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考古研究(四)

成都平原史前聚落分析* 　　江章华 何锟宇 　　一、文化变迁 　　成都平原发现*早的史前遗存是200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什邡桂圆桥遗址下层发现的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文化遗存，暂称“桂圆桥一期遗存”。该遗址位于成都平原西北边缘，靠近龙门山地带。考古发掘出了房址、灰坑，出土有陶器、石器。陶器主要是夹粗砂、夹石英的厚胎红陶、红褐陶和黄陶。火候较低，手制特征明显。主要装饰粗绳纹、附加泥条箍带纹，器物口、底流行饰绳纹。器类见有大口深腹缸（罐）、敛口平底钵、带鋬器、矮圈足器、纺轮。此外，还发现了细石器［1］。该文化的特征与岷江上游以茂县营盘山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十分相近。 　　近年大邑高山古城遗址下层和宝墩遗址下层发现少量早于宝墩文化，晚于桂圆桥一期的一类遗存［2］。目前出土的遗物以陶片为主，较为残碎，多数器形不可辨识。陶器器形相对单一，主要是窄沿侈口罐、矮领罐、盆、钵等，以罐类多见。夹砂陶纹饰中以绳纹的数量*大，而其中又以交错呈菱格状的为多。附加条带状堆（箍带）纹较多，具有代表性。泥质陶普遍盛行装饰细线纹。上述特征与宝墩文化一期陶器的装饰风格略有不同。罐类器多作窄仰折沿、斜弧腹，与宝墩文化罐类器多宽沿鼓腹情况也有所区别。这类遗存的特征既与桂圆桥一期具有一些相似特征，也与宝墩文化具有一些相似特征，故此类遗存明显属桂圆桥一期与宝墩文化之间的过渡性遗存。 　　宝墩文化时期是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发现遗址*多、文化认识也较为清晰的阶段。1995年以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现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先后在成都平原上发现了新津宝墩、温江鱼凫村、郫县（现郫都区）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和紫竹古城、大邑盐店、高山等8座史前时代的古城址，并发现了一大批同时代的古遗址（图一）。这些遗址具有相同的文化特征，其中以宝墩古城遗址发掘*早、遗址面积*大、*具有典型性［3］。该文化集中分布在成都平原，它与川东、川北、川西北的同时期文化有一定联系，在富饶的四川盆地中心地带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 　　图一 成都平原重要遗址分布图 　　宝墩文化的主要特征是：陶器分泥质陶和夹砂陶。夹砂陶多掺入白色石英砂，陶色分灰、褐、外褐内灰等。泥质陶分灰白、灰黄、褐灰等，以灰白陶为特色，还有一定数量的黑皮陶。陶器纹饰丰富，夹砂陶的纹饰以绳纹为主，以斜线或网状饰于器壁，其特别之处是在器口上和口内壁也常饰密集的绳纹。泥质陶的纹饰种类繁多，以划纹、戳印纹、弦纹、附加堆纹为主，以划纹中的水波纹和平行线纹为特色，常饰于陶器颈部。器形特征是：口部多呈现宽沿、大翻口、花边口风格；主要是平底和圈足器，不见三足器和圜底器。代表性器物有绳纹花边口罐、盘口圈足尊、敞口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壶、宽沿平底尊、宽沿盆、钵、浅盘豆等。宝墩文化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以斧、锛和凿为主，有少量刀、铲、镞、矛，均为通体磨光，形体呈小型化特征，其中石凿磨制更为精细规整。该文化可以分为四期。宝墩时期的人们以种植水稻为主，也种植少量的黍和粟，可能也食用一些野生的豆类，如野豌豆、野豇豆［4］。渔猎采集活动所获作为食物的补充，家畜比例低，目前仅见少量家猪骨骼。 　　宝墩文化与营盘山新石器文化和什邡桂圆桥遗存有许多相似的特征。例如，陶器制作均主要为泥条盘筑和手制，高领器的颈、肩、腹黏接，在器内留有明显的黏接痕，夹砂陶器的器底为地包天二次套接；夹砂陶器绳纹中有交错菱格风格；在夹砂陶器的器底多有绳纹装饰，口沿多以绳压花边装饰和波浪口，这些都是二者的共同特征。宝墩文化中偏早阶段所见的泥质陶罐腹部先拍绳纹然后再用慢轮抹出数道弦纹的做法在营盘山很常见。宝墩文化偏早阶段所见的带瓦棱纹的黑皮陶在营盘山遗址中也有发现；都盛行小平底器，还有圈足器；宝墩文化中的高领罐与营盘山的高领罐应该有关系；宝墩文化的夹砂陶的花边口沿罐与营盘山的花边口沿罐也应有关系；宝墩文化偏早阶段的圈足风格与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圈足非常接近［5］。 　　二、聚落分布 　　从聚落的分布来看，宝墩文化三期以前的聚落多分布于平原北部、西部至西南靠近平原边缘地势相对稍高的地带。目前成都平原发现*早的史前聚落什邡桂圆桥遗址位于成都平原的北部边缘。大邑盐店古城属宝墩文化一、二期，高山古城下层发现有介于宝墩文化与桂圆桥一期文化之间的遗存，上层文化属宝墩文化一、二期［6］，两处遗址所在地理位置为成都平原西南边缘地带。都江堰芒城遗址［7］地处成都平原西部边缘，西距青城山支脉药王山仅2.4千米。宝墩古城［8］所在的新津县处在成都平原的西南部边缘。成都平原腹心地区的新都、郫都、温江等区域，目前发现的宝墩文化聚落年代均在宝墩文化三、四期，还未发现一处宝墩文化一、二期的聚落。 　　宝墩文化聚落与桂圆桥一期相比数量剧增，宝墩文化一、二期的聚落目前发现还比较少，只有主动考古调查发现的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崇州紫竹古城、大邑盐店和高山古城，如果算上三星堆遗址，共有6处，均是较大型的聚落，中小型聚落发现极少，只有什邡桂圆桥遗址包含宝墩文化二期左右的遗存。至宝墩文化三、四期，聚落数量明显激增，除考古调查发现的大型聚落（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双河古城等）外，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发表材料的发现于基本建设中的小型聚落约有35处，在笔者统计的发现于基本建设项目中的64处先秦遗址中，所占比例为54.7%。从2005～2009年中美合作“成都平原聚落考古调查”项目的抽样调查情况看，在郫县、温江等区域，宝墩文化三、四期的聚落分布十分密集。按照考古工作做得比较全面的成都高新西区的宝墩文化三、四期的遗址密度计算，成都平原腹心区域每7平方千米左右就有一处宝墩文化的遗址。 　　从目前的考古材料分析，宝墩文化当源于岷江上游以营盘山新石器文化为代表的一类文化［9］。从生业形态来看，营盘山新石器文化阶段农作物主要是粟和黍［10］，桂圆桥一期H43浮选的粮食作物中，黍的数量占据了绝对优势，另有少量的苋科和粟，未发现水稻。水稻的出现大约在一、二期（宝墩文化）之交，到二期偏晚阶段，水稻占据了绝对优势，仅有零星的黍、粟伴出［11］。宝墩遗址2009年的浮选分析显示，在所有的炭化植物种子中，稻谷种子的数量为196粒，占19.6%，并且几乎在所有时期的地层和遗迹单位中都有发现；粟的数量为23粒，占2.3%，且集中出现在宝墩一期的地层和遗迹单位中［12］。综合分析推测：成都平原的古代人群*初是从岷江上游逐步迁徙下来的，他们*初只会种粟，这是岷江上游人群的传统农业。*初进入成都平原时，他们主要活动在平原北部、西部至西南靠近山地相对较高的边缘地带，人口少，聚落小。而平原腹心地区多河流、沼泽，不适宜种植粟。到了距今4500年前后的宝墩文化初期，长江中游的水稻种植技术传入成都平原，这时他们开始在适宜种植水稻的环境中小规模种植水稻。随着对成都平原多水环境的适应，人口逐渐增多，需要不断拓展新的生存空间，于是人群逐步向平原腹心地区移动。到了宝墩文化的中晚期，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区出现了大量密集的聚落。由于水稻的种植，食物有了保障，人口增长，聚落密度增大，必然带来群体间的相互竞争，结果会促进群体间的结盟与整合，使社会向更复杂的方向演进。 　　三、聚落规模与结构 　　桂圆桥一期遗存的聚落目前只发现桂圆桥遗址1处，该遗址分布面积虽然近3万平方米，但包含桂圆桥一期、宝墩、十二桥等文化遗存，而“**期文化遗存分布范围却十分有限，仅零星分布于遗址南区。由于受到遗址中古河床摆动和晚期人类活动的严重干扰，揭露的**期文化聚落中的布局也不甚清晰”［13］。由于报告并未说明南区的面积，因此无法准确判定**期遗存的分布面积，据发掘者见告，一期遗存大约只有几百平方米。宝墩文化时期的聚落规模明显扩大，出现了大型聚落，*大的宝墩聚落面积达276万平方米［14］，*小的都江堰芒城也有10万平方米［15］，郫县古城和温江鱼凫城有30多万平方米［16］，这些大型聚落多有夯土围墙。也有不带夯土围墙的大型聚落，如新都陈家碾遗址，面积达60万平方米，目前被小河道分隔成四片（陈家碾、李子林、上陈家碾、赵家河坝）［17］，这些小河道不排除是后期形成的可能性。一般小型聚落面积多在几千至1万多平方米。大型聚落的城墙现在保存*高的地方大约为5米，宽可达20米。其夯筑的方法为长江流域同时期修筑城墙所共同采用的一种方法，即边堆土边夯筑、拍打的堆筑方法。城墙都是按地势修筑，一般筑在台地的边缘，这样城墙虽不高，但在城外却显得城墙高耸。部分遗址如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遗址等还筑有双圈墙，内外墙之间便形成了一条很深的城壕。由于就地势筑墙，所形成的城与台地和附近的河流方向一致，为西北—东南向。这成了以后成都平原建城的基本方式，三星堆古城和后来的成都城也是西北—东南向，非正南北向，就是因地势筑城的缘故。宝墩文化时期表现出同一时期有多处大型聚落并存的局面。目前发现有夯筑城墙的大型聚落有8处，其中属一、二期的有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大邑盐店、高山和崇州紫竹古城，属三、四期的有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崇州双河等。三星堆遗址的宝墩文化遗存年代跨度长，聚落规模大，推测应该也有城墙，目前还不能排除有其他尚未被发现的大型聚落存在。还有一些没有城墙的大型聚落，如属三、四期的新都陈家碾遗址面积达60万平方米，温江红桥村遗址面积在19万平方米以上。 　　宝墩文化时期的大型聚落的内部结构目前还不十分清楚。2009年以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以聚落考古为目的，对宝墩遗址开展了持续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调查发现了外城，从平面形状看，外城大致呈不甚规整的圆角长方形，方向与内城一致，约北偏东45°。城墙周长近6.2千米，以壕沟外侧边为界，遗址面积约276万平方米（图二）。从解剖情况看，新发现的城墙所用夯筑方法均为斜坡堆筑的形式，与原宝墩内城的城墙夯筑方式完全一致。解剖发掘可以确认新发现的外城墙的修筑年代当为宝墩文化二期初，上限或可至一期2段末，使用年代在宝墩文化二期，外城墙的修筑时间当晚于内城墙，但内外城墙曾同时使用过［18］。也就是说，在宝墩文化一期修筑了60万平方米的内城，到宝墩文化二期时候，由于人口规模的扩大，又增筑了外城。 　　图二 宝墩遗址平面图 　　钻探资料显示，宝墩遗址区内部被古河道和洼地分割成大小不一的台地，居住区均位于台地之上。内、外城内均分布着若干个居住区，如果这些居住区属于相对独立的聚落，那么外城内大约有9个以上的聚落，其间存在很大的空白地带，性质不明，内城则有8个左右的聚落。近年重点对内城中部田角林东南聚落进行了解剖发掘，目前已揭露出比较明确的有3个居址区、1座大房子、1座长房、42座墓葬和数量较多的灰坑，还有少量散乱的基槽难以确认［19］。根据该区域面积推算，有5个左右的居址区。已揭露的居址区随地势由东北往西南、再往西北呈一弧线状分布，大房子位于居址区东北边缘，长房位于居址区西部边缘。每个居址区往往有多座房址相互叠压打破，乃是房屋反复重建的结果。房子基本为竹骨泥墙地面式，均为长方形，呈西北—东南向。房基槽保存多不完整，有些甚至只剩下残房基，很难理出一座完整的房子，但仍可看出房子的大小规模不一（图三）。位于西边的居址区（F36、F37、F39、F41、F43、F44、F53），分为没有叠压打破关系的两组房址，由于均发现于生土面上，很难理清两组时代关系，各组内具有相互重叠打破关系的房址均非同时使用，两组房址有可能也属不同时候重建，也有可能同时存在2座房子。该居址区房基槽保存相对完整一些，房子面积小的约25平方米，大的可达70平方米。南部的居址区被晚期破坏较甚，能看出有4座房址（F57～F60），比较残，相互没有打破关系，均发现在生土面上，根据宝墩文化其他聚落分析，也不排除属不同时候重建的性质。东北居址区均为残房基（F22）。一座房子应该是一个家庭的居所，房子的大小应该与家庭的人口多少有关。同一家庭不同时期的房子大小还不一样，说明家庭人口有变化，有可能这也是房子反复重建的其中一个原因。那么推测该聚落区有5个左右的家庭，代表的应该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