埔寨的历史，而是突出柬埔寨历史的某些断面。这样安排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不被大量的史实所束缚，而能就作者感兴趣的方面进行详细描写和讨论。 本书的十二章中，石泽使用八章之多的篇幅来讨论吴哥王朝历史的方方面面，从作为吴哥繁荣之根基的各种各样的水利灌溉设施，到吴哥王朝的政治、社会、军事、法律、经济，以及宗教、精神价值体系和美术思想，都进行了详细全面的描述和讨论。吴哥社会中各种各样的职业和阶层，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在石泽的笔下，既有国王建寺征战的文治武功，也有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 既有高棉占城军队血雨腥风的殊死鏖战，又有趁店主打瞌睡之际盗窃东西的顽童；既有婆罗门帝师对王子的谆谆教导，也有寺庙童僧的琅琅书声；既有王室选妃娶妻的庄重，也有村妇捣米煮饭的日常；既有首都集市上吆喝叫卖、讨价还价的男女老少，又有森林里上蹿下跳、追逐嬉戏的珍禽异兽；既有高棉人的杂耍摔跤，又有中国人主持的斗鸡赌博。阅读《东南亚》，仿佛是在观看一部黑白纪录片，时光倒流，人们回到了9—13 世纪的吴哥，就像1296 年访问柬埔寨的周达观那样，亲身体验高棉帝国的宏伟壮阔、繁荣富强，目睹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石泽论述吴哥遗址及其功能，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足见其深厚的功底。书中插图、地图和表格都让读者对吴哥帝国的宗教建筑、水利设施与贯穿全帝国的石桥、道路及其配套设施（例如医院和客栈等）等一目了然，大大便利了读者对本书内容的理解；以碑铭资料来还原法律机构和制度，对各种刑法进行介绍，其所举案例真实生动；对吴哥各种各样美术风格的观察细致入微，剖析深刻透彻：既有对雕像胖瘦、发型的有趣评论，又有对高棉宗教雕刻精辟独到的分析，证明作者多年研读碑铭、潜心调查的深厚功底，绝非东挪西抄、人云亦云。 研究东南亚历史的学者既强调外来文化对该地区的影响，又不忽视本地文化的包容能力和地方特色。石泽在指出印度文明对柬埔寨深刻影响的同时，也非常强调吴哥文化的独特性。例如，有关吴哥王朝的法律，他指出，“柬埔寨虽然从印度引入了‘死刑’的概念和用语，但实际上却似乎没有作为极刑的‘斩’‘绞’等死刑”；谈及柬埔寨的美术时，他又强调其独创性：“吴哥的雕像受到很多印度佛像的影响自然是既成的史实，然而从整体上看，它仍保持独特的倾向。例如，柬埔寨在佛像制作过程中，避开了印度教中恐怖、肉欲或令人害怕的方面，换成了柔和的表情。他们只选取与自己感性相吻合的题材制成雕像。”佛陀与娜迦组合的坐像也与印度雕像的风格迥然不同，表现出特有的高棉造型。石泽还引用法国美术收藏家在1875 年对高棉艺术的评论，即“高棉人创造出的雕像是高水平的作品。他们对印度雕像再次塑造，*终转变为当地独特的平静优雅的美术样式。……这些雕刻作品明确展现出高棉人独特的感性，因此，我们不可能把柬埔寨古寺中放置的雕像与印度雕像混为一谈”，进一步强调高棉人的聪明才智和创新精神。正如石泽所说，受印度文化影响的柬埔寨创建了印度所没有的、别具一格的吴哥窟。的确，吴哥佛像那种宁静、深邃、睿智且神秘的微笑为高棉人所独具，令人倾倒叹服。 《东南亚》从一至八章，读来如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似涓涓流水，缓缓流淌。而第九章《东南亚史视野下的吴哥王朝史》则是水到渠成，渐至高潮，读来引人入胜，妙趣横生。本章试图寻找吴哥王朝灭亡的真相，重新解释阇耶跋摩八世的毁佛运动，并将吴哥史和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历史联系起来。其中一个细节就是吴哥的青铜佛像和狮子雕像多方辗转，从高棉人到暹罗人，再到若开人和缅族人之手*后落户缅甸古都曼德勒的摩诃牟尼寺的传奇经历，彰显战争和宗教的关系以及与东南亚大陆地区之间的紧密联系。*后，石泽还试图以吴哥为例来揭示东南亚地区王权的统治艺术，即通过建造大规模寺庙和水利工程来提高国王的神圣色彩，“炫耀王权的力量”，弥补政权的脆弱和不稳定性。对吴哥王朝*后衰亡的原因，石泽也根据法、日学者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大致包括水利灌溉设施的破坏和废弃，宗教信仰的改弦易辙（上座部佛教代替印度教和大乘佛教），吴哥国王失去对土地权的控制，等等。 此外，在本章中石泽也对塞代斯和格罗利埃有关阇耶跋摩七世在位期间吴哥即开始衰落的论断提出质疑。两位法国学者指出阇耶跋摩七世大兴土木，建寺造庙，使得吴哥国力萎缩，元气大伤，高棉帝国也从此一蹶不振，国运不再。而石泽通过对阇耶跋摩八世井然有序的废佛运动的分析，结合周达观的文字记载，得出结论说：“在阇耶跋摩八世的统治下，国王的权威和日常政治发挥了相应的作用，都城富丽堂皇，国内物品流通正常。日常的政治发挥作用，王命就得以传达到全国各地。这样一来，村落也发挥着相应功能。”因此，石泽认为，吴哥王朝衰退的迹象在14 世纪后半叶才开始出现，这要晚于塞代斯和格罗利埃的推测，这也就是石泽提出的所谓对吴哥王朝末期历史的改写。这种观点不管对错，但勇于挑战权威、推陈出新的做法和精神是学术研究中*为宝贵的素质，而附和权威、因循守旧则会使学术缺乏生机、呆滞僵死。 石泽在第三章和第九章中对格罗利埃的“水利都市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并提及日本和其他学者的有关研究，使得读者能够清晰了解这个对吴哥历史意义重大的问题。吴哥王朝的水利灌溉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问题，格罗利埃在20 世纪70 年代指出，水利灌溉系统即是吴哥王朝兴旺发达的基础，但这些设施的毁坏也是其后来衰落灭亡的原因。这一论点一经提出，即影响巨大，虽然从者如云，但反对者也多（其观点是不存在国家统一组织起来的灌溉系统）。这场争论相当激烈，持续近三十年，孰是孰非，不分轩轾。但到了21 世纪初，这场论战似乎已经落下帷幕，因为自2007 年以来，越来越多的考古新发现支持格罗利埃的猜测。以澳大利亚、柬埔寨和法国三国为首的学者们（特别是Christophe Pottier、Roland Fletcher 和Damian Evans）所主持的“大吴哥地区考古项目”（Greater Angkor Project）自1999 年以来使用现代技术（特别是空中雷达遥感技术）证明在吴哥王朝的中心地区确实存在一个庞大而高效的水利灌溉系统。石泽《东南亚》一书初版于2009 年，尚未能够来得及采纳考古新发现，希望将来补充进去，这样就可以更加支持、补充格罗利埃的开创性观点。 《东南亚》的*后三章并非对柬埔寨后吴哥时代历史的系统叙述，而是从三个不同侧面来反映柬埔寨的历史。第十章主要讨论16—20 世纪天主教在柬埔寨的传播，而第十一章则是专门讨论1612—1632 年日本商人在吴哥窟留下的墨迹，反映在17 世纪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前日本与柬埔寨和东南亚频繁的商贸活动与人员往来。后一章尤其是为他国学者所不易撰写，所以读起来饶有趣味，丰富了柬埔寨对外交往的内容。本书*后一章即第十二章侧重二战以后日本与东南亚（尤其是柬埔寨）的关系，其中*大的亮点是石泽对战争以及对日本人对东南亚态度的评论。石泽对二战期间日军在亚洲所犯下的罪行毫不掩饰，并采取激烈的批判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