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失败:为什么会有美国

第三章 波士顿“大屠杀”始末
1770年3月5日，是一个寒冷的新英格兰冬日，对坐落在马萨诸塞湾上的殖民地城市波士顿来说尤其如此。那天夜里，波士顿街道被厚达30厘米深的积雪所覆盖。如果不戴帽子走在室外，在短短几分钟之内，行人的耳朵就会因为严寒刺痛起来。
那天晚上，约翰·亚当斯正好在波士顿南方的一个朋友家中和一帮老朋友聚会。时间刚过晚上9点，突然从屋外传来一阵钟声。于是这帮绅士抓起帽子和外套冲出屋外，准备帮忙救火。在以往，这种钟声就是召唤救火的信号。当时的波士顿还只是个小城，人口为1.6万，差不多人人相识，守望相助自是本分。
当时的波士顿三面环海，只有一条狭路通向大陆，海岸线不怎么规则，城里还有三座小山，所以波士顿的街道也不怎么周正，像羊肠小道一样延伸开来。在这些狭窄道路两旁，矗立着红色、整齐、挨得紧紧实实的砖房。
当亚当斯一帮人冲到街道上取水的时候，想必周遭声音嘈杂至极，街道上混乱不堪，不停有人跑来跑去。过了一会，有人过来告诉他们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在国王大街上的镇议会大楼前，英国士兵朝波士顿居民开了枪，杀伤了其中的一些人。亚当斯随即赶往事发地， 但是没有发现什么，街上仍然到处都是拥挤的人群，以及荷枪实弹赶来的成连士兵。
由于担心自己正在怀孕中的太太，约翰·亚当斯急急忙忙回到家中。那天晚上，镇上还算宁静，但亚当斯想必思虑万千。在他日后的回忆录中，他是这么说他当晚的思虑的：“在过去的许多个月中，有些人一直想办法在波士顿的下层民众与士兵之间挑起争吵与格斗，点燃彼此的憎恨。我怀疑今天的事情是有人刻意挑起的。……波士顿人团结起来，要求国王撤走军队，比起煽动起目前这种激烈情绪要好得多，后者只会带来持续不断的民事或刑事诉讼，使得整个镇子纷扰不定。不列颠政府的意图还没有完全显露，我们不知道（这样搞），城市是否能得到乡村的支持，本省能否得到新英格兰其他殖民地的支持，更不用说新英格兰是否能得到其他地区的支持。”
第二天早上，当他坐在镇议会旁边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内的时候，一名身形矮胖、面色红润的人满面泪痕地走进他的办公室，这个人名叫詹姆斯·福瑞斯特，是一个爱尔兰裔的商人，他恳求道：“我到这来，是为一个非常不幸的人寻求帮助，这个人就是普瑞斯顿上尉，他被关起来了。”普瑞斯顿上尉是枪击事件中英军小队的指挥官，事发的当天午夜，他被带到镇议会，在法官面前经受了一个小时的审讯，然后被立即关押起来。“普瑞斯顿上尉想找一个辩护律师，却没有人肯帮他。约书亚·昆西先生答应出庭，但只有在您愿意出面协助的情况下才行。”
约翰·亚当斯当时是一名事业有成的律师，他是一个有百年家世的农场子弟，哈佛学院的毕业生，也是4个孩子的父亲。那一年（1770），他34岁。在新英格兰人中间，约翰·亚当斯算是中等个子，大约1.70米到1.73米高，身材可以称得上肥胖，有着粗壮的肩膀和一张圆脸，有秃顶的迹象。他相貌普通，穿着朴素，内心狂热，眼神活跃。他很爱说话，人们也都知道他很能说。很多人，包括一些欣赏他的人，都希望他能少说点。他这么能说，一方面是由于他生性活泼，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阅读广泛，能和人们讨论任何话题，“就像一艘能够驶向任何方向的帆船”。他热爱知识，出外旅行的时候，他总会带上一卷书，他会告诉自己的儿子，“只要包里有诗，你永远都不会感到寂寞”。
上帝赋予了亚当斯一副平平无奇的外貌，让他自豪又敏感，他追求荣誉，固执，容易冲动，思想锐利，为人热忱。日后，本杰明·富兰克林有一次描述亚当斯时说：“总是很诚实，有时很聪明的人，但是有时在一些事情上，他又总是完全没有常识。”他的另外一个朋友本杰明·纳什是这么形容他的：“他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毫不畏惧其他人的看法和自己这样做的后果。……他根本不懂得掩饰自己。”
约翰·亚当斯对公共生活很感兴趣，有一次他写信给自己的妻子：“我胸中有着对祖国和她的朋友的一腔热情，无法隐藏、难以抑制。” 1765年，当时的波士顿正为印花税法案闹得沸沸扬扬，群众运动蜂起。他动笔写下一篇文章，题目叫作“论宗教法规和封建法律”。在那篇文章中，他坚决认为，美洲的自由是美洲移民们通过其勇气和牺牲早已确立的一项权利。那个时候，他还为自己的故乡布伦特里起草了致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代表的文件，要求“无代表不纳税”，拒绝接受海事法庭的无陪审团裁决。
到了1768年，他在别人眼中已经是一位诚实能干的律师，生意兴隆，财源滚滚。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名字叫作乔纳森·休厄尔（Jonathan Sewall），当时是马萨诸塞殖民地的检察官，应总督弗朗西斯·伯纳德的要求，聘请亚当斯出任海事法庭的法律官员。这是一份美差，也是通向高官厚禄的途径，但亚当斯拒绝了。休厄尔询问原因，他回答道：“［伯纳德］对我的政治原则、思想体系、我的交往和我的朋友都很了解，他也知道国王、大臣、国会以及大部分的英国民众所坚持的体制同我的权利观、正义观和政策理念毫不相符。”
这样一个在波士顿地区土生土长的聪明人，对当时的各种事件都有亲身经历，怎么会不清楚福瑞斯特这个请求背后所蕴含着的复杂局势以及相应的危险。
那天晚上，约翰·亚当斯所目睹到的平静，就像风暴骤发之后人们暂时的宁静，是震惊的、手足无措的反应。这是数十年来军队士兵**次朝平民开枪。枪击事件发生时，马萨诸塞殖民地的代理总督托马斯·哈钦森正在城市北面自己的家里，得知消息后，他立即赶到国王大街的议会大楼（Old State House）。在那里，他发现一大群愤怒的波士顿市民聚集在一起。他们要求撤走军队，严惩凶手。哈钦森总督首先在楼下见到了普瑞斯顿上尉，他训斥道：“先生，除非你得到了地方治安官的许可，你怎么能向公众开枪呢。”2镇议会的楼上，许多殖民地参事会的成员也已经赶到，在安抚了他们之后，哈钦森总督走到二楼的外阳台上，俯视着大批的愤怒民众，请求他们镇静下来，用司法解决问题：“让法律行其道吧，我会至死不渝地坚守法律。”
人群暂时撤走，但这并不是事件的完结。第二天中午，一大群市民聚集在法纳尔大厅（Faneuil Hall），推选了一个15人委员会，委托他们向哈钦森提出要求—军队必须立即从波士顿撤离。领导这个委员会的，是47岁的塞缪尔·亚当斯。
塞缪尔·亚当斯是约翰·亚当斯的堂兄。马萨诸塞殖民地的亚当斯家族有两支，一支在乡下做农夫，一支在波士顿城里经商和从政。同他的乡下堂弟一样，他也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成绩优异。对于家族的传统，他继承得不是很好，他是糟糕的商人，但却是一位很优秀的政治家。在哈钦森眼中，这个人是一个出了名的煽动家和危险分子。
1770年3月6日这一天中午，委员会在镇议会大楼与官员会面。哈钦森坐在当中，右手边坐着达尔瑞普上校（Colonel Dalrymple，驻波士顿英军的指挥官），周围是28名戴着假发、身着猩红长袍、面色严肃的参事会（council）成员。
塞缪尔·亚当斯向哈钦森陈述了和平时期在城市驻扎一支常备军将会带来的灾难，要求立即从波士顿撤走所有不列颠军队。哈钦森回答说自己并无此职权，只有同母国政府磋商之后才能做出决断，眼下只能将犯事的那个团撤到城外。塞缪尔·亚当斯极具威严地站起来，伸出手臂，说道：“如果代理总督或达尔瑞普上校能单独下令，又或他们两位一起下令，能撤走一个团，他们就有权撤走两个。除非部队全部撤走，否则公众不会满意，本省也不会有和平。”
根据塞缪尔日后的描述，此时哈钦森面色发白，膝盖开始颤抖，“我享受了这一时刻”。达尔瑞普上校手头只有400人，根本不足以维持局面。哈钦森终于退让，答应尽快将军队撤出城市。
塞缪尔·亚当斯的威胁并不是一句空言，据说当时在整个马萨诸塞有4万人已经自发武装起来，准备援助波士顿人。
这样一句话足以概括局势—3月6日那一天，整个波士顿处于武装冲突的边缘。约翰·亚当斯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场面。如果他同意为普瑞斯顿上尉辩护，在极端情况下，愤怒的民众有可能威胁到他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我们已经不可能知道那天早上在约翰·亚当斯的心中掠过了哪些念头，我们只知道他的回答是这样的：“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中，辩护律师是一个被指控的人*想要的东西，依我的意见，吃律师这碗饭的人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做到独立与公正，处于生命危险之中的人应该能够得到律师的服务。”他相信，任何人都不能被剥夺请辩护律师和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考虑到这件事的严重性，他同时也郑重地告诉福瑞斯特，请他明白“本案同过去在任何一个法庭或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审判过的（重大）案子相比，至少同等重要。（由于）每一个律师都不仅必须对自己的家乡负责，而且也必须对*高的、绝对正确的裁判负责”，也就是说，要对正义负责。所以，在辩护中，他“不会有诡辩，不会有搪塞推诿，只会提供事实、证据和法律能够开释的东西” 。
福瑞斯特回答说，（除了得到公平的审判）普瑞斯顿上尉也没有祈求更多，上尉乐于将自己的生命寄托在亚当斯身上，寄托在上述原则之上。“万能的上帝做主，我相信他（普瑞斯顿上尉）是无辜的。”
“如果没有我的协助，（普瑞斯顿上尉）认为自己就不能得到公平审判，那么没有任何好犹豫的，他会得到我的法律帮助。”这是亚当斯*后的答复。
当他着手整理辩护文件的时候，想必思绪万千：事件怎么会发展到这步田地—兄弟阋于墙，自相残杀？为什么自己亲爱的母邦，会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子女？为什么波士顿人，会对法律和秩序不屑一顾，对自己的政府亮出牙齿？
一、波士顿社会冲突的众生相
要讲述波士顿“大屠杀”的来龙去脉，就必须先说说塞缪尔·亚当斯和托马斯·哈钦森这对冤家，也顺便说说波士顿这次军民冲突背后的众生相。
塞缪尔·亚当斯同托马斯·哈钦森是有私怨的，这种私怨是从上一辈传下来的，可以看作波士顿社会冲突的一个缩影。
塞缪尔·亚当斯出生在一个中等家庭，塞缪尔·亚当斯的父亲迪肯·亚当斯是马萨诸塞殖民地的公众人物之一，以批评不列颠及殖民政府、维护殖民地权利闻名。在当时的波士顿，商人、小店主、技师，以及波士顿北端的码头工人们有一个政治组织Caucus club，老亚当斯是这一组织的资深会员，他的政治影响力由此而来。现在回顾起来，这一组织可以说是某种政党组织的雏形，老亚当斯通过掌控这个组织可以影响波士顿市政会议，决定其日程。
当时城市上层与下层经济和政治斗争激烈，老亚当斯因此树立了许多敌人。
18世纪三四十年代，马萨诸塞硬通货短缺，农夫和工匠手头拮据，金银货币掌握在波士顿的外贸商人手中。下层民众对这些城市上层很不满，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使用金银硬通货向不列颠支付货款（还债），从而导致殖民地货币不足，另一方面是由于这些人囤积货币。这些城市上层人士同时还是农夫和工匠的债主，他们拒绝下层大众用纸币来清偿债务，因为通货紧缩对他们有利（如果没有纸币贷款，农民和工匠往往不得不以较低的价格出售产品，以满足缴税和偿债的需要）。
1739年，老亚当斯牵头创建了一家土地银行，以地产为抵押，发行纸币。这个举措很受市民与大众的欢迎，却不受上层人士的欢迎。总督害怕这是大众全面接管殖民地政府的先兆，富商们憎恨这个打破他们对货币垄断的措施。*著名的反对者就是富有的托马斯·哈钦森。总督首先用开除老亚当斯的公职作为回应，接着他和托马斯·哈钦森一起游说了不列颠议会，让议会通过决议，宣布土地银行非法。
老亚当斯负债累累，官司缠身，此后的20年内塞缪尔和他的父亲不得不咬紧牙关，拼命抵制殖民地政府剥夺他们剩余财产的行动。这些法律诉讼时时刻刻提醒着塞缪尔“不列颠对殖民地的统治权可能是专断的、毁灭性的” 。
塞缪尔·亚当斯身高约1.67米，头很大，有一张方脸，眼睛炯炯有神，这给每一个见到他的人都留下印象，让人忍不住对之评头论足一番。他善于倾听，语言优美，长于辩论。他生来并非循规蹈矩之辈，对自己的外表浑不在意。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就喜欢坐在酒馆里面，同一帮水手和码头工人谈天论地。波士顿的穷人很喜欢这个抛开精英身份同自己混在一起的绅士。此外，他的慷慨大方、乐于助人，也给他赢得了很多朋友。
1743年，塞缪尔·亚当斯从哈佛大学毕业，经商不成，屡屡失败。父亲老亚当斯借给他1,000英镑作资本，让他开创自己的生意。在当时，1,000英镑可是一大笔钱，他转手将500英镑借给自己的一个朋友，血本无归。
1748年，老亚当斯过世，从他那里，塞缪尔不仅继承了家族产业，也继承了在Caucus组织中的政治影响力，他出版文章，发表演讲，宣扬维护殖民地权利的观点。他在哈佛的硕士毕业论文的题目就是“论殖民地人民是否可以合法地抵制英国法律”。日后他掌控了波士顿的报纸，以攻击政府为能事。即使他的敌人也承认，他的宣传技艺极为高超，足以蛊惑人心。21756年，波士顿市政会议任命他为收税员。他在收税的时候并不尽责尽力，这使他受到了许多欠税人的欢迎，但是为自己留下了8,000英镑的巨大亏空。托马斯·哈钦森指责他盗用公款。3后来，他的政治对手抓住这个把柄，罚了他一笔巨款，是他的朋友替他付清了账单。可以说，塞缪尔·亚当斯几乎是北美**个职业政治家（当时的绅士以政治为消遣、副业或责任，没一个像塞缪尔这么投入）。他不认为民众是没有头脑的畜群，他认为民众有能力做出有效的政治判断。
当糖蜜法出台之后，塞缪尔·亚当斯立即表示反对不列颠的这一粗暴行径。当时正值马萨诸塞殖民地下议院选举，按照惯例，每个市镇在送出自己的代表之时，要委托某人写下一些书面指示，规范代表在下议院中的行为。塞缪尔·亚当斯正好被选来充当这个角色，于是他利用这个特权，提出“无代表不纳税”的主张。1764年5月24日，波士顿市政会议批准了这个指示书。在北美大陆诸政治实体中，波士顿人是**个站出来宣扬这个观点的。
1765年，印花税法出台，整个北美殖民地开始回响起一片抱怨之声。当时在波士顿有个组织，名叫“忠诚九人”（Loyal Nine），由一批商人和技工组成，开始组织对印花税法的抗议活动。塞缪尔·亚当斯并非这个组织的成员，但是他同这个组织走得相当近。
那一年的8月发生了很多事情。8月24日，愤怒的群众把安德鲁·奥利弗的模拟像挂到一棵榆树（后来被称作“自由之树”）上执行虚拟的绞刑，又捣毁了他的住宅，只因他是富有的商人、副总督托马斯·哈钦森的妹夫、马萨诸塞殖民地当局指定的印花税票代销人。12天后，一群暴徒又冲进托马斯·哈钦森的家里，捣毁了他家中的一切物品。当时马萨诸塞殖民地的总督弗朗西斯·伯纳德写道：“暴动如此普遍并受到广泛支持，以至于政府的一切权力瞬间化为乌有。”他认为这一切活动背后都有人煽风点火，这个煽动者—他觉得—就是塞缪尔·亚当斯。
伯纳德搞错了，波士顿的社会底层对社会现状早有不满。
英法七年战争征召了不少殖民地青年男子从军，达到参军年龄的新英格兰男人中，大约有一半的人都参战了，可能有3/4的人年龄在17—24岁之间。波士顿在这场战争中的人员损失可能是这个城市历史上*多的一次。
这些青年战士回到家乡，目睹的却是经济萧条、生活不易、城市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能无愤懑之心？
原来的新英格兰殖民地城镇社会结构相对平缓，贫富差距不大，手工业者和商人各擅胜场。但是在1690—1765年间，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以及战争改变了城市的社会结构，许多人靠搞城市土地开发（而不是辛勤劳动）发了大财。18世纪早期，一个商人有2,000英镑的财产已经很可观，两代人以后，北美*大的富豪们积累的财产已经达到20,000英镑。但是，城市贫困伴随着城市财富一起滋长。贫穷开始影响到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的生活。18世纪的城市税收清单记录了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1690年至1770年间，缴税*多的前5%的纳税人在城市应纳税资产中所占的比例从大约30%上升到50%，后一半纳税人则眼见他们的财产份额从大约10%跌落到4%。
更要命的是，新教意识形态凸显了“为富不仁”的现象。新教徒来到美洲是为了建设一个理想社会，满怀对宗教、家庭和集体的责任感。在这种意识形态下，社会和经济生活的运转应该遵循公平原则，而不是利益原则。“当各殖民地港口跻身于大西洋商业圈之后，商人们开始按照新型的商业伦理做出决定……如果小麦在西印度群岛的售价是一蒲式耳八先令，而在本地只卖五先令的话，谷物商认为把从当地农场主手中所能收购的小麦全部运给更远处的买主无可厚非。新的跨大西洋市场只响应看不见的供求规律，对个人和本地社会的需求则漠然处之。”1而且，随着财富的聚敛，少数权贵阶层开始包揽殖民地的高层行政职位，下层人民对城市的机会和公正都开始失去信心。
历史往往证明，手持武器为国而战的武士回到家乡，为自己争取权利，旁人是很难抵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