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阅读福柯

米歇尔福柯是一位具有异常禀赋的哲学家、政治活动家、社会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富有创造性的历史学家、法国*负盛名的学术机构的教授、世界知名学者，他不可逆转地形塑了如今我们思考的方式。他的批判性研究持续启发着诸多学者、艺术家和政治活动家去寻找前所未有的路径，以建构新的思考方式，摧毁各种旧的确定性或者，如它们经常表明的那样，是令人舒适的幻觉（comforting illusions）。 福柯将其著作视为某种工具箱，读者可以从中翻找出自己需要的用于思考和行动的工具。然而，运用这些工具包含着一些困难的解释问题，因为对某个工具的使用经常受到脉络的决定，并*终受制于我们的工作目标。一块石头可以被同样有效地用于锤打事物和砸碎窗户。如果我们决心质疑根深蒂固的社会秩序，放弃所有坚定不移的真理，同时坚持对自由的某种脆弱承诺（fragile commitment to freedom），将更有助于贴近福柯的意图。 围绕福柯的著作不断引发争议，部分原因是它可以以多种不同的方式被人们所使用。其独创性和吸引力在于它的多面性。它提供的并非一种单一的理论或学说，而是某种变化多样的思想体系，该体系包含着对一系列特定问题的各种不同分析。在阅读他的著作时，对其工具箱进行富有想象力的、新的运用是我们的基本目标。 然而，在其多面性的著作集中，我们仍然可能找到一条统一的线索，而不必将其简化为某种单一的理论或方法论。自由是贯穿福柯整个哲学生涯的一个指导性问题。他的研究领域是各种社会实践：他的整个思想可以被描绘为对实践的不同层面的研究。其思想的方法论特征，也即他对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作为一种哲学方法的创新性运用，还赋予他的著作某种统一性和高度原创性。福柯是一位运用历史来理解当代社会，以便朝着更大的自由的方向改造社会的哲学家。 福柯与雅克德里达、吉尔德勒兹和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等有影响力的思想家通常被划分为后结构主义者，尽管他拒绝这个标签，并声明他甚至都不理解它的含义是什么。然而，他属于在存在主义衰竭后于20世纪60年代声名鹊起的那一代法国思想家。存在主义及其*为著名的代表人物让保罗萨特、莫里斯梅洛庞蒂和西蒙娜德波伏娃，提倡哲学主要是研究人类存在（human being）：他或她的本性，人之存在的意义，以及人的可能性所受到的限制。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的特征则是反对将人类存在作为哲学分析的优先对象，相反，应该聚焦于思想中社会的、语言的和无意识的决定因素。尽管直到20世纪60年代，萨特都是无可匹敌的法国哲学之王，但在随后的数十年中，福柯和德里达取代了他的位置。 后结构主义者将存在主义的衰竭视为某种哲学探究的危机，更一般地说，是其传统方法的危机。自从笛卡尔及他著名的我思论我思故我在”以来，思考的主体就一直是哲学知识的基础。鉴于存在主义未能考虑到语言建构现实的方式，后结构主义认为以主体为中心的哲学业已走向末路。为了复兴哲学，亟须全新的路径。在德里达发展出以对哲学著述的文本批评为中心的解构主义的同时，福柯转向了历史。 他将哲学和史学以某种新的方式结合在了一起，从而导致了对现代性的某种令人惊骇的批判。他将其著述视为“当下史”（histories of the present），试图描绘出现代文化中的某些关键实践的历史发展和概念基础比如惩罚和处置被视为疯癫之人的那些实践措施。他的研究除了展现这些实践在历史上的偶发性和偶然性，还导致了某种深深的疏离：读者将他/她以前视为理所当然的自己所属文化的某些层面，突然视为古怪的和偶发的，但同时也明显是难以忍受的、亟须改变的。 福柯的研究通常被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阶段，他将其历史研究称为考古学，主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包括《疯癫史》（1961）、 《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事物的秩序》（1966）和《知识考古学》（1969）。70年代则是其谱系学阶段谱系学是福柯喜欢用来表示其权力研究的术语，包括其*被广泛阅读的著作《规训与惩罚》（1975）和《性史（**卷）》（1976）。*后，20世纪80年代是其伦理学阶段，他这时转向了古代伦理学，撰写了《性史》的*后两卷《快感享用》和《自我的关照》（1984）。这样的三分法无疑有助于初学者掌握福柯的全部著述，但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将其视为某种解释的或教学的模式，而不能将其视为某种严格的区分。三个阶段并不意味着三种不同的方法或研究目标。相反，进入某种“新”阶段的目的，是通过引入一种新的分析轴线来获得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 福柯的思想不仅激发了专业学者之间关于阅读和解释其作品的不同方式的热烈争论，而且还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引发了诸多文化争论。他的关于生产性权力（productive power）的思想权力生产和激发而非压制和审查各种形式的经验与知识为人们挑战关于性态（sexuality）、性别（gender）、违法犯罪、精神疾病等议题的各种保守主义政治观点，提供了宝贵的工具。对于很多同性恋活动家和其他文化激进主义者而言，福柯的思想一直是他们的思想和政治灵感的重要来源。 撰述关于疯癫、性态、监狱等主题的批判性著作，可能足以在一个思想家周围创造出某种颠覆和争议的氛围。然而，激起了*猛烈风暴的或许是他的私生活：他是一位死于艾滋病的同性恋者，他体验过各种不同的药物和施虐受虐的性实践，他年轻时在精神病院待过一段时间，他喜欢开着捷豹汽车到处飞驰。有人认为，这些“自我毁灭性的极限体验”，提供了回答如何阅读其著述这一问题的钥匙。然而，“阅读他的生活”的问题跟阅读他的著述并不相同，前者并未向我们提供任何确定性的文本。除了永远无法进入或解释的私人想法和经验之外，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过是一系列无限多的转瞬即逝的事件、相互矛盾的记述和回忆。 我会在很大程度上尽量忽视我所知道的关于福柯的生活。这并非因为我认为它们是无关的或无趣的：如果我们以应有的注意力阅读他，那么，他的研究又如何吸收了他的生活就应该会变得显而易见。一个哲学家的生活存在于其著作的哲学气质（philosophical ethos）之中，对于我们这些跟福柯没有任何私交的人来说，这或许是发现它的唯一方式。关于著作与生活之间的联系，福柯自己就曾注意到：“一个人的私生活，他的性偏好，以及他的著作（work）是相互交织的，这不是因为他的著作是对其性生活的转译，而是因为他的著作不仅包含着文本，还包含着他的整个生活。”犹如其生活一样，福柯的思想也难以被归类到某个单一主题之中。这不是因为他经常失败，因而不断改变其想法，而是因为他追索的问题永远都没有明确的和*终的答案。对他来说，哲学不是某种不断累积的知识体系，而是对当代社会中的各种教条式信念和难以容忍的做法进行无情审问的某种批判性实践。他邀请我们继续他的批判性实践：我们应该阅读他，原因不亚于为了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