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茅盾全集第二十六卷.中国文论九集(精装)

　　《茅盾全集26：中国文论九集》：　　其问我也曾尝试找找“性灵”这微妙的东西，不幸“性灵”始终不肯和我打交道；但我却也以为“个人笔调”是有的，而且大概不能不有的，只是此所谓“个人笔调”倒和“性灵”无关，而为各个人的环境教养所形成，所产生；我的随笔写来写去总不脱“俗”的议论的腔调，恐怕就是一例罢！　　到了一九三四年十月，我所写的随笔居然又可以集成一册了；于是就以《话匣子》这名儿在“良友文学丛书”内占居了一册。　　其实在《散文集》和《话匣子》里大部分的东西，虽然我称之为随笔，实非通常所谓随笔而是评论体的杂感。本年（一九三五）上半年，——或者竟是一九三四下半年，文坛上发生了“杂文问题”的时候，有好几位先生指出“杂文之产生与发展，是因为有特殊的社会需要”，这使我想起了我在《散文集》自序所说的“特殊的时代常常会产生特殊的文体”这句话，而且颇自喜没有说错。但是在《散文集》自序写下以后，我一天一天的自觉得“不济事”，我觉得我写的杂感太像硬梆梆的短评了。　　从《太白》发刊以后，我就打算——借郁达夫先生的一句话，“利用他的所长而遗弃他的所短。”（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序》）我打算写写通常所谓随笔，以及那时很风行的速写。一年以来，不知不觉也写了不少，大部在《太白》和《申报月刊》上发表。　　可是虽在“利用”我的“所长”，成绩还是不好。　　现在因为开明书店拟刊印一种文学丛书，要我也凑一本。我把一九二八年到现在所写的随笔和杂感，再读一遍，从《散文集》里选了十来篇，又从《话匣子》里选了八九篇，再加上去年到现在的已经陆续发表过的，也有十多篇，略依年月先后，分为三部，取了个《速写与随笔》的书名。　　这算是我所写的随笔（照这词的通常的意义）的选集——或**次的整理。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日茅盾记。　　抗战期间，杂文一类的东西，我写得不多；八年之内，大约一共写了六、七十篇。先后以《见闻杂记》和《时间的纪录》二名印了两本集子。现在把《时间的纪录》的《后记》也抄在下面：　　此集所收凡二十余篇，除《风景谈》而外，都是香港战后回到“大后方”的两年半内所写的。其中有杂文，有追悼怀念之文，也有仍然不免是“赋得××”的应时纪念文。杂文之类，也许还不止此集所收这一点，但既无底稿，一时也想不起来曾发表于何处，反正都不过是那么一回事，就此撩开完事。　　这两年半的时期中，全世界发生了空前的大变动。纳粹德国崩溃了，从斯大林城开始反攻的苏维埃红军于两年之内愈战愈强终于胜利地占领了柏林；法西斯意大利也完蛋了，墨沙里尼受意大利人民的审判，明正典刑；被奴役的欧洲国家的人民翻了身了，到处叫出了解放的呼声。世界的民主潮流是这样的汹涌澎湃，然而看看我们自己这国家，却那么不争气。贪官污吏，多如夏日之蝇，文化掮客，帮闲篾片，嚣嚣然如秋夜之蚊，人民的呼声，闷在瓮底，微弱到不可得闻。在此时期，应当写的实在太多，而被准许写的又少得可怜，无可写而又不得不写，待要闭目歌颂罢，良心不许，搁笔装死罢，良心又不安；于是而凡能幸见于刊物者，大抵半通不通，似可懂又若不可懂；美国女作家赛珍珠*近有一封信述及美国读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之好尚，谓“杂文”之类，美国人*不感兴趣，因其似懂非懂。呜呼，岂但美国人，我们中国人亦只能从字缝中猜猜而已！中国的作者多少年来是不得不在夹缝中写字的，中国的读者多少年来是不得不从字缝中猜度的，外国人不会懂得我们的特别国情！　　诸如此类的话，反正说不完，姑且打住。我写这后记，用意不在借此喊冤，我的用意只在申明这一些小文章本身倒真是这“大时代”的讽刺。沉默是伟大的讽刺，但“无物”也可以成为讽刺。这些小文章倘还有点意义的话，则*大的意义或亦即在于此。命名日《时间的纪录》者，无非说，从一九四三——四五年，这震撼世界的人民的世纪中，古老中国的大后方，一个在“良心上有所不许”以及“良心上又有所不安”的作家所能记录者，亦惟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