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资本论)导读

第九章 危机 **节 周期与危机 社会经济再生产的严重阻断被称为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危机意味着大量产出的商品无法出售：不是因为不存在对相应产品的需求，而是因为不存在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商品资本无法完全被转换为货币资本，导致预付资本的增殖渐趋恶化，积累下滑。由此，资本主义企业对生产资本的要素，即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需求也下滑。大量的失业与工人阶级的消费的衰落，进一步降低了需求并使危机更加严重。 资本主义并不是唯一一种庞大的财富与巨大的贫困并存的生产方式，却是唯一一种产品过剩会成为问题的生产方式，其中无法出售的产品会导致占有者的破产，同时，急需这些产品的人又无法通过出售自己仅有的东西——他们的劳动力——来换取它。由于资本无法通过使用劳动力而获利，资本也就不再需要他们的劳动力了。 19世纪早期以来，工业资本主义先在英国，而后在法国、德国、美国建立起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概每10年便会发生一次危机。加速积累的同时是利润率高涨和工资提升，接着便会出现停滞和危机，然后又是一轮起先缓慢，而后加速的积累的复苏。 在20世纪，这种周期的发展仍在持续，但周期性却常常没有之前那样明显了。超周期的发展的影响则凸显出来：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带来了长时间的经济萧条，170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被克服，特别是由于“福特制”（参见第五章第五节）的采用，西欧和北美迎来了50年代到60年代的持续繁荣。这一“经济奇迹”不仅带来了高利润率，而且带来了高就业率、实际工资上涨以及福利国家的扩张。虽然在此期间也存在周期发展，但并未发生严重的危机。马克思眼中的那种以危机、失业和贫困化过程为标志的资本主义似乎不见了，至少在资本主义的中心被超越了。然而，1974—1975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彻底地动摇了这种看法：福特制的积累模式及其提高生产力的“廉价的”方法（泰勒制加上规模化生产）遇到了自身的限度，利润率开始下滑，周期波动不断增强，即使在复苏期仍然保持着低增长率和高失业率。而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利润率的提高则主要基于实际工资的停滞和下降，以及对企业和富人的大规模减税，这首先削减了公共福利。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在过去180年的发展中其实始终伴随危机。但是，这种危机过程的原因却充满了争议。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大部分代表都认为，危机来自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对于古典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来说，危机只是由“外部”冲击引发的（比如国家的经济政策），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则不存在危机。只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64）至少将不断重现的大规模失业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内在问题，这一观点奠定了凯恩斯主义的基石。 与之相反，马克思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会导致危机，一种无危机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不过，在马克思这里并没有一个系统的危机理论，而只是散见一些关于危机的或详细或粗略的描述，这些内容后来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被加工成各种危机理论。 马克思在分析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时，就已经在货币对交换的中介中发现了危机的一般可能性：人们可以将自己的商品卖出，但并不用获得的货币去购买新的商品，由于他把货币保留了下来，再生产的联系就被中断了（参见第三章第七节）。所谓萨伊定律，即认为买和卖之间存在必然的平衡、供给创造等量需求的观点，只有在将（货币所中介的）商品流通同直接产品交换相等同的时候，才是有效的：每一次“买”都与一次同时发生的“卖”相一致。因此，如果古典或新古典主义用萨伊定律来论证市场经济原则上的无危机性，那么他们设想的是一种没有货币的资本主义。 但是，有必要进一步阐述的是，危机的单纯可能性为何会变成一场现实的危机，再生产的链条为何会在事实上中断。在马克思回应这一问题的各种答案中（详见《价值的科学》第341—370页），基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的思想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利润率的下降，利润总量也将在某个时刻下降，以致积累不断放缓，并*终导致危机。危机理论和“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的这种表面上的紧密关联往往构成了为这一规律进行激烈辩护的内在动机。其实，马克思对危机理论的决定性论证完全不依赖于这一“规律”。 在《资本论》**卷中，马克思已经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趋势加以阐明：通过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力的价值将会下降。而提高生产力的*重要的方法是不断引进更好的机器（参见第五章第二、三节）。但是，能节约成本的使用机器的方式，通常与扩大产量联系在一起。因此，提高生产率和扩大产品规模并存，后者还会由于竞争（尽可能地**个用产品占领市场；通过尽可能快地生产消耗来降低生产资料的成本；等等）而得到强化。而这种趋向无限制的生产的扩张，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明的那样，会不断碰到社会消费力的限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72页）。 社会消费并不只是终端消费者的个人消费。它包括了工人阶级的消费、资本家的奢侈消费还有投资，更准确地说，是替换已耗尽的机器的投资，以及为增加生产资料，即为了资本积累而进行的追加投资。 工人阶级的消费受资本的价值增殖逻辑的限制：资本家试图尽可能地降低工资以及他所雇佣的劳动力的数量，因为对单个资本家来说，工资纯粹是其成本要素。“消费不足理论”将工人阶级的消费能力的限制描述为危机的主要原因。不过，作为对于危机之存在的解释，这种关于低工资及其导致的“需求缺口”的论证是不充分的：工资始终低于产品的总价值（这种总价值即c+v+m，而工资只是v），无论它高一点还是低一点，都从来不能满足总产品的需求。 除了工人阶级的需求外，还始终存在资本家的奢侈消费，不过从总的经济过程来看，这部分消费相对较低，以至于我们可以在此忽略不计。*后一部分是投资需求，这是*关键的变量：资本对新的生产资料的需求直接依靠它，而就是否新增劳动力而言，工人阶级的消费的进一步发展也间接依靠它。但是，生产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投资的高低，一方面取决于预期利润的高低——如果预期利润低，那么投资就会削减——另一方面取决于（预期）利润率和利息率的对比：单个资本家不是作为整体的资本家阶级，他总是可以选择，将其资本投资于生产资本，或者用作生息资本。利息率越高，或者股价上涨的预期越强，就会有越多资本变为生息资本，而不是生产资本。 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不仅由相当不同的因素所决定，而且其决定性因素还是对立的：趋向于无限的生产与（不是由于需求，而是由于增殖的逻辑）受到限制的消费相对立。其结果是商品的过度生产（相对于支付能力而言）和资本的过度积累（被积累的资本无法增殖，或者难以增殖），*终必然引发危机：再生产陷入停滞，投资的资本贬值或者干脆流失，盈利能力弱的生产设施关闭、单个资本家破产、工人被解雇，失业率的上升伴随着工资的下降。因此，危机是一个巨大的破坏性过程：社会财富流失，大部分民众生活水平明显恶化。 但是，也恰恰是这种破坏性的环节，以强力方式消除了生产和社会消费之间的失衡关系。危机不仅有破坏性的一面，对于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言，它完全是“创造性的”：盈利能力弱的资本被消灭，这减少了产量，而执行职能的资本贬值和工资的下降，提高了留存下来的资本的利润率。接着，由于借贷资本需求的下降，利息率降低。所有这些共同为新的繁荣扫清了障碍，新的技术改进通常也会在此时出现：对新机器的需求不断增强，推动了**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的投资。作为其结果，就业率的提高加速了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的积累。新的繁荣期开始了，直到它碰到下一次危机为止。 因此，危机不仅具有破坏性，倒不如说，那些本属于一体（比如生产和消费）而又相互独立（生产和消费服从于不同的规定性）的要素，在危机中被强力重新整合为一体。危机通过其破坏性给资本主义制度带来正面的贡献，马克思反复提到过这一点（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78、339页）。 即便危机的一般机制可以被阐明，危机仍然难以被避免。一方面，竞争的压力迫使单个资本家做出连他自己都知道会对整个制度有破坏性的行为——没有哪个人能够置身事外，但仍然会抱有自己能相对不受损伤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