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获奖作品,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获奖作品)

本书自１９８７年在美国出版,至今已５年有余。现在有机会将它奉献给中国读者,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近年来,中外学者在学术领域中的交往日渐加强,双方增加了相互间的了解与认识。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学人研究中国问题的著作,是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并不是说西方人在研究中国问题上比中国人有什么高明之处,而是说通过各种译著,中国读者可以看到西方学者在研究问题的角度、思维方法以及概念使用上与中国学者的异同。从比较这种异同中,读者们可以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想象与思维能力,以期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做出较为全面的判断。
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很快就可以发现我的研究指导思想与大多数中国学者不同。在近现代史包括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中,中国学者强调对历史要做出评价。近几年来,在肯定和否定义和团运动的问题上,又有了热烈的争论。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反帝爱国的伟大群众运动还是一场由意识落后、封建迷信的小农发起的民众运动? 它缓和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还是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 这一类评价问题,并未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引起争论,因为大多数人认为没有必要对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事件或人物进行类似的评价。在我个人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过程中,我所感兴趣的是如何尽量客观地理解运动的源流、时代背景、发生的原因以及运动发展的逻辑性。我希望中译本能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和发生原因,在此基础上,读者可以做出自己不同的历史评价。
介绍西方学者的学术文章及摘要虽然不乏其数,但是想要客观全面地了解他们的中国学研究,*好的办法就是通观整部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我以为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读者们可以从这套丛书中看到不同作者的研究方法和分析特点。
本书翻译小组为此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我谨向王栋、王建朗、江禹、叶瓦、杜继东、吴义雄、路义忠、张俊义、樊书华表示诚挚的感谢。张俊义先生整理了原书初译稿,肖志伟等一起与我核对了原文及译稿。对*早组织翻译工作的王栋和*后审校全书的张俊义先生,我表示特别的感谢。没有大家辛勤的劳动,本书中译本的出版将难以想象。
这本中译本由１９８７年英文版直接翻译而来,除了更订原书注释中极少的人名、地名及引用材料的错误页码外,全书没有做任何重大改动。本书１９８７年出版以来,又不断有新的义和团史料及学术专著出版。它们对我的研究很有启发,但并没有改变我对义和团起源的基本看法。因此保持全书原貌,可以使读者比较清楚地了解我个人的观点,以及它们与中国学者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同时,我也愿借此篇幅,专门谈谈我对近年来义和团运动研究的看法。
近期义和团研究的某些著述相当引人注目。１９８８年路遥与程啸两位教授出版了«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论文集。这本书包括了两位作者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以及６０年代和８０年代作者在河北及山东威县实地调查的部分资料。两年之后,路先生有«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一书问世。这本书将新发现的一批中文资料(包括梅花拳拳谱与经卷、族谱、家谱等)和外文资料(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信件和日记)集中在一起,强调探讨义和团源流应该由“区域”研究开始,做“多层次多方面”的考察。同年,在中日两国学者联合调查(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０年)的基础上,论文集«中国的家、村、神神———近代华北农村社会论»一书在东京出版。书中关于义和团研究的文章,表达了与我对义和团运动起源研究相类似的观点。
除了上述的专著外,史料方面的出版也有相当的进展。１９９０年出版的«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极大地丰富了公开出版的资料。１９８０年我在中国**历史档案馆查阅的资料以及本书引用的山东巡抚档案,大多收入其中。续编还包括了清朝中叶义和拳、神拳档案史料(附编)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义和团源流史料»中的资料。我在本书中所引用的８０年代时尚未公开发表的资料,基本上可以在这两集续编中找到。除了上面谈到的专著和史料以外,还有很多研究有关义和团运动的文章,它们刊登在多种学术刊物和义和团研究通讯上。１９９０年在济南召开的国际义和团运动讨论会上也出现了不少有见解的文章。
毫无疑问,以上所谈到的研究与史料加深了我们对义和团运动的理解。其中大部分新材料可以加强本书的论证,但也有少部分说明本书在一些细节上需要加以补充修改。例如,据«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中的梨园屯“闫氏家谱”记载,闫书芹的“芹”字与官方所记的“勤”字相抵;又如闫铭见(明见,明鉴)不是拥有土地百亩的大户,而是仅有土地１５亩的小户。这批资料中*重要的一部是路遥教授和他的学生发现的一批梅花拳拳谱和经卷。它们对梅花拳的历史和实践提供了一份较为翔实的记录。其中“习武序”为梅花拳第五辈杨炳所做。杨炳可以说是梅花拳里的关键人物之一,在这篇拳论中,他将“儒家思想渗透进去”,同时杨炳还是梅花拳中唯一入仕的人(中康熙壬辰科武探花)。他的“卫君卫国”“不可犯上作乱”的忠君思想是毫无疑问的。同时被路先生发现的还有一本与民间宗教中罗教有关的梅花拳经卷,他认为这个经卷证明了梅花拳与罗教之间的历史联系,梅花拳是“依附于无为教的一个秘密会社”。而梅花拳里文武场之分,也被看作是与教门的联系。在未见到经卷全文之前,我不敢贸然反对这种看法。但从历史上看,梅花拳曾协助过清廷镇压１８１３年的八卦教起义;１８９８年赵三多起事前,梅花拳的首领还曾劝他不要“闹出乱子”,说梅拳“祖师自明末清初授业至今文的看书,给人治病,武的练拳从没有过叛乱的事”(见本书第六章)。因此, 在探讨梅花拳与教门关系时,我们应当十分谨慎。另一方面,也应该考虑这部经卷中与«皇极宝卷»甚为相近的部分很可能是由义和团时期之后的梅花拳所继承并加以修改的,这种修改甚至可能晚到民国初年。因为明清两代禁止邪教失效后,民初教门活动重又兴盛起来,他们的经卷也随之广泛流传过。
路遥和程啸教授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一书提供了比我以前所见的更多的白莲教降神附体仪式的资料。而我书中第二章“秘密宗教、义和拳和民间文化”对于教门中的降神仪式有所低估。但是如果把秘密宗教中的降神附体仪式都看作受神拳影响,似乎还应做更多的探讨。我认为大部分降神附体仪式都来自民间习俗中的跳神,在文献中也很少记载秘密宗教与神拳的联系。
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可以使关心义和团研究的中国读者比较中西两方学者在研究同一课题,使用基本相同材料时,分析方法上的异同。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０年当我在山东大学做这一课题研究时,受到路遥教授及其他同行的相当关注,对此我表示深切的感谢。他们给予我的帮助不仅在于提供了６０年代山东大学所做的口头历史调查资料,还在于他们的研究直接影响了我对义和团运动发展阶段的看法。关于鲁西南大刀会、直鲁边界的义和拳以及鲁西北神拳是义和团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就是直接接受了他们的分类方法。另外,路遥先生的«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一书在研究方法与角度上,与我也有着某些相同之处。首先我们的研究基础都是建立在历史文献与口头历史调查资料上;其次是区域性的研究,特别是义和团发生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在对社会背景的研究上,路先生与我所持观点极为相似。我们的研究也存在着不同之处,在起源问题上我们*主要的分歧点即路先生认为:虽然大刀会和神拳在义和团运动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直鲁边界地区的义和拳是这次民众运动的主要来源,即“义和团运动显然是义和拳运动的直接发展”。而我在研究中认为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传播起了核心作用的是它的具有标志性的仪式———“降神附体”“刀枪不入”。就此一点来讲,与首
倡降神仪式的神拳相比,直鲁边界地区的义和拳缺少这种仪式。
对上述分歧做更详细的探讨的话,首先可以用日本学者小林一美的话来概括。他在«义和团战争和明治国家»一书中写道:“很多中国学者义和团源流论的*大弱点是热衷于寻亲,而忽略了对形成义和团运动的固有逻辑及发展规律的解释。”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始祖 ,而是它为什么会在１８９９年至１９００年间如此迅速地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在仪式中,义和团所降所请的神祇都是老百姓心目中武艺高强的英雄好汉,他们来自民间戏曲、小说,特别是«封神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中的人物。降神附体仪式在形式上与农村巫婆神汉的跳神走巫如出一辙,武术与气功更是民间文化中健身防身的一种相当流行的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