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爱欲

第三章 尘世之爱
薄伽丘开始将肉体之爱引发的快乐引入男女之爱中。这是他对但丁和彼特拉克的偏离。他的《十日谈》飘荡着的是活生生的肉体气味。这本书这种肉体气息来得过早、过于迅猛、过于突兀和大胆了，它不得不被反复当作淫秽的禁书而罚入黑暗之中沉默地流传。我们把它同十四世纪的绘画相比就看得更清楚了，十四世纪的绘画还非常拘谨，丝毫没有体现身体的狂欢和快乐迹象。乔托正苏醒的绘画此时在雕刻痛苦而不是快乐。正是从《十日谈》开始，现代的出版禁令，总是有一部分套在爱欲身上，直到二十世纪，直到劳伦斯和纳博科夫，爱欲作为道德之罪也一直背负了各种各样的书写之罪。
就此，薄伽丘翻开了新的篇章。如果说尘世之爱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但丁和彼特拉克的纯粹的精神性的男女之爱，那么另一种就是薄伽丘的肉体之爱。但丁和彼特拉克小心翼翼地推开了上帝之爱的框架而释放出了人世间的精神之爱，一种削弱了上帝之爱的邻人之爱，而薄伽丘则将他们精神之爱的大门推开，释放出了更物质化的肉体之爱。《十日谈》是肉体之爱的狂欢曲。在这里，但丁和彼特拉克那顽固残存的上帝之爱消失得无影无踪。上帝在这里没有死去，他存在，但只是作为一个反讽性的符号存在于《十日谈》中。上帝不是主宰者，而是被主宰、被利用的木偶。他从来没有真正发挥效用。相反，他总是被轻浮地利用，被各种各样的性爱所利用。一个修士就以上帝之名引诱了一个纯洁少女，上帝和性爱之间并不构成一种严峻的张力，相反，他们之间有一种合谋的勾连。薄伽丘较之彼特拉克更强有力地返回希腊罗马那里，返回世俗之爱，返回人和人之间的爱。不过，这种人间之爱不是简单地回到生育的问题，回到希腊的创造性和永生的问题——苏格拉底对爱的思考（创造和快乐）总是跟生育，因此也是跟生命的延续相关。而在薄伽丘这里，爱和死有关，但是和生育无关。爱和死有关，这并不意味着要像古代人那样因为爱通向永生而拒斥死亡。这是一种新型的爱和死的关系，一种对希腊人和基督徒来说都很陌生的爱和死的关系。
我们可以在薄伽丘的《十日谈》中去理解新出现的爱的问题。这部小说的背景是1348年佛罗伦萨的瘟疫。这是一场来势凶猛的黑死病，也就是鼠疫。一旦感染，死亡的概率极大。当时的城市尸体遍野，死寂凄凉，丧钟乱鸣，一派肃杀。为了躲避这场瘟疫，人们采用了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躲在自己家里和没有病人的地方，远离尘嚣。……有节制地享用美酒佳肴，凡事适可而止，不同任何人交谈，对外面的死亡或疫病的情况不闻不问……另一些人想法不同，他们说只有开怀吃喝，自找快活，尽量满足自己的欲望，纵情玩笑，才是对付疫病的灵丹妙方”薄伽丘：《十日谈》，王永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这后一种人并不躲避，他们在城中兴之所至，为所欲为，他们活一天算一天，仿佛明天行将死去，仿佛这将临的死亡不可避免，因此，他们抛弃一切私产，撕掉任何面具，毁掉任何习俗和法规而过着声色犬马的放纵生活。死亡令人狂欢。在死亡的冲击下，整个城市陷入瘫痪和无政府的状态。《十日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它的故事。在死亡的黑夜包裹下，十个青年男女聚在一个偏僻的郊野讲述各种各样的情爱故事。他们是为了逃避死亡而聚集的，是为了逃避死亡而讲述这些故事的。每个人讲十个故事，一共持续十天。在此，一方面，他们远离尘嚣，从空间隔离回避他人的角度躲避死亡，这是薄伽丘所说的**种逃避瘟疫的方式；另一方面，他们通过讲述故事来回避死亡，他们在故事中生活，在故事中度过难熬的时刻，在故事中发出笑声。这是他们独有的通过沉浸在故事中来逃避现实死亡的方式。怎样的故事会让他们沉浸其中并且遗忘死亡的威胁？这都是与爱欲相关的故事。
我们怎样来看待这些有关爱欲的故事呢？我们先从一个故事着手。一个失去了妻子的丈夫将他不足两岁的儿子带到一个与世隔离的偏僻山上，在那里，父亲潜心隐修，斋戒祈祷，建立了一个纯粹的神圣的宗教空间，并将儿子锁在这个空间内，从而将所有的诱惑外因抵挡在外。儿子无时无刻不沉浸在天主氛围中，这是一个纯洁无瑕的儿子，一个只有上帝盘踞在灵魂中的儿子。但是，到了儿子十八岁的时候，父亲偶尔带他下山进城一次。在路上，他们遇见了一群美丽的姑娘。儿子好奇心大增，问父亲那是什么，父亲为了防止儿子春心萌动，就欺骗儿子说，这是坏东西，名叫“母鹅”，应该避而远之。可是儿子偏偏对这些“母鹅”产生了兴趣，他目不转睛盯着她们，觉得这些坏的母鹅漂亮无比，比他看到的天使图像还要美丽，并强烈要求父亲带一只回去喂养。父亲终于明白，儿子对女人的兴趣是与生俱来的，这是自然的力量，它瞬间就摧毁了他十几年的教训。尽管儿子连“女人”这个词都不知道，不知道世上有女性这样的一类人，但是，一旦她们出现在他面前，一种天然的爱欲本能马上就点燃了，这种爱欲本能几乎不需要教育就能直接指向一个美的女性对象。
我们在这里能发现薄伽丘对爱欲的态度：爱欲是人的一种本能，是生命的本能，它是自然的，它内在于人的身体。它就是身体的能量本身。只要有身体，或者说只要有生命就有爱欲。它是永恒的冲动，不可能被清除掉，它无法被遮蔽，无法被压制，无法被训诫。无论是上帝的压制、空间的压制、理性的压制还是语言的压制。它不会沉默，它会猛烈地不可遏制地自然地涌现。这是内在于人性本身的爱欲。在这个意义上，薄伽丘是一个朴素的弗洛伊德主义者。儿子的这种爱欲，是生命的起源和本质。这种爱欲就是日后弗洛伊德所说的力比多。对五个世纪后的弗洛伊德而言，力比多限定在性的领域，力比多因为有特别的化学基础，它仅仅是性能量。它是生命的必要条件，没有这样的力比多，儿童就不会生长。弗洛伊德首先肯定了儿童固有的性本能。儿童的性兴奋源于多种能量，尽管它有潜伏期（这正是人们否认儿童性活动的重要原因），但它一直存在，它一直在积蓄能量，儿童的兴奋是分散的，它分布在身体的各种区域，它在这些不同的区域获取各种各样的快感，它储存在他全身，此时它尚未指向对象，它带有强烈的自恋特征。只是到他成年后，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潜伏之后，儿童时期就持有的多样能量才团聚起来，“成人的性本能是童年期多种冲动合而为一的结果，*终指向了单一目的”。显然，性本能一直存在，并且从儿童到成人的过程中一直处在变化中。它先在自我身上，后来转移和扩展到对象身上，才有了生殖的机会。“这种自恋性的力比多当然也是性本能的力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已将力比多的概念，界定为一种量化力量，可对性兴奋的过程与变化进行测量。……性兴奋不仅源于所谓的性部位，而且源自身体的所有器官。这样我们就有了力比多的量化概念，将心理表征称为‘自我力比多’。”
似乎是对弗洛伊德的文学预告，薄伽丘对生命的理解是弗洛伊德主义的：与其说是上帝在支配生命，不如说是爱欲在支配生命。生命就以性为动能而生长，这是一个自然法则。十四世纪的薄伽丘还不能明确否定上帝是造物主，但很明显的是，他从没有对这一点做坚决的肯定。这样的以性为根基的爱欲有外在的对象，但性本身的出现是自然的，是内在于自己的身体和生命的，是外在对象所无法解释的。爱欲回到它本身，它是自主的，它的意义就在于它本身能量的膨胀，就在于这种膨胀的自然进程。它不被任何外在的律令所管制、驯服和利用，无论是上帝的律令，还是像古代苏格拉底所谈论的生育的律令。爱欲的首要目标并不是生育，而是自我的快乐实现。在《十日谈》中，爱欲不通向生育，而是止于快乐。没有生育的*后结局，只有快乐是否实现的*后结局。爱欲完全在自我的内在轨道上运转。任何外在目标都难以制止它、操纵它。就像这个受基督教影响的父亲终于承认自然的巨大力量，基督教处心积虑的十几年的严格驯化在这种自然力量面前瞬间崩塌。在这里，生命的目标就在于它自身欲望的满足，而且只在于自身欲望的满足。它要做的就是努力实现和完成自身的满足。生命的过程，就是这样的欲望满足过程。这部小说中的很多主人公，都为了爱欲而愿意赴死。或者说，以死作为不顾一切的爱的代价。不能爱，宁可死。同但丁和彼特拉克的为灵魂之爱而死相比，薄伽丘笔下的人物，更准确地说，是为了性爱而死。这部小说，可以说就是性爱倔强、不屈不挠、奇怪的实践和表现形式，就是有关性爱的离奇荒诞的悲喜剧，就是对性爱的奋力肯定和辩护。小说中的人物五花八门，几乎覆盖了各个阶层，无论是一般民众还是神职人员，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卑贱庸众，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年人，都无一例外地被这种爱欲所支配。这是一部有关人之爱欲的书。正是爱欲的冲动让人做出了各种各样的离奇抉择，它是行为的深层动机。爱欲让人们冒险。爱欲让人们打破了各种各样的条例、规范和习俗。一个下贱的仆人居然为了获得王后的性而孤注一掷，一个高贵的少女为了获得一个卑贱的男人的性而甘愿被父亲杀害。性的结合总是借助各种谎言、技术和策略而成功。薄伽丘在书中忍不住说道：“爱情的力量无比强大，任何艰难困苦以及想象不到的危险都阻挡不住堕入情网的人。”薄伽丘正视这个事实，也肯定这个事实。在基督教看来厚颜无耻、伤风败俗、互通款曲、偷鸡摸狗的爱欲故事，在这里都得到了细致的描述和正面的肯定。这种爱欲的核心就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