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外交导论

外交的史料类型：出土文物与外国史料 如前所述，外交学的兴起极大地依托于历史学的整体兴 盛，故而史料甄选的基本原则，亦脱胎于史学。梁启超于１９０２ 年指出：“今日泰西同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故固有者，为史 学。”由此，罗志田指出：“由于史学为中国所固有，较易学习和 从事，结果各新学术门类无意中仍走入史学一途。”在学科成型 的早期，史料的选择是与范式的成型互为因果的。黄靖等在回 顾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之时，指出这一领域已累积的材料包括 正史、“会要”、类书、档策、舆地总览、游记、笔录、野史见闻，同 时也搜集古希腊、罗马、波斯、印度、阿拉伯的史书、论著、游记、 地理书、信件与论集，并木简、铭文、图像、雕像和钱币等出土文 物。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归纳为三类：①中央政府库存档案，即 包括敕修史书，历代编纂的“类书”与起居注，朝廷议事的策论 与档案，奉命编修的舆地总览；②涉边事务知识阶层的学术专 著与个人笔记，包括士大夫的笔记小说与僧人的游记；③出土 文物。其中，**部分材料的价值*大，尤以正史和类书为要。 简而言之，古代外交研究的史料，并非只有文献一途，但文献无 疑是其中*重要的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出土实物与外文史录 两个分支。 先说出土实物。出土实物是个大类，从坟冢、遗迹和航道 等地下文物的聚集地出土的器皿、物什、货币、兵器等物品，都 可以算作出土实物。以前的学问尤重带有文字的出土物，并由 此诞生了传统的“金石学”，但在傅斯年组织“中央历史语言研 究所”，并主持了殷墟的开掘之后，现代考古学逐渐取代了传统 金石学的地位———无论是否携字，出土的器皿用具，乃至于考 定年代的土层，都可算为文物。在这些文物中间，于中原之外 发现的钱币、武器、墓葬中出土的记载了游记或功勋的石碑等， 对中国古代外交研究而言都有相当价值，尤其补史册之阙。魏 晋之前，东亚地区的文字系统只有早熟的汉字，其他文明虽可 能已有形成的语言，但迟迟未能形成文字，或者文字系统还不 发达。虽然能撰写体裁较精悍的碑文，却还无力撰写长篇历 史，因此主要依靠中原王朝的史籍来记录历史。这些历史颇有 华夷之辨的色彩，遮蔽了外交的事实。相较而言，出土文物能 较好地还原历史的真实。那么，有哪些出土文物可以被引为史 料呢？ 由于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每一时期的出土文物类别与数 量均有不同。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古资料，以携字文物为主，又 分为陶器、青铜、玉石和战国晚期出现的简帛。 青铜器是一个概称，并不单纯指青铜鼎。《周礼·考工记》 记载了周人已知根据合金比例之不同，能制造出六类硬度不同 的铜锡合金，分为礼器、乐器、武器和日常生活用具。其中，携 字较多的有煮肉用的鼎，煮饭用的鬲，盛饭用的簋，盛酒用的 尊、爵、方彝和卣，调酒用的，盥洗用的?。这些既是炊具，也 是礼器，主要用于宗庙祭祀、随葬和涉外礼仪。出土于诸夏国家与四夷交界地带的青铜器，有很大概率为重要的政治事实的 记录。如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掘的河南信阳长台观楚墓，提供了 春秋后期晋、楚、陆浑戎三者之间的史迹，对研究春秋时期的联 盟与战争有一定的作用。河北平山有中山国墓葬，在出土的 １９０００余件文物中，有５０多件携字铜器，特别记述了中山国派 相邦讨燕国，并夺得土地之事，是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唯一一个 蛮夷国家的史料。 除了礼器，比较重要的还有乐器、钱币和符玺。先秦时期 的乐器使用的场合虽然多，但均与诸侯活动相关。尤其是行人 接待各国使者时，席间必须赋诗，以为外交辞令，乐器是不可或 缺的。先秦时的乐器有钟、钲、铎、鼓、?和铙，上有刻字的为 钟。钱币则是诸侯国内外均会使用的流通媒介，具体情况前文 已述。符玺在先秦有两种含义，书信写完之后，要用封泥贴合， 然后用印信封上，收信人先检查封泥上的印信图像有没有被破 坏，这是符玺的一种含义；另一种则是使节出行时所携带的印 信，依靠该印信通行水陆。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就是楚 怀王赐给鄂君的铜节，上有四段铭文——一段１６５字，为水路 通行的符节；其他三段为１５０字，为陆路通行的符节，都与对外 活动乃至外交息息相关。 春秋时除铜器外，比较重要的还有玉石。殷商时期的占卜 和祈神多使用龟甲与牛骨，但春秋时期流行的盟誓，大多刻在 玉石上，如山西曲沃的侯马盟书。１９５９年，山西考古所对侯马 地区的新田遗址开始勘探，并发现至少五处发掘地点。１９６５年 冬发现**批玉圭写成的盟书，记录赵氏的重大政治事件，为 晋国政治研究的重要材料。其重要性我们已在之前的章节中有所展示，在此不再赘述。 在玉石之外，*重要的出土文物就是竹简。将竹劈成长而 窄的篾片，再用线串联起来，组成了竹简，而用木头如法炮制 的，就是木简。从文字上这被称为“册”，而将数“册”放在案牍 上，就形成了“典”。册是象形字，而典是会意字。两字在甲骨 时期就已出现，说明竹简很早就使用了。《尚书》有所谓的“尧 典”，成书时间虽然未定，但在孔子之前早已形成，就是一个证 据。典册在造纸发明之前，是*常见的书籍载体。但由于笨重 和不耐火等因素，后期被纸张全面取代，原始典籍反而是依靠 墓葬出土的方式才保留到今天。 先秦时期比较重要的竹简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１９７５— １９７６年初，云梦县出土了１２座战国末年至秦的墓葬，在其中的 第十一号墓中出土了１１５５支竹简与８０张残片，简文由秦隶而 非小篆书写，包含八种十类文献：《编年纪》《语书》《秦律十八 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与《日 书》两种，其中《编年纪》与《秦律》均为秦统一六国前的作品，记 载的政治、法律文书，对于研究秦国与秦朝包括《蛮夷律》在内 的法律与政治条文有着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秦律十八种》 为秦朝文献，内容广泛，但比较重要的是投递文书的规定和管 理四夷事务的机构“属邦”的职务。睡虎地秦简小组将其编为 《睡虎地秦墓竹简１０种》，文物出版社于１９９０年将其出版。 帛作为染织用料，也运用于书籍的书写。尽管帛书易朽 坏，但通过墓葬恒温恒湿驱虫的环境，保存下了相当一批材料。 其中对中国古代外交研究影响较大的有战国时期的《战国纵横 家书》《春秋事语》和汉代的《地形图》《驻军图》。应当说，出土文物在春秋时期扮演的角色，丝毫不比传世文献逊色。在中国 古代外交研究的路径中，春秋战国时期的出土文物应当得到相 当的重视。 秦汉时期的考古资料也非常重要。尽管汉代的知识体系 已经得到了初步整理，正史已经开始编订，究尽知识脉络的目 录亦已形成。但秦朝的焚书运动与楚汉争霸等战争亦严重破 坏了秦石室的藏书，汉代的藏书工作几乎是重新开始的。这一 时期的文献史料传世不多，大量记述秦汉法律制度与对外活动 的书籍遭到焚毁，出土文献在这一阶段仍然发挥了不可忽视的 作用。秦汉时期的出土文物有简牍、帛书、画像石、画像砖、石 刻、封泥、印章、铜器、陶器、漆器和货币等。封泥、印章等研究 多收入金石学的研究中，可以参考容庚编纂的《秦金文录》和 《汉金文录》等。本时期比较重要的出土文物，主要是竹简和 木牍。 汉代出土简牍，代表为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１９７２ 年，银雀山发掘两座汉墓，其中一号墓出土了４９４２枚，大部分 为先秦时已经成书的兵书和军法，都是对外用兵的管理举措。 但现有的出土汉简中，墓葬所出的竹简比例不如边塞汉简出土 量大。１９０６—１９０８年，英国人斯坦因在敦煌县外汉代边塞遗址 发现了７０６枚木简，收入沙畹《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发现的中 国文献》与王国维、罗振宇著《流沙坠简》。１９１３—１９１５年，斯坦 因再度来到西北，又在敦煌和酒泉地区各发现竹简８４枚与１０５ 枚。马伯乐的《斯坦因在中亚第三次探险的中国古文书考释》 与张凤的《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第二编收录了这批汉简。１９４４ 年，夏鼐等人赴甘肃考古，并在敦煌获取了４３枚汉简，简影收入了夏鼐的《考古学论文集》中。同年，向达与阎文儒在玉门关 遗址发现了４８枚汉简，真品现存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敦煌汉简的发掘一直在 延续。１９７９年，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汉简１２１７枚；１９９０— １９９２年，悬泉置遗址出土汉简２００００余枚。由于前后九批汉 简共出土２５０００余枚，这批汉简被合称为敦煌汉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