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

　　众所周知，中华帝国有着极为丰富的各种产品的供应，由此很容易想象出这个国家的商业是相当繁荣的。但是，因为中国人在他们本国内部得到了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并且由于众多的人口提供了一个市场，可以保证在这个国家以内消费掉所有这些商品），所以他们的对外贸易与国家的规模相比，是很有限的。主要的贸易活动是在这个帝国内部进行的，同样的东西在帝国内各个地区的供应情况并不一样。由于每个省都有它的需求并且有它自己的地方特产，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事实，即各省相互交换它们各自的有用产品，那么，所有省份都将陷于贫困。在一个周围边境长达1800里格的国家里，现有的流通范围显然已经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商业领域；而且据史学家们说，在中国国内所进行的商业交易活动是如此巨大，以致全欧洲的贸易活动都不能与之相比拟。一个纯粹的国内贸易对于那些认为国家为了增加货币财富必须与外国人进行贸易的人来说，似乎是完全不适当的。他们也许未曾注意到，*大可能的富裕存在于*大可能的消费之中。这种消费的来源存在于每个国家的领土之内，而国家的领土甚至是金银的来源，无论金银是采自矿山还是用其他产品来购买。拥有矿山者为了扩大他们的消费而出售其金银矿产，利用这就其本身而言并没有什么用处的金属物；未拥有这种金属物品的那些人购买它，仅仅是为了使他们在购物过程中的交易活动更为便利，除了这一用途以外，他们也不让它成为自己的负担，因为购买金银所用的财富，比起这些金属物本身更加为人们所必需，并且因为一个人购买金银越多，他减少自己的消费也就越多，而消费才是真正的富裕。再者，各国进行贸易活动，其目的仅仅是为了消费，但它与商人的贸易活动混淆在一起，商人经商作为一种服务性行业，是很赚钱的，而且随着他们的经商活动向远处扩展，赚的钱也就更多。各国越是能够大量地节省这笔费用，甚至不惜侵害商人们的巨量财产，它们为消费以及为必要支出而获得的利益，也将越多，这种必要支出用于各种财富的不断再生产，而这些财富产自土地并且为国家和君主提供各种收益。　　在中国，许多条运河沟通了各个省份，所以各种商品货物的运输非常容易。交通运输和市场销售十分迅速；自利心支配着中国人民的情感，促使他们不停地从事经营活动；城市和乡村里的一切都处于运动之中；公路上人流的拥挤犹如我们商业城市的街区，而这整个帝国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庞大的集市。　　不过，据说他们的商业活动有一个缺陷，即缺乏良好的信义：中国人不满足于尽可能地贵卖，他们还制造伪劣商品。他们的信条之一就是，购买商品的人总是尽可能少付钱，如果可以的话，他甚至连一文钱也不愿付。他们由此从另一方面做出推论，如果购买者在为商品支付时十分糊涂和无知，那么商人也可能索取和获得*昂贵的金额。他们说：“这不是商人在进行欺骗，而是购买者自己在欺骗自己；卖主没有使用暴力，他所获得的利润是他辛勤劳动的收获。”　　旅行者们曾在欧洲传播这样的观念，使人相信中国人在他们的贸易活动中确实具有这种掠夺行为；他们甚至举出在那里弄虚作假的各种例证。根据这些例证来看，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应当受到指摘，因而人们很可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在中国进行抢劫和掠夺可以不受到惩罚。可是，在那里，公众对*微不足道的罪过都要实行*严厉的惩罚，这种惩罚甚至被扩大到用于监督民间的庆典活动，唯恐庆典活动毫无节制。散布这类传闻的那些人依我看来，他们肯定是把中国人在广州口岸同欧洲人所进行的买卖交易，也就是将这种交易双方都在企图从中欺骗对方的新兴生意活动，与这个帝国国民之间的贸易活动混淆起来。这个政府对国外贸易没有什么兴趣，它容忍那里的欺诈行为是因为它难以惩治那些远离本国达3000里格，一旦卖掉他们的商品便消遁而去的外国商人。我们有许多例子表明，一些很值得称赞的国家被对外贸易的污染腐蚀了。看来在这场贸易争夺中，中国人已经变得比欧洲人更加精明，他们运用这一竞争技巧更加沉着得多；而且他们来到我们的口岸进行贸易活动从未失手，这些商人定期来访，为人们所熟知，并且在那里建立起良好的信誉。不能想象在一个国家内，居民之间可以靠相互弄虚作假来进行贸易。相互欺诈的双方有何利可图呢？这只会引起令人棘手和非常麻烦的纷乱，从而使日常的商业活动变得十分困难，几乎不可能进行。甚至更不能想象这种欺诈现象是发生在像中国这样的一个文明国度中，在那里贸易方面的良好信誉和诚实、正直一直是令人瞩目的；这是孔子伦理学的主要论题之一，而在这个帝国内，伦理就是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