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三十案

很大程度上拜《三国演义》所赐，三国时代，可能是中国历史中*被关注的一段。当然，书读得稍微多一点，往往就会掉过头来强调：《三国演义》所讲述的，远非真实的历史。把《三国志》拿过来，和《三国演义》进行比较，指出哪些地方是《三国演义》虚构的，不论写书还是讲课说段子，都很让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于是引出一个问题：看了《三国志》，就能了解真实的三国历史吗？《三国志》是很不容易读的一部书，倒不是说读通文言文有多难，而是陈寿的写法，实在有点刻意制造阅读障碍。 在三国归晋的现实环境下，陈寿写历史书，必须以曹操为正统，“帝魏寇蜀”，但陈寿本是蜀人，对故国蜀汉有很深的感情，于是这部书公开摆出来的立场，和内在的情感立场，就有巨大的矛盾。 更为难的是，一味美化曹魏也不行。晋是继承魏的，所以曹魏的正统地位不容挑战；但如果曹魏不够坏，晋取代魏的合法性就有所欠缺，所以曹魏也必须要有重大污点。而且这次易代并没有杀人如麻的大换血，所以曹魏时代的大臣，很多在晋朝仍然是大臣，哪些隐私可以揭发，哪些污点仍需要掩盖，哪些脏水应该大泼特泼，哪些地方却反而要洗地……凡此种种，都是重大的技术难题。 写一部符合晋朝需要的三国历史，固然是国家级的文化工程，却是一件干好没多少好处，而稍不留神就可能得罪哪家权贵，轻则从此仕途无望，重则误了卿卿性命的事。 当时中原绝不缺才学之士，但这个重任却交到了陈寿一个蜀人手里，可能也和这个烫手山芋没人愿意接有关。而陈寿算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当时夏侯湛也在重写《魏书》，看了陈寿的作品，就觉得不用再写了，把自己的稿子毁了。张华对陈寿更是大加赞赏，说：“当以《晋书》相付耳。”意思是以后修本朝史的重任，也可以交给你了。 范晔评价司马迁和班固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比较下来，陈寿的特点大概是“其文约而事微”，文字特别简洁，叙事非常微妙：很多话看起来是一个意思，其实是另外一个意思；很多事看来好像没说，但该说的他其实都说了。从这个角度看，陈寿真正吃透了“一字定褒贬”的“春秋笔法”。 所以，一旦时过境迁，不理解陈寿修史时的这层难处，把《三国志》拿来当故事书看，就很容易觉得没什么意思。晚清的学者李慈铭就说，三国时代的历史事件与人物，论精彩程度，不在楚汉相争时之下。可是《史记》写得“声色百倍”，《三国志》就淡而无味。甚至于同样的事，如果《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也写过，就比陈寿写得好看得多。这段话，很真实地呈现出一个想看故事的人的失落感。 《三国志》零散到什么地步呢？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赤壁之战后的东吴攻取江陵之战，《三国志·曹仁传》是这样写的：周瑜率领数万大军攻打江陵，被曹仁率领三百勇士杀进杀出，如入无人之境。*后曹仁的部下赞叹：“将军真天人也！”曹操知道了这事，也越发认为曹仁雄壮，转封他为安平亭侯。 如果只看这段记录，还以为江陵之战曹魏方面赢了。要结合东吴方面人物的传记，才能发现周瑜尽管打得很艰苦，但毕竟是把江陵拿下了的。所以，读《三国志》要是不端出研究者的态度，就当故事书今天翻几页明天翻几页，极可能会对人物、事件的理解发生重大偏差。反而是看《三国演义》的读者，在这种大关节上，倒不会出错。 当然，读《三国志》还离不开裴松之的注。裴注的好处，是征引广博，让我们了解到，《三国志》里简简单单一句话，背后包含着这么多的细节，或者很多事原来有那么多各不相同彼此冲突的说法。 当然，有了裴注，也就意味着阅读《三国志》的感受除零散之外，又更增芜杂。总之，这不是一部适合用休闲的状态来阅读的书。于是，罗三洋兄的这部《三国三十案》的可贵之处，也就显现出来了。 邓广铭先生有个著名的说法，学习中国古代史，要有四把钥匙：年代、地理、职官、目录。怎样运用这四把钥匙，三洋兄特别精熟。人是生活在特定时空里的，所以弄清楚时间先后和地理方位就特别重要；传统中国是官本位的社会，很多时候你该怎么做，不是由你的智商和性格决定的，而是由你在官场中的位子决定的。年代为横轴，地理为纵轴，职官为立轴，这就建立起一个三维的坐标系。 而史料中那些零碎芜杂的记录，就成了这个坐标系中一个个的点。在这些点之间贯通勾连，于是，一种不但不同于《三国演义》，也不同于《三国志》的表面文章的历史叙事，也就慢慢呈现出它的轮廓。 用破案的方式来实现这个过程，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当然，由于史料数量太过有限，三洋兄对有些事情的解释，未见得是唯一正确的答案，但至少也是合理而有趣的答案之一。 三洋兄的学识渊综广博，我素来佩服，他对三国史的熟稔，更不是我能望其项背的。他嘱我作序，我实在是既荣幸又惶恐。只能强调一句，他的著作，扫去了我读三国史时感受到的重重迷雾，我写下这些文字，聊表一下感激之情。 刘 勃 方正细黑一_GBK" >第二十八案 曹丕杀曹彰案 （223年） 271 第二十九案 孙权废太子案 （250年） 277 第三十案 孙峻刺杀诸葛恪案 （25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