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SBN:9787500876946
- 装帧:一般纯质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其他
- 页数:252
- 出版时间:2021-08-01
- 条形码:9787500876946 ; 978-7-5008-7694-6
本书特色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 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中指出,“中国将秉持开放、合作、团结、共赢的信念,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将更有效率地实现内外市场联通、要素资源共享,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面对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坚持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高水平开放的中国如何与世界各国加强合作,成为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也成为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焦点。
内容简介
当前, 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使经济优选化逆潮涌动, 疫情大流行使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 靠前社会正在经历多边和单边、开放和封闭、合作和对抗的重大考验。 在这个特定背景下, 中国致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致力推进合作共赢、合作共担、合作共治的共同开放,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进入发展新阶段,中国高水平开放有着其鲜明的特征: 以构建国内靠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基本要求;以推动自由贸易进程为战略目标;以服务贸易发展为重大任务;以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为重要突破;以制度型开放为突出特点;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为重要保障。
目录
序 言 以高水平开放赢得未来— 迟福林
**编 大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
中国的高水平开放对经济全球化至关重要—潘基文
中国高水平的开放将为世界带来新的机遇—吴海龙
逆全球化原因、前景及中国的选择—贾庆国
世界各国应对疫情的政策影响—张宇燕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叶辅靖
理解变化中的中国与世界—华强森
中国居民收入可持续增长是全球性问题—曹远征
全球经济治理新格局与全球产业链重构—李志坚
新经济助力开放型世界经济—薛 澜
第二编 构建新发展格局
准确把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构想—谢伏瞻
中国现代化新征程的发展大逻辑—周树春
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抉择—张占斌
中国“双循环”与高水平开放进程—布莱尔
实施“双循环”战略需要改革宏观配置资源体系—张 平
双循环格局的新特征—徐 林
“双循环”背景下我国产业链转型升级走向—陈卫东
金融开放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张礼卿
打造支撑新发展格局的“集合动能”—司晓宏
第三编 推进双边多边经贸合作
以多边合作应对共同挑战—拉 米
从大国竞争走向大国合作—莎 达
以多边主义应对单边主义挑战—欧渤芊
新形势下中欧经贸合作的前景—孙永福
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中欧经贸合作—迟福林
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赵晋平
WTO 改革与规则重构—李 钢
第四编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高水平对外开放与金融业的新担当—刘连舸
中国高水平开放的三大体制支撑—常修泽
推动建立共赢的新时代经贸秩序—张燕玲
创新离岸国际货币金融制度体系—肖 耿
构建适应高水平开放的金融开放规则—王方宏
以更高水平开放推进产业链现代化—新 望
以制度型开放深化服务业市场化改革—迟福林
实现高水平经济发展与创新—洛克特
第五编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四五”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彭 森
以更有韧性的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市场体系建设—刘世锦
“十四五”围绕发展任务需重点推进三大改革—郑新立
提升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宋晓梧
未来一个时期就业和人口问题—许善达
“十四五”时期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思考—史育龙
加快促进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徐洪才
中国现代税制的选择—倪红日
强化“十四五”改革开放科技支撑—张述存 高 阳
第六编 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以加强与东南亚国家交流合作为重大任务的海南自由贸易港—迟福林
海南自贸港建设能否在中国新一轮开放中腾飞?—陈文玲
数字化自由贸易港模式与制度创新—刘尚希
新发展格局下的海南自贸港建设重点—曹文炼
以服务贸易一体化推动粤港澳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进程—迟福林
百年大变局下我国对外开放战略选择—全 毅 严志兰
把深圳打造成为中国基础科研的示范基地—李罗力
共享繁荣经验,同促全球发展—屈四喜
中国特色对外开放战略的实践与演进方向—刘 伟 杨海深
附 录 “十四五”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重大任务
节选
中国的高水平开放对经济全球化至关重要 潘基文 联合国前秘书长、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 “高水平开放的中国与世界” 是一个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话题。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严重冲击, 其影响远超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世界各国均面临着加强公共卫生体系、通过刺激实现经济复苏与保持金融市场稳定三者之间的艰难抉择。 打破三难抉择困境关键在于坚持多边主义、坚持自由贸易、深化国际合作。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如果离开各国的共同行动, 离开多边主义框架,很难奏效。在防疫领域,多边主义是建立全球共同防疫体系的基本原则。令人遗憾的是,有的国家做得并不是太好;但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不仅在疫情防控上取得重大成果,在推动经济复苏上也成效显著。中国前三季度经济增长已经由负转正。作为14亿人口的大国,过去三个季度以来,中国在防疫与经济增长上的协同推进,不仅对中国有重大意义,对全球也有特殊意义。 **, 中国的高水平开放在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疫情的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毫无保留地与世界各国分享抗疫经验,尽己所能为国际社会提供援助, 中国应对疫情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国家借鉴;中国已向150多个国家和7 个国际组织提供了抗疫援助, 并累计出口口罩1790 多亿只、防护服17.3 亿件、检测试剂盒5.43 亿人份。当前,全球疫情面临二次冲击,更加需要各国共同应对;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国际援助,以弥补其公共卫生体系的不足。一旦疫苗进入市场,就需要国际协作,确保人人都能以合理的价格获得。中国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签署协议,正式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既是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体现,也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具体体现。 第二, 中国的高水平开放在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拥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 内需大市场为全球所瞩目。随着中国高水平开放的推进, 包括欧洲、东亚等在内的各经济体将越来越多地从中国市场中分享增长红利,正在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动力和正能量。我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所强调的,“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 第三, 中国的高水平开放在维护多边主义、促进全球自由贸易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疫情冲击下, 全球贸易和投资明显下降。 世界经济复苏, 需要加强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继续推进双边、多边和区域自由贸易进程。 中国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制, 推动构建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将在促进全球自由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面对世界前所未有的大变局, 有千言万语想要表达。 但我*想说的是, 我对中国的高水平开放充满期待, 对维护全球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进程充满信心。 逆全球化原因、前景及中国的选择 贾庆国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院长 一、逆全球化已经形成趋势 当前, 尽管大家对全球化抱有很高的期待, 但是, 逆全球化已经是一个现实。目前在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内部,反全球化的声音很强,贸易保护主义高涨,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都是逆全球化的具体表现。特别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大打贸易战、科技战、与中国经济脱钩,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历史进程。国家间经贸出现负增长: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贸易呈停滞态势。继2018年9.7%大幅增长,2019年全球商品贸易预计下降2.4%,约9万亿美元; 服务贸易预计增长2.7%,约6万亿美元,较2018年7.7%的增幅大幅减速。大宗商品需求及价格在2019年初开始大幅下跌。自2018年迄今,全球海上运输失去增长动力,海运贸易量仅增长2.7%,远低于2017 年的4.7%,港口集装箱运输量增长4.7%,同比下降两个百分点。简言之,2019年全球经贸各项指标均显示贸易增长速度放缓。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加剧了这一趋势。 根据世贸组织*近的报告,由于新冠肺炎疫情, 世界贸易将受重创, 程度超过2008—2009 年的金融危机时的情况,2020 年降幅预计会高达12%~32%。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世界经济已经出现萎缩。 二、逆全球化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全球化给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好处的同时, 却出现了逆转的趋势? 有以下几个原因。 1. 此轮全球化为美国主导, 依托的是市场规则, 强调的是公平交易, 追求的是生产效率。虽然这有助于激发竞争和创新,但也造成国际上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局面。 在此情况下, 尽管大多数国家都从这样一个过程中受益, 但受益程度差别很大。一般而言,发达国家拥有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 同时也更会利用国际规则保护自己利益, 所以更有能力把握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机遇谋取利益。 发展中国家则相反, 不仅缺乏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 利用国际规则保护自己的能力也较弱, 同时也不善于把握全球化的各种机遇谋求利益, 所以在同等条件下与发达国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2. 此轮全球化也加剧了世界多数国家国内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的趋势。 全球化虽然给各国民众都带来了一定经济上的好处, 但由于全球化市场竞争的需要, 各国都竞相提高获得资本、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回报率,甚至不惜调整各自致力于本应平等的税收和福利政策,以吸引外资和引进技术及管理经验。 结果少数拥有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人在收入分配中占有的份额越来越大, 使得国内两极分化严重,并呈现不断恶化的趋势。 而且,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中, 也出现在发达国家中。全球化强化了这一发展趋势,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20 世纪90年代初,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基尼系数是0.414; 20 世纪末, 这一数字为0.453。20 世纪90 年代初,低中收入国家平均基尼系数为0. 385;20 世纪末,这一数字为0.415。 3. 上述情况加剧了国家间与国内不同群体间的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 国家间的两极分化导致国家间利益和国内利益的分化,从某种意义上讲, 穷国和富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难以调和, 很多国家内部在国际贸易问题上利益分歧加大, 两者互动, 使得国际贸易出现政治化的趋势。 这增加了国际经贸合作的难度, 世贸组织多哈回合之所以长期无法取得进展跟这个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面对汹涌澎湃的贸易自由化浪潮,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 唯有坚持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水平才能*低限度地保障自己经济的生存和发展, 所以它们无法接受发达国家提出的进一步降低关税的条件。 4. 国家间和国内两极分化还导致其他若干问题。一是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民众安全感下降,只能依赖国家保护自己,这一方面增强了对国家提供保护的需求,另一方面也给政客们通过搞民粹主义和煽动民族主义谋求政治目的创造了更大的空间,结果和前期不少人的预期相反,全球化不仅没有带来国家作用的弱化和民族主义的消亡,反而导致国家作用的强化和民族主义的上升。二是大量被边缘化的民众生活艰难, 极端势力利用民众对现状的不满扩大影响, 导致恐怖主义蔓延,酿造出一个个人间悲剧。三是全球化虽然给各国带来很多福利, 但由于福利分配不均,很多人不仅没有享受到预期的福利,反而收入下降,甚至失去工作,深受其害。结果,许多国家内反全球化的声音不断高涨,就连美国这个在全球化过程中得到*多福利的国家也不例外,这也是特朗普为什么会在上次美国总统大选中能够脱颖而出并*终当选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 中美关系冲突的明显加大进一步加剧了逆全球化进程。 随着中国的强大,中国做的许多事情,美国过去可以默认和容忍,现在变得越来越不能默认和容忍, 比如说中国实行不同的经济治理模式,包括国企等,当中国弱的时候对美国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中国强大了就变成问题了。所以,即使特朗普下台,其他人执政,美国也会要求中国改变现行的经济治理模式,并以威胁脱钩或部分脱钩的方式向中国施压。 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前景 由于上述的原因, 短期内逆全球化的趋势还会存在, 这里的短期不是明年后年的事情, 可能是5 年、10 年, 也可能是20 年、30 年。 上一次全球化大幅逆转是1914 年到1945 年, 持续了32 年, 这次多长时间很难判断, 取决于许多因素的变化。 1. 变数之一是中美关系的演变。中国崛起的速度以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与美国的差异导致美国对中国的崛起担心迅速增长。特别是*近几年,在美国反华势力的渲染和推动下, 这种担心正在演变成对抗甚至敌对政策。特朗普政府开始将中国视为另类国家。 和同类国家不同,另类国家的存在就是威胁。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从*坏的角度解读中国的言行,从“一带一路” 到疫情援助, 从科技合作到人文交流, 不管中国做什么都被视为针对美国的阴谋和挑战。中美经贸关系也被从这个角度重新诠释,成了对中国经济脱钩的借口。 只要中美关系恶化趋势得不到扭转,中美脱钩和逆全球化趋势就很难改变。 2. 变数之二是中国自身的改革。 由于中国经济治理模式确实与国际通行的经济治理模式不同, 美国许多人认为中国挑战了全球经济秩序和规则, 危及美国的安全, 所以有必要对中国施压甚至进行一定程度的脱钩。过去美国和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经济块头较小、效率低, 对它们经济的冲击不大。现在不同了, 中国的经济规模和效率大幅提升。 面对美国的压力,中国国内也有不少人认为有必要通过创新取代对美国核心技术的依赖。 两者相互作用导致中美经贸关系弱化并出现脱钩趋势。 鉴于中美两国经济规模巨大,两国经济摩擦和脱钩将进一步加剧逆全球化趋势。只有中美关系稳定或改善,两国经济上脱钩趋势才有可能减缓和停止。 3. 变数之三是国际秩序的变革。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尽管有很多好处,比如说强调公平、强调竞争、强调效率。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不太强调平等,特别是结果上的平等。 这就造成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各国两极分化的趋势, 未来国际秩序是不是需要在这方面有所调整? 比如说一个国家要加入WTO 或继续维持WTO 成员国地位,国内的基尼系数必须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下。 目前美国国内政治格局决定了美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太可能会将它作为其经济治理和国际经济治理的主要考虑因素。鉴于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所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上述改革很难实现。而大多数国内两极分化的趋势会继续,这将进一步加剧那些从全球化进程中没有得到好处的民众的不满,从而增强反全球化的力量。 尽管短期内逆全球化趋势难以遏制,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说,逆全球化却是不可持续的, 为什么? 因为历史证明,对几乎所有国家而言,全球化利大于弊,有利于和平,有利于建构国家间的合作意愿, 可以说全球化是基于科技和通信技术发展及人类各种需求相结合形成的历史发展的大势,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 四、中国的选择 1. 我们要客观地认识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也就是说我们既要看到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实惠和机遇,也要看到它给我国带来的问题和挑战,还要看到实惠和机遇远远大于问题和挑战。 基于对超级全球化的这样一个总体判断, 我认为我们应该顺势而为,继续积极参与全球化,同时,在参与的过程中, 趋利避害,顺势而为,量力而为,借力而为, 有所为有所不为, *大限度地抓住全球化带来的实惠和机遇, *大限度地控制和减少全球化对我国的负面影响。 2. 我们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好处是多重的, 其中包括:(1)贸易自由化能发挥我国优势, 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更多财富和繁荣。 (2)贸易的增加有助于增厚国家间合作的利益基础, 有助于我国营造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 (3)经贸关系的发展也有助于推动国内的改革。 因此, 我们在国际上应该继续积极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秩序; 联合其他国家, 维护和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旗帜鲜明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区域、多边和双边贸易谈判。 具体包括推动多哈回合的谈判,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的落实,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继续推动中国和相关国家双边自贸区谈判进程,以及尽快重启与美国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通过上述做法为我国利用全球化发展和完善自己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3. 加大国内改革开放的力度。 包括进一步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扩大市场准入,实行负面清单制度, 减少政府对市场不必要的干预,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改革现有国有资产拥有和保值增值的做法,成立国有资产控股公司,按照国家发展战略和企业市场竞争能力和潜力原则而不是所有制性质对企业进行投资,从而在实现市场公平竞争、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的同时,确保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国有资产更好地保值和增值,进一步优化和扩大公有制基础;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加强法治的决议。 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等。 4. 科学合理布局科技创新。现在大家一谈科技创新都说西方“卡脖子”, 要求国家解决“卡脖子” 的问题,这可以理解,但也要进一步思考。解决所有“卡脖子”问题一是不现实;二是即使能解决,也未必对我们有利。不现实是因为西方高科技领先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短期内超过可能性不大,而且高科技种类繁多,国家再强,也不可能都做得好,美国虽强,但在不少高科技领域也是技不如人。即使能解决,也未必对我们有利,指的是即使我们解决了所有“卡脖子”问题, 恐怕别的国家也就不跟我们发生关系了,因为一发生关系就只有他们依赖我们的份儿,没有我们依赖他们的份儿 也就没有了安全感。如果别的国家不再与我国发生经济关系, 我们在高科技的领先地位也会由于缺乏市场难以维系。所以,要想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并且在全球化过程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可能需要的是选择性依赖和独立自主,选择性依赖使我们离不开别人,这样使对方对我们的发展放心,对我们继续开放,而选择性独立自主的目的是让别人离不开我们,这样让我们自己安心。在彼此放心的基础上开展合作, 互利共赢。 5. 针对全球化加剧国内两极分化的问题,我们应加以重视并研究应对措施。 政策上、税收上和制度上加大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力度,同时支持和鼓励中外企业创造就业岗位;进一步扩大国家对社保、医保和在职教育的投入; 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投入和帮扶;对高收入人群严格执行税收政策;等等。 6. 鼓励对外交流。对外交流是我们参与和利用好全球化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发展和进步也与我们鼓励对外交流分不开。然而,*近一些年,国际和国内都出现了为了安全限制交流的做法,这些做法阻碍了国家间有效的交流,不仅使我们难以获得从交流能够带来的好处,也增加了国际上对中国的不信任和限制,客观上助长了国家间经济和社会的脱钩。为此,建议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采用负面清单的方式放开对外交流。 我们要未雨绸缪, 积极为未来参与引领全球化做好准备,特别是全球治理方面的准备。目前, 我们要积极推动大学和智库的发展,加强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研究,积极探讨理想的全球化模式,特别是如何影响和塑造全球化使之在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同时,也能更多地兼顾平等,使全球化带来的实惠能够惠及更多的人,为我国未来参与引领新一轮全球化奠定理论和知识的基础。
作者简介
迟福林,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广东、山东、海南等地方政府决策咨询顾问。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东北大学等多家高等院校的特聘教授。 多年致力于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共出版中英文专著四十余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八百余篇,形成研究报告七十余部,提交了大量政策建议报告,在决策和实践层面产生积极影响。曾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中国发展研究奖”等奖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2年被国家人事部和国家科学技术部联合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2009年入选“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2015年入选《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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