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拾荒

我和父亲之间 二十多年前，1994年9月5日凌晨，父亲因脑溢血突发病逝于张家界的一家宾馆。父亲那时已从北京调到广州工作，是为出席湖南籍已故经济学家卓炯的学术研讨会而去那儿的。上午，接到噩耗，我先是飞往广州，又和父亲单位的领导以及几位亲属一起飞往长沙。多亏湖南省有关方面鼎力相助，派车送我们赶赴湘西，料理丧事。 “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张家界，自从被吴冠中先生推崇，后又经摄影家陈复礼等人传扬，到了20世纪90年代，已是名满天下了。我对它当然也心仪久矣。然而谁能想到，自己竟以这样一种方式到了那里。 自此很长一段时间，不愿提张家界，不愿提武陵源，不愿提索溪峪。 那是我的伤心哀痛之地。 再往前数十年，1984年，我失去了母亲。十年后，我又失去了父亲。令人不胜唏嘘的是，父母的离去都如此突然，连抢救时的焦虑都不容儿女们承担。母亲离去时我在南京，那是到《钟山》杂志讨论《找乐》的定稿事宜。离京前一天我还回到家里去看她，没想到第二天飞机还没在南京落地便已得到我母亲因心脏病突发而逝的消息。而父亲，竟是在异乡终老。这种方式恰如父母的一贯作风，他们一生不愿给任何人添麻烦，包括自己的子女。 父母的一生并没有多少传奇性。父亲唯一令我吃惊的事迹，至今我还将信将疑。1949年，我妈怀上我不久，他就离开家乡北海，远赴广州求学。据说那一次远行很有些惊心动魄——几天以后他只剩一条短裤，狼狈不堪地回到家里。他说船至雷州半岛附近遇到了台风，船被打翻，他抓住一块船板，凭借过人的水性而逃生。“你知道台风来时那海浪有多高？足有四五层楼高呀！”这故事是他教我游泳时说的，我当时就质疑他讲这个故事只是为了给我励志。那时我还不到八岁，可见就已经不是“省油的灯”。当然，那一年，我爸*终还是从北海来到了广州。不久，广州就成为叶剑英治下“明朗的天”，他顺风顺水被吸纳进新中国培养人才的洪流，进入了南方大学。而后，他又被送到北京，在人民大学读研，*后留在那里任教。我爸离开北海不久，北海也解放了，我妈也和全中国的热血青年一样，被时代潮流裹挟进来，先是在北海三小做副教导主任，随后也获得到桂林读书的机会。她毕业于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工作。 1957年，父母应该是在北京团圆了。夏天，父亲回家乡接祖母和儿女上北京，我才**次见到父亲，那时我已跟着祖母长到八岁。“留守儿童”忽然发现，时时被祖母挂在嘴边的“爸爸”回来了！其实此前我已无数次看过父亲的照片，并向同龄人炫耀。在那照片里，爸爸穿着黑呢子大衣，头戴皮帽，站在雪地上，一副英气逼人的模样。就是为了找这个人，我曾经求赶牛车的搭我，沿着泥泞的小路，“吱扭吱扭”地走了一下午。天傍晚时，扛不住好奇的赶车佬问我：“细仔，你坐到哪里才下？”我说，离北京还有多远？我到北京找我爸呀……那赶车佬吓了一跳。他说他也不知道北京有多远，但坐这样的牛车肯定是到不了啦，“细仔，天黑啦，野鬼要出来捉人啦，赶快回家啦！”……那时我才明白，坐牛车是找不到爸爸的。 而忽然有那么一天，一个人，一手拿着一只装满了花花绿绿糖球的玻璃小汽车，张开胳膊把姐姐和我搂到了怀里。这就是爸爸呀！络绎不绝的亲友提着活鸡、活鸭和海味，来看望“从北京回来的阿宝”；过去曾牵着父母的手耀武扬威的玩伴儿们，趴在院子的栅栏墙外观看……从此我寸步不离地尾随在我爸的身后，直到一顿痛打把我扔到了可怜巴巴的地方。 离开北海半个世纪之后，当我以花甲之身回到故乡的时候，在我的姨表弟阿鸣家，看到了当年我爸爸用他带回的相机为他们拍摄的“全家福”——四姨和四姨父站在中间，左右站着他们家的五个孩子。四姨和四姨夫已然过世，表姐妹和表弟同我一样，当年不过垂髫总角，今亦老矣。谈笑问大家说这是我和他们仅存的童年照——因为就在作为背景的公园凉亭里，我不知什么时候溜进了画面，远远地骑在栏杆上，肢体语言里散发着不平。这就是当年我时时刻刻要独霸父亲的“眼球”，不准任何人染指的铁证。然而也正是这独霸的心思，招来了平生挨的**顿揍，也是唯一的那顿痛揍。 回想那次，我实在没有理由为自己开脱——起因是我爸那天中午和我的四姨父一起到我家附近的酒楼吃饭。这是何其简单而自然的事情！可一直“监视”着爸爸去向的我，为我爸不带我去而气恼。我居然跟踪他们到酒楼门口，“坐实”了父亲的“罪证”，随即回家向祖母告状，要祖母“御驾亲征”。祖母固然不会糊涂至此，却也顺着孙儿指天咒地，甚至言之凿凿地许诺，待这儿子回来定痛打无疑……谁知这都无法平息我的骄蛮。父亲和四姨父吃完了饭，回到家，看到了正在院子里撒泼打滚儿的我。 估计自从回到故乡，我爸已经忍了我几天了，一直想找个机会践行“棍棒”与“孝子”的古训。他先让四姨父离开，又把蹲在身边哄我劝我的祖母拽回屋里，反锁了屋门。听到祖母在屋里又哭又喊，我还不知道大祸临头。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