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名著讲读系列:左传讲读

《左传》书名的由来 《左传》在战国时就颇有影响，但那时不叫《左传》，而被称为《春秋》。《战国策》数引《左传》之文，就称它为《春秋》。那时《春秋》是对史书的一个通称，不只是儒家《六经》之一《春秋》的专名。我们读《墨子??明鬼下》就可以知道，书中征引了《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等所载的故事。从中也可以看出，周、燕、宋、齐之《春秋》叙述史事的体裁不同于孔子所修的《春秋》，而与《左传》相类似，不是纲目式的，而是实录式的。这或许是战国时人把《左传》也称为《春秋》的一个原因。《汉书??艺文志》说，孔子所修《春秋》“贬损”了一些“大人”，都是“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而“其事实皆形于《传》”，所以为了“免时难”，在一定年限内只好“隐其书而不宣”，到“末世”才流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铎椒为楚威王（前339—前329年在位）传，为王不能尽观《春秋》（指《左传》，下同），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前265—前245年在位）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据《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列有《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四篇之名）。吕不韦者，秦庄襄王（前249—前247年在位）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可见《左传》在战国中后期作为当时的“近代史”，受到各国上层人物和学术界人士的高度重视。但当时尚无《左传》之名，司马迁在叙战国时人节录、采摘、征引其文时，一律按战国时的用语称之为“《春秋》”。 汉兴，《左传》尚有历秦火之劫而幸存于世者，以其为先秦古籍，用古文书写，与当时通用的隶书不同，所以司马迁也把它称为《春秋古文》（见《史记??吴太伯世家》太史公跋语）。武帝时，其同父异母兄鲁共王刘余扩建宫室，坏孔子后裔宅，得壁中所藏古文经传，其中就有《春秋古文》。这件事，《汉书??艺文志》“《书》部”说发生在“武帝末”，不确。考鲁共王景帝前元三年（前154）由淮阳王徙王鲁，二十八年薨，是卒于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当武帝即位之第十四年（据《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推算）。而武帝在位共五十四年，因此孔壁书事件与其“末”年相差甚远。据王充《论衡??案书》，可断定孔壁书出于武帝年间而非景帝年间，则约其岁，似当改“末”为“初”较妥。《汉书??楚元王传》载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文中介绍过孔壁藏书：“《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盅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除以上三种，《汉书??艺文志》所记尚有《论语》《孝经》等；师古注云，孔腾畏秦法峻急而藏，或言孔鲋所藏。）我们不管其他书，只看“《春秋》左氏丘明所修”这八个字。刘歆行文如此，似壁中书标名《春秋》，且题有“左氏丘明所修”字样。但他说“藏于秘府（皇家书库）”固是事实，“伏而未发”则未必。因为司马迁自元封二年（前109）任太史令，至征和三年（前90）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前后近二十年的《史记》写作中（据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今观《史记》中*晚之记事，得信为出自公手者，唯《匈奴列传》之李广利投降匈奴事。”），特别在撰写《秦本纪》以上、“孔子”以上《世家》、“仲尼弟子”以上《列传》和《十二诸侯年表》时，必定会大量参考“《春秋》左氏丘明所修”这一史料宝库。这就是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的序中明白揭出“鲁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一结论的真实背景。 司马迁在《史记》中从来没有使用过《左传》这一名称，因为这本对孔子所修经书《春秋》作了一番“具论其语”的著作，其本名也叫《春秋》，只是标示“左氏丘明所修”，以与同名的儒家经书《春秋》相区别而已。司马迁又称它为《春秋古文》，或《左氏春秋》，可见太史公心中对它的定位，始终是一部“春秋”，一部历史著作。这和当时的大环境也有关。西汉前期，以“微言大义”解释《春秋经》的《公羊传》先得列于学官，景帝时就以胡母生和董仲舒为《公羊传》博士。因为《公羊传》开宗明义提出“大一统”之说，结末强调“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乎《春秋》”，其所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义又利于巩固封建秩序，投统治者之好。故而至武帝更喜爱之，诏太子受《公羊传》，由是《公羊》学大兴。《穀梁传》直到宣帝时因上有所偏好而也被立于学官。《公》《穀》先均以口说传授，至西汉前期方以当时通行的隶书著之竹帛，因此被归于今文经学。只有《左氏》，虽以大量史实解释《春秋》经文，且文辞赡丽远胜《公》《穀》， 却几乎终前汉之世，一直被今文经学派以“说史事多，释经义少”为借口，不承认它是传《春秋》之书，拒之于官学门外。直到西汉末年平帝之世，才在刘歆的力争下，昙花一现地立了一回《左氏春秋》博士。新莽、东汉光武帝年间也曾短暂立而或即亡、或旋废。直至明帝以后，才形成《春秋》三传并立的格局。所谓“三传”，即《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春秋公羊传》（简称《公羊传》）、《春秋穀梁传》（简称《穀梁传》）。“传”（ｚｈｕàｎ），专指解释经义的文字。被称为《左传》，就是被承认为解经之作，随后自身也就成为了儒家的经典之一。唐代的“九经”“十二经”，宋代的“十三经”，《左传》皆列在其中。成为“经”，就获得了科举取士必读书的资格。所以在封建社会中，《左传》与《左氏春秋》不只是书名之异，而且更是经书和普通历史著作“身价”之大不同。当然，我们今天依从习惯所称的《左传》，早就已经没有了经学家赋予它的含义了。 《左传》之在魏晋后日益见重于世，固然与其“经”的身份不无关系，但主要是它自身的价值，包括详备完整的史实与丰美流利的文辞，使它饱受赞誉和好评。同列为经的《公羊传》和《穀梁传》，则渐遭冷遇，“儒者多不厝怀”（《北史??儒林传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无师说”（《隋书??经籍志》）。关于《左传》的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下文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