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兴起的人文情境

导言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科技能力作为硬实力，对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具有决定作用。20世纪以来，软实力的重要价值愈加凸显，作为软实力的文化也成为体现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软实力和硬实力已然成为一个国家崛起的两翼，缺一不可。例如，人工智能的发展，引发了越来越多关于人工智能的人文问题的争论与关注，自1986年“人机大战”引发的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研究热潮，就使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科学技术的人文品性问题。 因此，科技创新与文化的关系研究无论是理论论证方面，还是实践诉求，都成为亟待深刻且系统研究的重要课题。同时，探讨西方近代科学（Modern Science）的人文文化对于我们的民族文化建设，对于增强国家科技发展与创新的软实力，无疑是必要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①，需要从学理上探索参照坐标和找寻守正与创新的逻辑依据。西方近代科学的人文背景与情境相关研究可作为“他山之石”，为我们提供参考与启示。本书即是以近代科学兴起之时及其与人文情境的互动关系作为切入点展开的系列探究。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来看，近代科学的母体源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并逐步独立发展起来，也就是说，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是在古希腊文化土壤的滋养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那么，我们回到近代科学兴起之初，从人类文明进步的整体角度来考察人文情境对于科学产生与发展的培育作用，这无疑有助于我们从根源上理解科学与人文的原初关联。 关于科学的文化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不论是笛卡儿、康德、胡塞尔、卡西尔等近现代著名哲学家，还是赫尔姆霍兹、马赫与爱因斯坦等哲人科学家，都曾对与科学文化有关的问题进行过深入的反思和探究。尽管在科学哲学界，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科学的文化要素被部分地遮蔽，但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及其渗入科学哲学研究，科学哲学内部发生了转向（包括历史学转向、解释学转向和修辞学转向等），推动了科学文化研究热潮。于是，科学“内史”与“外史”之间的壁垒不再坚固，建构主义和科学知识社会学也随即蓬勃发展起来。至此，科学的文化研究逐渐成为一个热点问题，而科学的人文背景成为科学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研究，可以说从近代自然科学兴起时就出现了，但是促使这一研究引发广泛关注与热议，并以“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来命名的则是查尔斯 珀西 斯诺（Charles Percy Snow）于1959年在剑桥大学发表的“两种文化”演讲。中国较早关于科学与人文的讨论是“科玄论战”，国内很多学者都曾加入这场争论。2003年《两种文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发行时，田松教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即《科学文化：超越斯诺与回归斯诺》。②其中引用了英文版导言作者斯蒂芬 科里尼的一段话：“**，他像发射导弹一样发射出一个词，不，应该说是一个‘概念’，从此不可阻挡地在国际间传播开来；第二，他阐述了一个问题（后来化成为若干问题），现代社会里任何有头脑的观察家都不能回避；第三，他引发了一场争论，其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程度之激烈，可以说都异乎寻常。”③2019年，在这一著名演讲60周年之际，《中国科学报》曾专版讨论两种文化的话题。 探讨科学与人文的关系问题，*基础的研究是史料的梳理与分析，从科学史的角度研究近代科学产生的人文背景，并展开系统研究的有一批西方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其中，相对产生比较大影响的有美国的科学史学家乔治 萨顿（George Sarton）的系列著作，戴维 林德伯格（D. Lindberg）的《西方科学的起源》（1992年）和托比 胡弗（T.E.Huff）的《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2010年）等。从哲学史的角度进行分析的代表性学者有丹皮尔、罗素、梯利等。 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刘大椿、刘珺珺、李醒民、任定成、江晓原、吴国盛、刘兵、孟建伟、刘孝廷、李建珊、田松、张卜天、郝苑等诸多学者在科学文化方面翻译或撰写过专门的论文或著作，他们或是从科学史的角度就近代科学的不同发展阶段分别对科学的价值、科学文化背景、人文动力等方面进行了历史考察和理论探讨，或是在科学文化的哲学方面展开研究。同时，伴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说不断地被译述到中国来，科学与人文的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关于科学文化的国内外交流及促进国内研究的繁荣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启发。 西方学界对科学文化的系统研究早于中国，其拥有固定学术期刊便可说明这一点，Routledge出版发行的《作为文化的科学》这一杂志于1987年创刊。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科学文化评论》于2004年创刊。Cultures of Science于2018年9月正式创刊，由中国科协主管、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主办，是中国科学文化领域的**种英文期刊。该期刊旨在发表国内外科学文化发展的*新动向，推介中国科学文化建设和实践的研究成果，致力于构建科学文化学术研究的国际化交流平台。该期刊的范围包括科技传播、科技史、科技哲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公众科学素养、公众对科学的理解、科学作品、科学素质指标、科学文化对比研究等，体现出多学科交叉的特点。 科学史学科的创始人是乔治 萨顿。尽管在他之前，关于科学史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是将科学史推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使其成为一门专业的系统学科，是由乔治 萨顿推动实现的。他建立了以科学史学科为基础的学会；创办了重要的科学史刊物；建立起科学史的教学体系。他倾尽一生的努力，为科学史这门学科走上科学化发展道路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著作成为科学史上的里程碑。 乔治 萨顿*具代表性的科学史著作有《科学史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和《科学史》（History of Science），尽管这两部著作未能*终完成，但并未削弱其巨大影响力。中国科学史界首位中科院院士席泽宗认为，乔治 萨顿提出的“科学史是沟通文理的桥梁”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正如乔治 萨顿的学生所言，乔治 萨顿的不朽功绩在于，“他创造了一门学科的工具、标准以及批判的自觉性”，“现在科学史已是一个稳定的学术领域。他的确是科学史的**位建筑师”。④ 乔治 萨顿认为，作为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史，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类文明进步程度的学科。他认为科学史能够成为联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桥梁。⑤他曾在《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一书中提出“新人文主义”概念。其实他的这一概念在1920年的《爱西斯》⑥第三卷第二册的前言中就曾提出过。⑦后来，以四次演讲的讲稿为基础写成的专著《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收录这篇早期的短文作为前言，这一概念也就随之再次被强调。他在前言中指出：“一个人文主义者的职责不单是用一种被动羞怯的方式研究过去，并使自己沉醉在崇敬的心情之中，而且他对过去的深思必须从现代科学的顶点出发，动用全部人类的经验和一颗充满希望的心。”⑧这篇文章中的新人文主义包括人文主义和科学两大方面的有机结合与互动。 从科学起源的角度分析科学人文背景的是曾获1999年科学史界*高奖萨顿奖章的美国学者戴维 林德伯格（D.Lindberg），其里程碑式著作《西方科学的起源》曾获得约翰 坦普莱顿基金会神学和自然科学杰出著作奖。⑨戴维 林德伯格认为关于科学的起源，需要追溯到公元前600年—公元1450年的欧洲科学传统。也就是说，他认为近代科学的源头是古希腊。 《西方科学的起源》中文版指出：“倘若我们希望理解科学事业的本质、科学与周围更广大文化背景的关系、人类对科学所涉内容的认知程度，那么历史研究，包括对早期科学的研究，就是必不可少的。 科学史还提供了其他宝贵的教诲。它揭示了科学和其他知识或信仰体系—哲学、宗教、政治、文学等等—的关系。在狭义的科学教育中，这些关系很少得到探讨。历史研究还有助于我们认识到，科学事业有很深刻的文化背景。 犹如人类所有的创造，科学理论也是文化的产物；而文化在形成科学方法和科学理论的内容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历史研究揭示得格外清晰。 研究科学史（尤其是早期科学史），可以使我们有机会培养自己具备非常重要的理智能力，即根据适当背景判断思想或行为的能力。”⑩因而，戴维 林德伯格认为对于科学史中文化情境的关注，是我们全面而深刻地理解科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戴维 林德伯格在其著作的*后一章“古代和中世纪的科学遗产”中简要地回顾了西方科学史界关于科学发展连续性的论战。他主张“连续的”观念。除了该书副标题之外，书中还列举了一些具体例证，如在分析托勒密的天文学贡献之后，结论是“正是作为一个致力于用数学手段来‘拯救现象’的研究天界的数学家，托勒密影响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 美国的托比 胡弗在著作《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中主要从制度的角度进行阐释。对于众所周知的“李约瑟难题”，该书以独特视角给出了这一难题的解答方案。他认为，阻碍中国原创思想和科学事业发展的原因是：“一个是中国智识生活的体制化角色设置；一个是构建中华文明的文化独裁和表征技术的因素，即语言应用的典型风格、中国文化的典型思维方式。当这两个领域—文化和体制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阻碍近代科学兴起的强大力量。”该书由于所涉及问题的理论性很强，并且很有现实意义，一直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托比 胡弗的角度与其他研究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采用科学比较历史学、科学社会学相结合的方法，尤其是把科学社会学家默顿的观点作为既定的正确前提来研究李约瑟难题，并采取了类似于数学中的“反证法”进行严谨的论证，从中能够让人感受到逻辑论证的力量。 值得关注的是，从研究视角来看，托比 胡弗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思维方式、法律、教育和考试体系、科学与社会组织等进行了西方式的解读，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看待中国问题，尽管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材料的权威性可能还有待勘验，但其独特的视角确实给国人以启示。因为我们往往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此，在认识西方近代科学时适当地参鉴西方观点是可取的，这就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托比 胡弗结合科学史及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以伊斯兰文明、近代科学、中国文化三个方面作为研究原点，进行两两对比研究。从书中能感觉出他是科学社会学家默顿的坚定拥护者，因为他在书中套用默顿的科学精神气质所应具备的条件，用大约三分之二的篇幅加以论证了究竟是哪些条件的缺失导致在中世纪伊斯兰文明世界和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托比 胡弗还通过伊斯兰科学和中国中世纪的研究对比，指出尽管伊斯兰科学为近代科学革命铺平了道路，但是由于法律、宗教、政权、大学等因素的制约，伊斯兰科学没能让近代科学起飞。而中国，相关条件也是缺失的。 另外，托比 胡弗认为还有中国古代晦涩的、较多歧义的文言文给学术交流带来的困难；数学、天文学研究的不公开性；辩证法（原始的辩证法的含义：演讲术、辩论术）的缺乏，以及缺少自由辩论的传统；严谨的几何逻辑的缺乏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诞生，妨碍了自由、开放、无私利性的智识的进步。在笔者看来，尽管托比 胡弗是对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