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欧洲革命

引言 1848 年，一股革命浪潮席卷欧洲，整个欧洲为之震撼。这一系列革命在规模和影响范围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的政治和社会秩序。革命之后，建制派精英试图通过镇压革命、采取有限的改革措施，重新掌握政权。这些反动举措对正经历工业化进程的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发展以及现代国家的形成，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 世纪40 年代末，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一系列危机在革命前达到了顶峰。这些危机始于农业歉收，由于国际金融和工业危机而进一步加剧，出现了大范围的饥荒，疾病蔓延，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商业一蹶不振。 这本小书试图将这场错综复杂的、发生在多个层面的危机置于欧洲大陆更长期的历史语境之中来描述，之前从1789 年至1815 年的法国大革命和战争，以及之后出现的自由民主主义浪潮就已经让这个大陆处于惶恐不安之中。社会变革的步伐似乎越来越快，但结果复杂且不明朗。19 世纪中叶的欧洲由众多不同的地域社会和民族社会组成，正经历着从基本上处于前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向更现代的城市工业体系的过渡。这些社会本身各不相同，因而它们经历的变革过程也不可避免地有所不同。因此，在分析它们的差异性时存在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需要考虑不同民族国家各方面的差异，包括地理和气候（*大范围从北部的冻原到南部的地中海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从英国到俄国）、人口密度，还有农业（从以大庄园为主到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和工业（从大工厂到手工作坊，再到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中的所有制结构与社会关系、居住结构以及内部组织形式和对外联系方式（城市与零星分布的农场之间有很大不同）、文化和语言形式、政治体制（从君主立宪制到绝对君主制），以及民众表达不满的条件。以上这些因素都关乎我们对政治化过程和政治冲突的审视。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将主要关注革命的起因、后续过程，以及反革命迅速发展和成功的原因。除了对革命进行分析之外，我们还将解释为何在这“革命之年”，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局势仍然保持相对稳定。 无论是当时的学者还是后来的历史学家都不可避免地想要回避这些重大问题。他们的研究方式均受到其自身的现实关切和政治观的影响。尽管随着事件本身渐行渐远，出现了一些更加不带偏见的研究，然而仍然可以从中确定出自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立场的分析。历史学科的演变，尤其是自20 世纪60 年代以来，已经激起了一股对革命进行重新研究的热潮。历史学家的探究范围有了较大的扩展，超越了传统上对狭义政治行为的关注，转而对政治现象的社会根源进行审视，并形成了具体的地方性和区域性研究，以便分析社会关系、权力结构、象征意义和语言。创新性地改进一开始由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其他一些社会科学家建立的研究方法与概念框架体系，让历史学家能够更好地利用1848 年事件中急剧涌现的大量信息，反过来也可以使社会科学更好地理解正在经历现代化过程的各个社会体系，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考虑到我们将着手探讨一系列影响整个欧洲大陆的事件，关键问题的选择显然至关重要。因此，我们需要明确一些选择标准，同样还要说明总体上采用比较研究方法的理由。在多大程度上的概括可以被接受？围绕着一些概念或主题来组织撰写一本书的危险在于，不同的革命，尤其是发生在局部地区的事件，将会丧失其独特性。然而，比较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它促使我们做出更多的分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1848 年的欧洲的确存在着一定意义上的“共同隐忧”。不仅如此，随着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逐渐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并经历了相似的发展阶段。这为“引发起义的因素超越了国界”的看法提供了依据，或许也证明了整个欧洲不同社会群体的反应方式相似。这些发展阶段构成了本书的基本组织结构。 我并非想说存在一个简单的模型或理论，可以对1848 年事件给出现成的解释。政治骚乱出现在极端不同的社会中。除了英国和比利时之外，前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都保持着原有状态，并由于恶劣的交通条件和隔绝的地理环境而进一步强化。在中欧和东欧的大部分地区，农奴制和绝对君主制仍然盛行。德意志和意大利处于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态。哈布斯堡帝国内包括王国、大公国、公爵领地等20 个地区，多数都有它们各自的“政治集团”，各地区之间的主体经济、社会和语言的差异也非常明显。在更小的程度上说，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经济结构、社会组织、交通方式和政治体系上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政治观念和活动的形式。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要理解政治行为对应的社会背景，同时提醒我们自己，不可贪图简单省事，笼统地概括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关系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