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札记(周勋初文集)

清代初期的学者还曾见过几种不同的宋本《韩非子》。冯舒（字己苍）、朱锡庚（字少白）都曾见过宋本，只是这些书籍很早就失传了，故而发生的影响不大。乾隆、嘉庆时李奕畴（字书年）所藏的一部宋乾道黄三八郎刻本《韩非子》，后来也失传了，但有很多学者见过此书，利用它做过研究工作，并有影钞本和影刻本传世，所以发生的影响很大。 张敦仁（字古馀）在扬州府台衙门任职时借得李书，曾命人影钞一部，并请顾广圻（字千里，号涧）覆勘一过。顾氏于卷五书有跋语二则，卷末书有跋语一则，这三则跋语都收入了《思适斋书跋》，但这部影钞本却一直不为世人所知。因为此书后为结一庐所收藏，但《结一庐书目》四卷附录一卷、《别本结一庐书目》一卷都没有记载。结一庐主人朱学勤死后，藏书传给长子朱澂，后又给了学勤之婿张佩纶。张氏没有书目传世，故而此书存殁仍然不为世人所知。据张氏《涧于日记》记载，结一庐藏书转给他时已到光绪中期之后。积学斋主人徐乃昌也喜欢藏书，熟悉书籍流通，故而借读过此书，其他见过此书的人可能就不太多了。此书现为上海图书馆所收藏。卷首《韩非子序》一页上盖有四方印章，顺次为“徐乃昌读”（朱文方印），“古馀珍藏子孙永宝”（朱文长方印），“葆侯”（白文方印），“广圻审定”（朱文方印）。书套的签条上署“景宋乾道本韩子四册二十卷顾千里跋涧于草堂藏”。涧于草堂为张佩纶的书室之名。此书流传经过约略如此。 张敦仁影钞宋刻之后，全椒吴鼒（字山尊）也借到了李书，影钞一部，后又据以刻出，即世所云吴鼒本《韩非子》是也。此书上板时多所改动。按《韩非子》*得宋刻之真者当推述古堂影钞本宋乾道黄三八郎《韩非子》（即《四部丛刊》本）书末所附的七叶样张，拿这七叶文字和吴、张二本对勘，吴鼒影刻本改动者达十八处之多，张敦仁影钞本仅两处点划有出入，可见张敦仁影钞本态度郑重，照录原书，甚得宋本之真。又以《解老》篇为例，将张敦仁影钞本与吴鼒影刻本对勘，不同者有二十处之多；再用述古堂影钞本对勘，则有十八处文字同于张敦仁影钞本，两处文字同于吴鼒影刻本，此亦可证张敦仁影钞本近于宋刻之真，吴鼒影刻本则改动颇多也。 吴鼒影刻本《韩非子》是在顾广圻的主持下刻成的。李兆洛《涧顾君墓志铭》曰：“孙渊如观察、张古愚太守、黄荛圃孝廉、胡果泉中丞、秦敦夫太史、吴山尊侍读皆深于校雠之学，无不推重君，延之刻书。为孙刻宋本《说文》、《古文苑》、《唐律疏义》，为黄刻《国语》《国策》，为张刻抚州本《礼记》、严州本单疏本《仪礼》，为胡刻《文选》、元本《通鉴》，为秦刻《盐铁论》、扬子《法言》、《骆宾王集》、《吕衡州集》，为吴刻《晏子》《韩非子》。每一书刻竟，综其所正定者为考异，或为校勘记。”（《养一斋文集》卷十一）《韩非子》后附《识误》三卷，也就是这书的校勘记了。黄丕烈《百宋一廛赋注》云：顾氏“持论谓凡天下书皆当以不校校之”，论者每称顾氏校书不轻改字，但从《韩非子》一书看来，却是校改颇勤，说明不轻改字云云并不是指文字的数量而言的。 清末仁和许增刻“榆园丛书”，在《唐文粹》的“缀言”中说：“校雠之学二涂：一曰求古，二曰求是。求古者，取宋元旧本，一一覆写，期于毫发无遗，并旧本显然谬误，及俗书如‘国’‘圣’之类，亦必沿袭，以存其真。求是者，寻求原本，搜采群籍，舍短从长，拾遗补缺，以正未刻以前写官之误，既刻以后椠工之失，求心所安，以公同好。”可以说，顾广圻覆勘张敦仁影钞本时采取的是“求古”的态度，主持刻印吴鼒影刻本时采取的是“求是”的态度，只是由于张敦仁影钞本的长期湮沉，以致人们误将吴鼒影刻本认为“求古”之作了。一般说来，顾广圻改动的文字属于显然的误字和衍脱之处，但他还是应该在校勘记中说明一下，让读者能够由此进窥宋乾道黄三八郎原刻的本来面貌才好，只是他不作任何说明，总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吴鼒影刻宋乾道本 吴鼒影刻宋乾道本《韩非子》是清代著名的精刻本。据徐康《前尘梦影录》卷下记载，此书由书法名手许翰屏写样，刻工则在书中留下了名字，是为镌刻名手江宁刘文奎、文楷兄弟。况且任校雠者为声誉隆甚的顾广圻，出资刊刻的是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很高的吴鼒。这样一部精刻本，从内容到形式，可谓极一时之盛，自然受到人们重视。行世之后就逐步代替了赵用贤本的地位，随之翻刻的本子也很多。 吴鼒曾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刻过《晏子春秋》八卷，嘉庆二十三年刻成《韩非子》二十卷后，二者又称“韩晏合编本”。道光乙巳（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扬州汪氏重镌二书，署称“宋本校刊韩晏合编”本。（勋初按：《晏子春秋》实依元本校刊）此书刻印很精，几可乱真，只在个别地方文字有所改动。 日本在弘化二年（即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有覆刻吴鼒本出现，题识“善庵先生阅，修道馆藏”，前有江户朝川鼎氏所撰序文。书内很精细地翻刻了吴鼒的序文，但后面的正文则已根据彼邦人士阅读上的需要，用假名分句读，因此此书实际上已是一种重刻本了。 光绪元年（1875）浙江书局刻《二十二子全书》，其中的《韩非子》也是根据全椒吴氏的覆宋乾道本刻出的，书内署明“光绪元年浙江书局据吴氏影宋乾道本斠刻”，与吴本文字上出入颇大。只是浙江书局本经过整理，便于阅读，而且后出易得，故而流传很广，据之翻刻翻印的人很多，有人也就根据它做研究工作了。由于浙江书局本具有这样的特点，读者阅览所谓乾道本《韩非子》时要注意两种情况：一是后来印行《韩非子》的人虽然大都标榜根据吴氏影宋乾道本翻刻，实际上却往往是根据浙江书局本重印，例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新化三味书屋刻的本子就是这样。其后一些石印本或铅印本，也常根据浙江书局本重印，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本就是这样。另外一种情况是近代一些整理《韩非子》的著作，虽然大都声称以吴鼒本为底本，然而往往采用浙江书局本顶替，这种作风自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起就已如此。后人援用这类著作的考订成果，*好覆核一下吴鼒本原书，以免以讹传讹。 述古堂影钞宋乾道本（《四部丛刊》本） 此书原藏清初钱曾（字遵王）述古堂，历经季振宜、黄丕烈、汪士钟诸人收藏，是一部非常名贵的钞本。此书依据的底本也是宋乾道黄三八郎刻本，黄丕烈曾用李奕畴家原藏的一部乾道刻本互校，把他发现了的、并认为有校勘价值的不同之处用朱笔过录在影宋钞本上。而他用朱笔改过的正文，有些在书眉上标明，有些则未标明，其后留庵（孙毓修）将黄氏未标明者用墨笔写在小签条上，粘在书眉上。孙氏并在字旁加圈以示区别。《四部丛刊》本据之影印。只是《四部丛刊》本没有套色，因而还不能把原书的面貌逼真地再现出来。 黄丕烈还曾“以别纸影钞宋刻（李氏藏本）之真者附于末”，这就是二十卷正文之后附录的七叶文字，在校勘上有很高的价值。 《道藏》本 《汇刻书目》第二十册上说《道藏》有南、北之分，后人大都沿袭其说。刘师培《读〈道藏〉记》曰：“迄于咸〔丰〕、同〔治〕之际，南《藏》毁于兵，北《藏》虽存，览者逾尠。”王先慎在顾氏《韩非子识误序》后加按语说：“《藏》本有南、北之分，故顾氏与卢〔文弨〕氏所校多不合。”二人言之凿凿，似乎信而有据，然而根据陈国符的追本穷源实地调查，发现上述说法没有什么根据。这类说法大都是从道士口中传出来的。道士学识高的不多，夸诞之风却很严重，后人据之立论，多半要上当。 我们平时所说的《道藏》都指刻于明代正统九年至十年（1444—1445）的那一种书。《道藏》原为梵夹本，道光年间又重配了书套。全《藏》以《千字文》为函次，《韩非子》编号为“匪”“亏”二字。半板五行，行十七字。1925年上海涵芬楼曾据以影印。原书左右无边栏，涵芬楼影印时为方便读者查检，于上端边栏外加书名和页码；书后原有白云观的印记，影印时略去。这书不用又称“李瓒注”的旧注，而用谢希深注。 明代还有两种名为“十行本”的《韩非子》，向为藏书家所珍视。士礼居曾藏有一种，每半叶十行，行大字二十。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卷三曰：“去年在坊间购得此刻，取所校张〔鼎文〕本核之，多合，固知其为善本也。然究未知其本之何自出，爰假贞节堂袁氏所藏《道藏》本手校一过，见卷中有同卷字，又有‘亏四’记号，乃知亦自《道藏》本出，故大段尚好，惟字句间有不同，想是校改重梓所致，与《道藏》犹不尽合。”说明这是明代的一部《道藏》重刻本。 其后巴陵方氏又得到了一部类似的书，方功惠（号柳桥）跋曰：“每半叶十行，行大字二十，注双行，卷首载小传、评语，无刻书年月序跋。”《碧琳琅馆藏书目录》“子部三·法家类”有“《韩非子》二十卷四本”，可能就指这书。方氏原来不知这书性质，后来看到黄丕烈的题跋，对照书中“亏四”的记号，方才了解得到的也是一种《道藏》重刻本。但他没有看到黄氏所藏原书，而又以为二书属于同一版本，却是犯了臆断的错误。因为黄本有鱼尾，字体作方形；方本无鱼尾，字体作长方形：版式字体都不同。又方氏藏本行二十一字，而他为了牵合黄本，也说成是行二十字，可见这类错误都是由于先入为主不尊重事实而产生的。岛田翰定十行、二十一字本为万历中所刻。二十字本的字体看来也已到了嘉靖之后，但不知在二十一字本之前抑或其后? 顾广圻在张敦仁影钞本书末跋云：“此《韩子》从乾道改元中元日黄三八郎印本影钞者，乃今日之*古者也。《道藏》匪字、亏字号所有即出于此，而脱落不完，又间有窜易处。”其实《道藏》本文字上出现的一些问题，正保留着古籍的原始面貌，说明此书还没有经过多少窜易。宋乾道黄三八郎本中也有显然的错误，《定法》《显学》等文中有大段脱落，《道藏》本中却保持完整，可证二者乃是两种系统不同的本子。顾广圻佞古成癖，见到一种宋本之后就想把它定为该书后起一切版本之祖，而没有考虑到各种版本之间的异点，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陷于主观武断，结论并不可信。陈国符说：正统《道藏》虽系明刻，渊源来自宋代的政和《道藏》。明代编刊正统《道藏》时，根据的是各处宫观中所存的元刊残藏；元刊《玄都宝藏》根据的是金代所刊的《大金玄都宝藏》，而金藏根据的正是政和《道藏》。参看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历代道书目及《道藏》之纂修与镂板”内“明刊《道藏》”部分，中华书局1949年版。看来金、元、明三代的道士不大可能去搜集一本黄三八郎刻本《韩非子》编入《道藏》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