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关系法制评论(2017)

　　《两岸关系法制评论（2017）》：　　三、台湾地区法制发展研究　　在“宪法”及相关基本法律层面上，武汉大学法学院讲师段磊认为，“中华民国宪法”在内涵上兼具历史性与现实性、“一中性”与“台湾性”，既关涉国家“法统”之争，又关系统“独”之争，使得两岸三方在各自的两岸政策建构中不约而同地选择以“中华民国宪法”为突破口。在两岸关系仍处于僵局的时代，可以预见的是，“中华民国宪法”将继续被各方挖掘，甚至可能成为各方尝试破局的关键点。山东工商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刘亚丁认为，台湾地区“违宪”审查制度的确立仅仅是为了利益交换而非真正将政党活动纳入“宪治”的轨道，这就导致了政党“违宪”审查制度安排的诸多缺陷，而政党“违宪”审查制度运作环境的缺失，又使得这一制度沦为了摆设，不仅直接放任了政党的“违宪”活动，还影响了台湾地区的政党结构和“宪政体制”的运作效率，也无法从根本上遏制台湾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西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田海进一步分析了台湾少数民族的身份地位问题，认为现行的台湾地区“原住民身份法”中关于台湾少数民族身份的认定标准采用了“血亲加姓名”主义的做法，其背后的合法性基础存在缺陷。如果将来不予及时修正的话，随着通婚的不断增长，也许台湾少数民族在台湾将成为一个历史概念。而对台湾地区的立法者来讲，这也许不是一种立法的失误，而是一种为了实现台湾地区“民族单一化”而为的政治政策。　　两岸司法改革虽然所处阶段不同，但在终极价值取向方面存在一定共通之处。海研会会员刘丽娜认为，大陆可以适度借鉴台湾地区高等法院检察署智慧财产分署的经验，建立专门检察分院、巡回检察室、内设机构及办案组相结合的组织体系，采取“三职能合一”的办案模式，建立健全相关配套制度，从而更好地推进知识产权检察专业化建设。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冯卫国认为，通过对两岸的贪污贿赂举报制度的比较，可以从制定统一的举报法、强化特殊主体的举报责任、进一步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完善举报奖励制度、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完善刑法中报复陷害罪的规定这六个方面着手，进一步完善大陆的贪污贿赂举报制度。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高级检察官梁景明认为，台湾地区的基本办案组织是单一的检察官独立官署，实行检察官专组办案制度，没有专门的内设办案机构，台湾地区的主任检察官是为了调和检察长指挥监督效率而以分组办事的概念创设的行政职级。台湾地区主任检察官制度有其独特的创设背景和目的，与大陆推行的司法责任制改革不符，应当审慎比较借鉴。武汉大学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倩认为，台湾地区逐渐发展出环境公民诉讼的运作模式与诉求路径，开启了公民参与和影响环境决策的新局面，而且有效地制约了行政机关的环境决策权。其发展除了有较为完备的法律依据作为保障外，行政法院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探析台湾地区环境公民诉讼典型案例，能够更为全面地了解台湾地区环境公民诉讼的司法审查内容和标准。安徽省滨湖强制隔离戒毒所一级警司李睿认为，台湾地区的强制戒毒法制度以“医疗模块”为主导，引入刑事司法程序，重视法官和检察官司法裁量的作用，在法律制度体系和戒毒执行模式上具有借鉴意义。　　在两岸社会法层面，福建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叶世明认为，台湾社会组织发展至今，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社会组织管理法律框架，实现了严格的税收财务监管，强调社会监督和社会组织自律，大陆可借鉴台湾社会组织的一些有益发展经验制定符合自身历史文化传统及现代社会发展生态特征的社会组织发展战略。福建农林大学文法学院讲师曾睿认为，战后台湾农田水利组织几经变迁，*终确立延续了公法人的法律地位，并向着自治的路径发展。农田水利组织制度变迁中，政府是主导变量，利益博弈是关键因素，社会化机制是促进力量。我们可适当借鉴台湾农田水利组织制度变迁后的选择，部分给予农田水利组织以公法人的地位待遇，从而让农田水利组织在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中获得更大施展空间。福建江夏学院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吴国平认为，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继承法都建立了遗赠的接受（承认）与放弃（抛弃）制度，但台湾地区遗赠承认与抛弃制度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大陆应当对遗赠的承认与抛弃进行限制，并赋予继承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以催告权，补充规定遗赠的承认和抛弃的条件和除斥期间，明确遗赠的承认与抛弃的效力，以进一步完善遗赠法律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