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题之意趣:拜伦的《唐璜》

　　《跑题之意趣：拜伦的》：　　这里面的哈洛尔德有着唐璜身上所欠缺的气质，较忧郁，较深沉。不过，拜伦将此人的游历称作pilgrimage（游走，亦含朝圣意味），还是融人了戏仿的成分，毕竟少侠并无明确的终极圣地。姑且说哈洛尔德有所不同，而其他这些旅者的秉性却都不那么凝重或肃穆，其身形也都不算高大，与途中的但丁和斯宾塞等人所刻画的主人公有别。到了较现代的时期，诸如叶芝和乔伊斯这样的主要英语作家更是站在普通人的立场，观察那些卷入潮流街头斗士，对他们致以同情，却也保持距离，更明确地以舒缓的生活理念对照那种直线而不归的人类企求。前面提到，叶芝按不同思路，将重要意义赋予某种较散漫、舒放、行迹广及而难寻却又不违天理的生活形态，体现于鸟雀、云朵、花朵、水、马匹、流浪汉、艺人、杂货铺、盘旋结构以及某些乐律所代表的活动方式中，让斑驳的生活喜剧包围住犹如水中顽石的悲剧使徒。乔伊斯则在他的中篇和长篇小说中从多方面推展多维意味，无论形式还是内容，无论街区实景还是在梦中，无论水流还是意识流，无论家园还是海洋，漫游与漂荡因素都在制约着各领域单向的、单极的诱惑。总之，单线与多维，两种旅行类型，各自都体现作者们特有的人文理念，第二种类型也并非不含高深的思考和终极的关怀。　　或许这两类人之间还有某种中间类型，兼顾两端的特点，但又不与任何一端相等。比如我们大致可用“乔叟式”或“华兹华斯式”等概念来定义此种中间类型。乔叟的长诗《坎特伯雷故事集》中，那群长途跋涉的香客（pilgrims）固然有明确的目的地，即坎特伯雷大教堂，但是除了这个宗教目标外，吸引他们结伴而行的还有另一个因素，那就是听故事和讲故事的娱乐活动，以此缓解旅途劳顿。在乔叟的构思中，这后一种因素与文学领域发生关联，于是宗教和文学混在一起，促成特色旅行，似渐渐形成英国中世纪后期每年春天的保留节目，而节目中宗教和文学到底哪一方诱惑力更大，不见得就能轻易量化清楚。不仅讲故事，还要看谁讲得好，出现了竞争，故事的质量也得以提高，这不仅能助香客们克服单调，间或也会促成精神的享受，甚至让他们暂时忘记远方那个正宗的精神目标，线性之旅被各种故事弄得扭曲了，心灵凭借文学想象，在直线上跑了题，竟得以游历四面八方，有时似潜入尘世的角落，雅不胜俗。拜伦的影子浮现了出来。　　而所谓华兹华斯式的旅程，是以个人的不懈求索平衡外部世界某些政治家、社会理论家、教育家、经济学者和工商业者等各方人士的机械企划。追求之不懈，自然就有了一定的方向感，华兹华斯也常声称他要达到某种境界，或走向某个理想的端点，以完成长河般的线性旅程。不过，话虽如此，虽然客观上他也终究回归于湖光山色间的农舍，但其所瞄向的端点却是有端无点，其精神家园也并非狭隘的藩篱。或反过来讲，一种无家可归的境域也是华兹华斯式旅者的精神家园。家的概念变大，并不抽象，却更超然而原始，相对于精神也更舒适。其他人士多会热衷于意义重大而方向明确的各类立项，因有迹可循而心安理得，而华兹华斯会说他时常失去固化的依托，自由得让他觉得有些“恐慌”；其开放性的旅程上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导游”。《序曲》1850年文本**卷开篇，他说他因新近获得的自由而兴奋，可面对展现于眼前的“整个大地”，他该选择何种路线呢？他说：“倘若选定的/向导仅是一朵飘游的孤云，/我就能知道去向。”紧跟着还说，要“让河上的漂物指引航程”。读者可能会认为，这不过是诗性俗套，自我的托付若如此不切实际，等于说了白说，天上与河中的向导或也让人联想到危险。不过，云和漂物拥有象征意涵，体现既有持续游动、既依从基本法则而又不拘谨、不机械的行动方式，是对自然元素的依归，或也称顺应天理；有目标，又大于目标。《序曲》末尾第十四卷，也是在该卷的开篇处，华兹华斯又使用了云朵意象。他说他在英国威尔士的斯诺顿峰（Mount Snowdon）山腰上看到了月下的云景，发现云层如海，起伏不息，广大而自由，就像拥有了“权威”而随意跨入各方的界域。出现了浩浩荡荡的跨界现象，或宛若随意而恢宏的跑题。于是他说他在那看到了“心灵的表征”，云海就像“威仪浩荡的心智，/展示出它的积极作为、它自身的/现状以及它可能经历的蜕变”。　　这种既有依托又极度自由的活动方式似让乔叟和华兹华斯相互贴近。如果我们联系西方文学和文化中一度常见的“远寻”（quest）概念，姑且可以说他二人所代表的所谓中间类型是一种假性的远寻，不像**类由埃涅阿斯等人所代表的那种名副其实的寻索。正宗远寻（real quest）与假性远寻（false quest）之间形成张力，后者就像是今人爱说的山寨版，但人类精神之旅的搭乘方式和抒表方式不一而足，不应当被局限住，所谓假性的远寻，在戏仿或模仿纯正类型的过程中亦可以展示复杂的精神活动形态，或也让我们有了准备，去阅读堂吉诃德和浮士德等人所代表的那种更加漫无边际的世俗游荡。不管怎样，堂吉诃德也好，香客们也罢，我们视野中出现一些从点到面的旅者，他们不固守一域/隅，越界行为频现，而与他们实际行为相并行的是，有关其旅癖的文学表述也不再拘泥于单一的风格或套式；行为上和文字上的跑题与漫游一同多了起来，各种意义上的所谓“世界公民”变得越来越常见，出现了诸类形神不一被流放或被自我流放的身影。如此我们就慢慢靠近了唐璜，一位不断跨界而无域可守的浪子，而现实中的拜伦也在其个人的生活和写作中双线游走，他也真的把自己原来的家弄没了，体会到茫然和困顿，但也换回来作为活动平台的欧洲地界，而若观察《唐璜》中拜伦的自我展示，那更是海阔天空，作为其文学平台的境域就更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