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书单

　　每逢写完一篇文字，不管像样与否，心里总有一片说不出的轻松与喜悦。我想，像福楼拜儿、巴尔扎克那么，以几十年的工夫完成一部伟作，甚至是为了还债而咬定牙关执笔，那该是如何的苦痛。工作繁重，日子悠长，何时才能松一口气呢？我为这些先哲杞忧着。如我这渺小的人，作作文章也不过出于一时偶感，伟与不伟倒也不必想到，可是费头脑却亦是事实，盖愈是不学愈要搜索枯肠，为了表达自己不能表达的意见，必须像古人的獭祭似的，把常看的几本书翻来覆去的搜检，希望遇到可以引来作为帮助自己达意的材料，即使被人骂作掉书袋或文抄公也觉得愉快，因为毕竟找到了几句适当的话，比自己说得更圆满。文字写完，把拿出来的书一一还到原来位置，好像远人回家，这也是一团安慰，于是想想看，还有什么必需写的文字没有，坐下来吃一杯茶，不会吃烟就看看淡淡的云，刚刚买来的雏鸡和小鸭，叫作“小虎”的黄狗摇尾来了，院子虽是很小又简陋，心却宽朗起来了。　　买书不一定要读，要用，犹如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其他不必需品一样，酒是必需吗？烟是必需吗？可是有了钱的大腹贾与拖车子的苦工都要它。于是想到有些“正经”人一定要骂别人清谈，其实，他们也并不是整天紧绷绷过“宣言生活”的。那就有点不合理了，吃饭后一定不许吃茶或吃烟，或者说大家只能吃糍饭团而不许吃窝头，只许吃火气旺盛的徐州高粱不许吃绍兴花雕，这好像全不必须。因之，我仍然是我，没有钱买书还是要过门大嚼。昨天在日本书店里看到翻印本的《倭名类聚抄》和厚厚的东洋《书志学研究》，心想买了罢，可是又不识日文，《倭名类聚抄》是汉文的，《书志学》乃是专讲日本书，有什么用呢？但回来以后心中老不安帖，好似小孩子要买那没有什么用的鬼脸木刀而被大人吆喝了，真是委屈，第二天，托朋友终于买来了，而且十分省钱，《倭名抄》约六百页，八十元，《书志学》二千余页，一百八十元。若是商务印书馆，必要一千多。虽然是不大了解，还是打破了午睡的习惯，把二千多页的书翻了一通，看看许多写经的书影和中国书的刻本书影，有说不出的欣然，不懂也算是懂了。好好地，小心地把破了的马粪纸书帙装起来，放在书案的架子上，作为得意的收成了。我有一位学生，他作一文记我说：“每天只是看看书架上的书，不必翻阅，也许仅仅抚摸一番，就会心的笑了。”我说他很了解我。一个人都应该有为他的兴趣而牺牲精神的权利，我以为这是不应当被无理的干涉的。　　现在说说我的所谓书房，实在也是一间非常简陋的老屋，天花板上白灰粉一遇雨天就一片一片落下来，也许落到砚池里，更许是菜盘中，因为这房屋也兼作餐室。晚间老鼠吵得你心烦，书上都是尿渖和粪粒，昨天从书桌抽斗里发现了成窠的小老鼠，八个，母鼠逃了，可怜又可恨的小生命喂了我的新近讨来的小猫。这窠弄得十分妥帖，信纸、报纸、书封面，都撕得粉碎地铺着，上海朋友的来信有，北京朋友的来信也有。去年买的一部《碧萝移石言》的封页上半段，也发现在此。因为耍抄下一点关于龙门石阙的材料（惊心的炮火使我关心这几千年来的宝贵遗产），《石言》上好像有些记载，于是从书架的底下寻出，才晓得书的一部已竟作了鼠的襁褓。　　这房间排了七架书，而七个书架各具姿态：有的是带着玻璃门的好像有的华贵的大橱，有的是用极坏的木料作成的半身不遂的架子，又有的是藤条编起来禁不住洋装书重压的可怜虫。总因为不是从一个地方在一个时期买来的，所以才造成这种“不整齐的美”。而这几个橱柜绝对不够用，不得不把它叠床架屋的摆起来，在《书道全集》上摆着合订本的《史语所集刊》，在《集刊》上还有两层至三层的比较轻些的旧书。每个架子的顶部都是如此。于是当我要抽寻一本压在下部的东西时，那就麻烦了，一层层取下来还有耐心，上面的鼠粪先要扑鼻盖脸的落下来，灰尘还算其次。顶讨厌却是把拿下来的书从新再放上去，建设永远没有破坏容易。我有几册厚重的书，如《故都文物略》和东方文化研究所发行的《龙门石窟之研究》，每一册书都是十几斤重，《龙门研究》尤甚，差不多有二十斤。这书被放在很高的一层，拿下来极其吃力，但若放在下层就更哕嗦，因为是时常要翻阅的。那两只有玻璃门的橱多么可矜贵，只有“珍品”才配放到里面，可是我这人是懒惯了的，随便哪种书趁着便利放进去就不管了，譬如一部黄纸的《宋元学案》，可以占一大堆好位置，而任很难买到的《贞松堂吉金图>《缀遗斋彝器考释》等在外边流浪，磁青色古雅的封面承受老鼠的恩惠，刻本的《纪文达公全集》和通行四川版的《说文释例》《说文句读》也洋洋自得地在玻璃里面傲视着暴露已久的《愙斋集古录>与《清史稿》。直到去年冬天，我又弄到一只较大的橱柜才把它们迁居。可是很不幸，当我回北京的时候，生怕有久留不返的可能，催促家中把几种较为难得且常用的书寄回去，上面几种书都包括在内，虽然我在北平很高兴于二十包书籍很迅速而完满的收到（请注意，在今日这是不容易且不常见的），可是当再回到江南时，十分感到不便，甚至有些书，如《越缦堂日记》及内藤湖南博士编的《清朝书画谱》等，简直成了每天思念的对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