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马”南牧:元朝的社会与文化

换一个视角看元朝（节选） 元王朝的宝府上坐着的，始终是一个蒙古皇帝。元朝历史因此而具有不少独特性。
元政权曾经被人们称为“外族”政权，甚至“异族”政权。其实，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从来就不仅仅是汉族的历史和文化，而是汉族和其他许多少数民族的共同遗产。在历史上，汉族的中央王朝经常把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为什么到中原建立王朝的少数民族就要被视为“外族”甚至“异族”？元人自己把当国的蒙古人称为“国人”；在需要强调族属之别的时候则名之曰“国族”，或者“北族”。使用“北族”王朝来指称辽、金、元、清等等历史上的非汉族政权，与以“外族”“异族”来对它们进行界定对比，显然要有更多的历史包容性。
13世纪后半叶，进入汉地和中国南部的蒙古人，*多不会超过70万到80万，而当时居住在宋、金旧土上的汉族人口大约有七千多万（不包括云南和吐蕃的人口数）。人数不多的蒙古人，为了统治人口稠密、疆域辽阔的国家，把全国人口划为四等，即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元朝中央政府的行政、军事、监察机构和各行省的首脑按制度由蒙古人担任；军机重务尤其不让汉族官僚与闻。“天下军马总数目，皇帝知道，院官（指枢密院官）里头为头儿的蒙古官人知道；外处行省里头军马数目，为头的蒙古省官每知道”。河西的党项人和从党项以西的西域各地进入华北和南中国的各族则被统称为色目人。元中叶后蒙古军队的战斗力下降，色目军队成为元朝统治*重要的军事后盾。色目人中的畏兀儿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人，是帮助蒙古统治者从事财政管理和商业经营的得力助手。中原的旧金臣民（包括北方汉族、女真、契丹、高丽等族）和较早被蒙古征服的四川、云南居民属于汉人。中原和南方各地一般临民官员有很多是汉人。*晚征服的南宋旧土的居民称为南人。南人在元代的地位*低。想做官的南人千里迢迢地去大都结交权贵，常常带着南方的土特产腊鸡作为馈赠的礼物，以致北方汉人将南人戏称为“腊鸡”。他们的南方口音也成为被嘲笑的对象。
四等人制并不完全是按民族来划分的，但它确实体现了元朝政治和法律中民族隔离、民族防范和民族压迫的特点。元末的农民军还用“贫极江南、富夸塞北”来概括和抗议当时的民族不平等现象。但是民族间的不平等并没有体现元代社会关系的全部内容。当汉人为蒙古贵族“富夸塞北”义愤填膺的时候，漠北也经常传来蒙古饥民倒毙于风雪的讯息；蒙古穷人的子女，同样被当作奴婢买卖。在色目军队也像蒙古军那样腐化以后，元朝*后十多年间镇压农民军的主力，其实是中原和南中国各地结寨自保、率兵“勤王”的“义军”，即汉族地主武装。可见元政权绝没有一视同仁地代表全体蒙古人的利益，而汉族地主则在他们的穷苦同胞揭竿而起时义无反顾地站到了捍卫朝廷的立场上。明初被朱元璋镇压的江南各地大地主中，很多人在元代早已富甲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