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未来中国经济:”十四五“到2035

文摘： “投资中国”与“中国投资” 中国高度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大规模引进外资。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投资环境、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吸引了大量外资，“投资中国”成为世界性的现象。即便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显著下降，并且中国引进FDI也有所下降的情况下，2019年，中国的FDI的净流入规模仍居全球第二位（美国居**位）。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21世纪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迅速，特别是在过去10余年中，中国一跃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国，2019年对外直接投资总规模位列日本、美国和德国之后的第四位。这就是说，“中国投资”也日益成为世界级现象。 不过，此处讨论的“中国投资”指的是把中国的储蓄转化为中国的投资，扩大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内需。所以，相应的话题就是如何扩大有效资本形成，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内需拉动作用。具体来说，以下几个方面是拓展投资空间的重点。 首先，新发展阶段的新增长极。这里，我把具有巨大投资空间的区域性发展机会作为增长极。这些增长极包括。按照国内版并双向推动的雁阵模型思路，以及一系列旨在促进区域协调和均衡发展的战略，如西部大开发、推动东北振兴、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等。这些战略既有延续的内涵也有新的任务，可望产生赶超发达地区的新势能和新势头。与此同时，东部地区加快现代化，以及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可以强化发达地区的规模经济优势和辐射力，实现技术和制度创新以及产业升级，也推动国内版雁阵模型的回移。 推动乡村振兴和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是未来需要按照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进行大规模投资的方面，旨在促进乡村产业兴旺和提升生活品质的建设，以及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公共品性质，也能带来直接的投资回报，或者通过产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改善带来间接的回报。乡村振兴的资金来源，除了国家必要的投入外，关键是要盘活农村资产存量，而新型城镇化的资金来源是从新市民的强大需求中通过市场渠道筹措。 其次，新发展阶段的新增长点。这里，我把具有巨大投资空间的产业和行业发展机会作为新增长点。为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相应的产业革命、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应对气候变化，以及探索动态比较优势，需要实施体现竞争原则的产业政策，特别是为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需要在低碳经济领域实施相关产业政策。其中， 在清洁能源、碳捕获、节能减排技术等产业领域都具有大规模和长期的投资机会。 此外，补齐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短板，打通国内经济循环中的堵点，也能形成新的增长极和增长点，具有巨大的投资潜力、社会效益和长期回报率。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来的公共卫生领域的短板，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特别是加强与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以及老年人医养结合和长期照护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 再次，针对创业者、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的需求，通过消除投融资机制不健全甚至扭曲、资金成本高、贷款通道不畅等缺陷，让它们更顺畅地获得所需资金，是拓展投资领域和支持创新创业的重要举措。在科技进步及其应用于生产的速度都加快的情况下，中小型企业往往是创新的主体，也是潜在的成功者。金融机构和银行应该借鉴互联网平台金融服务的技术和经验，打通经济史上从未实现突破的中小微企业贷款难题。 *后，消除导致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改善资金配置和使用效率，提高投资回报率。一方面，要推进生产要素供给的均衡化，例如，通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流动，同时实施统筹城乡的积极就业政策，挖掘劳动力供给的潜力；另一方面，通过教育深化和在职培训，增进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禀赋，提高劳动力市场匹配水平。此外，建立和完善对市场主体的奖优罚劣机制，及时处置无效产能和僵尸企业，对提高资本回报率也至关重要。 “中国制造”与“中国消费” 2019年，中国的人口数量占世界总人口数量的18.2%，中国的GDP占全球经济总规模的16.4%，中国的*终消费总额占世界消费总额的比重只有12.4%。三个占比之间仍然有很大的差别。全球GDP的占比小于人口数量占比，可见中国人均收入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但这个差距已经越来越小，很快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终消费占比与GDP占比的差距则标志着“中国消费”与“中国制造”之间的不对称，也亟待以消费赶超的方式予以弥补。 进一步说，在2019年世界全部制造业增加值中，有28.0%是由中国企业生产的，全球商品出口中有13.1%是中国贡献的。从一个角度来看，当时在世界经济继续徘徊于长期停滞、经济全球化处于低潮，以及供应链或多或少脱钩的环境中；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及消除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都要求持续扩大消费需求，用中国消费引导中国制造，提高中国制造的质量和效益。 经济增长需求拉动方式的转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一方面，投资长期以来在需求拉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快速增长也总是伴随着高投资率。例如，在过去20 年中，资本形成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是一种常态，并且GDP 的增长率与资本形成的贡献率高度正相关。另一方面，扩大投资常常被用来作为遭遇经济冲击（如出口萎缩）时的替代需求因素。例如，在过去20 年GDP 增长的需求因素中，资本形成贡献与净出口贡献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看到任务和挑战的艰巨性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在启动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方面，中国也有独特的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既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的优势保障，也是化解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和供应链脱钩带来的经济冲击的制胜法宝。可以从几个方面认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消费需求的现状、趋势和潜力。 首先，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消费市场规模超大的特点。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8 年*终消费总额，全球为62.6 万亿美元，中国为7.3 万亿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组，中国自2010 年就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的*终消费规模在这组国家中占比高达46.9%。虽然就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费水平来说，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但是由于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庞大，*终消费总额已经相当于欧元区国家加总水平的71.8%。 其次，更重要的是，中国消费规模仍保持着持续增长的趋势， 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充沛的后劲。2008—2018 年，中国的*终消费总额年均增长率高达8.5%，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3%）、其他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3%）以及欧元区国家平均水平（0.7%）。并且，中国还保持着*终消费增长快于GDP增长的势头。这种消费增长领先于经济增长的趋势是在过去10年中形成的。从*终消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来看，1998—2008年为0.903，2008—2018年提高到了1.072。随着新发展理念的进一步贯彻实施，预计这个领先趋势将保持下去。 *后，上述事实也标志着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因素的构成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即净出口、投资和消费）中，2018年*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6.2%，与2008年的44.2%相比提高幅度巨大，10年间平均每年提高3.2个百分点。在2018年的*终消费构成中，城乡居民消费占70.0%。 同时也要看到，在居民消费的构成中也存在城乡之间不平衡的问题。目前，接近中国人口40%的农村人口消费占比仅为22%，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势头还不对称。这说明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相比，面临更多的消费障碍。把超大规模消费市场潜力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增长拉动力，需要着眼于构成消费市场潜力的三个主要因素，其中需要针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短板着重用力。下面，我们基于经济正常运行和遭遇冲击两种情形进行简洁的概括说明。 **是人口因素，既取决于人口规模，也取决于劳动年龄人口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在正常经济增长时期，需着眼于*大限度地提高适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即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和扩大非农就业；在应对各种宏观经济冲击时，则要尽快让劳动者和创业者各就其位，让农民工返城返岗，恢复正常经济活动。 第二是收入因素，既包括居民收入水平，也包括各人口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在经济运行的正常情况下，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均有助于形成大规模的居民消费能力；在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和经济冲击时，则需要进行特别的收入扶助和消费引导。 保市场主体无疑是重要的，但是遭遇经济冲击时，市场通常也会淘汰很多过剩和无效的产能，以及生产率和竞争力低下的企业。经济学家常说不要浪费任何一次难得的危机，也就是说要抓住这个机会充分利用市场出清机制，取得不可多得的创造性破坏成果。 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一方面，政策并不能准确地辨别哪些市场主体应该得到保护，哪些应该任其消亡；另一方面，保市场主体与保居民就业和居民收入两者之间未必完全一致。撇开一些企业在领取稳企援岗补贴的同时仍然解雇员工这类情况不说，如果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减少了，预期变坏了，消费就会受到冲击和抑制，这时， 即使市场主体保住了，经济活动的复苏却孱弱乏力。因此，从稳定和扩大居民消费着眼，确定保市场主体和保就业的政策措施相互对应，可以在政策实施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三是供给因素，包括产出的数量、质量和供给品种。在经济活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应该着眼于推动制造业的设计、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在应对各种类型的冲击时，则要尽快推动以居民消费为对象的服务业率先复苏，特别是借助互联网时代的新平台、新模式和新业态，尽快形成超常规的商业便利性。 打破抑制消费的老龄化效应 2019 年， 中国有1.76 亿人口年龄超过65 岁， 占总人口的12.6%，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既带来挑战，也孕育着机遇。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都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我们应该善于与老龄化共存，把挑战转化为机遇。为此，需要把只争朝夕与久久为功两种精神状态相结合的任务，便是抑制老龄化阻碍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挖掘其潜在的新增长点。 把挑战转化为机遇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是打破人口老龄化抑制消费的效应，提高消费对社会总需求的贡献率，提升总需求与供给侧潜在增长能力的适应性。下面，我们结合一般规律和调查中获得的数据，逐一分析人口老龄化三种明显抑制居民消费的效应。 **，人口总量效应。就单个的人来说，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也就是说，有收入才能有支出。但是，在家庭共济的条件下，每个人无论是否工作都要消费，即便没有劳动收入的家庭成员，也同等地进行一般性的生活消费。一般来说，没有劳动收入的群体要么依靠家庭成员的收入，要么依靠社会转移性收入，或者依靠自身的储蓄，以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 但是，从一个方面来看，家庭统筹消费或分享收入的基础强弱，归根结底取决于有劳动收入家庭成员的人数，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把个人消费的结果汇总到全部人口后，仍然要遵循以下规律，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假设下，人口总量增加的话，消费就扩大；人口增长快的话，消费增长就快；人口增长减速的话，消费也会减速；人口总量减少的话，消费就萎缩。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结果如图9—2所示，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家庭成员分年龄的劳动收入和消费支出。劳动收入仅出现在20~60岁之间，在30~40岁之间达到*高水平，这是由于就业参与程度具有年龄别的差异。也就是说，劳动收入在年龄分布上是极端不平衡的，在人的整个生命周期形成一个陡然的倒U 字形曲线。 然而，在每个年龄段，家庭成员的消费差异并不十分明显，甚至可以说消费与劳动收入的正相关关系并不显著存在。多劳多得这个原则，在家庭这个共同体中并不起支配作用。在以下的分析中， 我们将一步一步地，在中国家庭强烈的利他主义倾向中，同时揭示居民消费遇到的现实障碍。 第二，年龄结构效应。已有的研究认为，消费水平倾向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国际上也有研究发现，临近退休和已经退休的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趋于降低。在发达国家，这个现象与人们随年龄增长收入和财富得到积累的情况相悖，所以被称为“退休消费之谜”。从中国人口的年龄与消费关系看，也有消费能力和边际消费倾向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弱的趋势。不过，这种现象在中国的情形下却算不上是一个“谜”，因为老年人收入是明显降低的，消费水平变化与收入水平变化的轨迹相一致。 然而，如果深入分析调查数据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前述年龄结构效应的表现比表面上的逻辑要复杂得多。如图9—2所示，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消费支出水平都是随年龄递减的。在少年儿童阶段，虽然没有劳动收入，却是消费支出*高的。这反映了两种当前中国特有的现象；其一，在少子化特别是独生子女占孩子比重很大的条件下，孩子对家庭来说十分金贵，家长舍得为孩子花钱；其二，市场也好，不应该市场化却利欲熏心的有关组织也好，对此做出的反应是，引导性产品和服务花样迭出，致使家庭要承担高昂的养育和教育费用。 处在就业阶段的家庭成员虽然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挣取者，却未必在消费支出上面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的家庭成员。正如俗话所说：这个人群处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境地，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为孩子花钱和赡养老人都是他们的义务。此外，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支出，以及子女上学、家庭成员生病、自己的失业和退休，都是回避不了的后顾之忧，使他们不得不进行预防性储蓄。 其中，受老龄化日益加速和加深的影响，就业群体面临当下和未来的双重负担。一方面，在现收现付制度下，他们要缴纳养老保险，即时支撑着当前的养老金给付；另一方面，在预期人口抚养比显著提升的情况下，他们也不可能完全寄希望于未来的养老金缴费者，只好在可能的情况下增加家庭储蓄，或者为了储蓄保值，勉为其难地购买资产。 如图9—2中所示，家庭中尚处于就业年龄段且年龄偏大的那部分成员，或者借用一个并没有失去针对性的说法——“40—50”人员，陷入了一种劳动收入和消费支出双双下降的窘境。这恰好说明，在未富先老的条件下以及在抚养比提高的预期下，劳动年龄人口面临诸多不能放手消费的现实制约。 中国的退休群体，或者广而言之中国的老年人，的确表现出消费能力和边际消费倾向都趋于降低的情形。在图9-2 中，把60 岁及以上家庭成员的医药支出剔除后，可以看到这个群体是各年龄组中消费水平*低的，并且呈现出消费支出随年龄增长递减的趋势。 这种家庭成员在劳动收入与消费支出之间的不对称，以及消费随年龄递减的现象，完全可以放大为整体人口的状况。由于整个人口的收入和消费关系无非是家庭共济和社会政策的共同结果，因此，我们在全部人口这个层面也可以得出从家庭调查中观察到的同样的结论。 第三，收入分配效应。在存在较大收入差距的条件下，社会总收入的较大部分为因没有足够消费需求而只能扩大储蓄的高收入群体获得，与此对应的是，低收入群体由于不能获得足够的收入，他们的消费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两相对比，收入差距造成社会整体消费不振和过度储蓄的结果。可见，收入分配越不均等，消费需求越是受到抑制。 这个效应看似与人口老龄化关系并不大，但是由于收入分配状况受人口变化以及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影响，而且老龄化具有放大收入分配效应的作用，所以将其作为老龄化抑制消费的一种效应并不算十分牵强。 借助表9—1，我们可以理解收入分配状况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总体来说，消费能力是由收入水平决定的，但是边际消费倾向并不与收入水平成正比。我们可以看到，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低，挣的钱花不掉，所获得收入的很大部分必然用于储蓄，其高储蓄率必然主导整个社会的储蓄率。相反，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储蓄率较低，对社会整体的消费—储蓄关系影响却十分有限。因此，在存在较大收入差距的条件下，社会总收入的较大部分为富裕群体获得，与此同时，相对贫困的群体却未能获得足够的收入，以充分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并且由于社会保障水平和覆盖率与收入水平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所以低收入家庭往往还要进行预防性储蓄。结果便是居民消费受到抑制，造成总需求不足的情形。 由此可见，如果收入分配状况得到改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占人口比重显著提高，则会产生扩大消费需求的明显效果。由于这种情况既缩小收入差距、增进社会公平正义，又扩大居民消费，保持社会总需求的不断提高，有利于经济增长，所以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具有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