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的动物园

序??言
关于“动物人” 大城市人普遍爱动物胜过爱他们的同类，柏林人尤甚。
——沃尔夫冈·格瓦特
（1966年接受《时代周报》的采访） 20世纪80年代末流传着一则逸事。那时的人们对这个濒临崩溃边缘的世界已经习以为常，柏林墙似乎还要伫立至少一个世纪，西柏林动物园和东柏林动物园在当时不仅是*受欢迎的休闲场所，还是两种制度的标志：柏林这座城市已经分裂近三十年，只有这两座动物园各自的园长达成了统一——他们都深深地厌恶着对方。现在谁也说不清，这算冲撞，还是只是不断推搡的小动作？二人到底谁是始作俑者？无论如何，现在照例又要比一比、看一看谁的家业大了——这次比的是大象。
动物园就是比赛场。海因茨-格奥尔格·科略斯（Heinz-Georg Klös）园长不久前刚刚扩建了自己的象园，还趁机立刻购进了一些新动物并展示出来。科略斯酷爱收集动物，他拥有世界上动物种类*丰富的动物园。自己拥有的大象要比东边对手的多，这一点他极为看重。因为在动物园世界里，大象是威望的象征。对科略斯而言，拥有更多的大象就是“赢得了一场战役”。在这件事上，他并不孤独：早在60年代，为了能和东柏林动物园及其园长抗衡，当时西柏林的市长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打算越过市政府财政委员会主任直接给科略斯一笔必要经费，用于购买更多的大象——至少在科略斯的记忆中有这么一回事。
来而不往非礼也。东柏林动物园园长海因里希·达特（Heinrich Dathe）也“被参与”了进来。不过，达特的上场反而满足了科略斯的私心——科略斯这下确信：达特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肯定也看到了差距。毕竟，达特为了能够建造一座新的大象馆，已经忍受经济困窘长达十多年了。
而达特多少有些看不起科略斯——专业上瞧不起，情感上更加讨厌。这一点，这位年长科略斯十六岁的老园长绝对让那位“年轻人”感受到了，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有一次两人在东柏林动物园会晤，达特在宴请科略斯时端上了一道小肉丸子，似有嘲弄科略斯之意。
达特现在抱怨称，这些新大象看上去“不过是微不足道的”。科略斯当然无法容忍，就这样一来二去，*终这两位上了年纪的小个子园长（两人身高都不到一米七）便在这些灰色的庞然大物之间展开了博弈。 柏林墙后的“种鹿” 回过头来看一看，问题出现了：是什么让这两位园长越来越不和呢，是他们的相似之处，还是不同之处呢？两人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来到分裂的柏林的。1954年，海因里希·达特从莱比锡来到了东柏林，他想在民主德国的首都打造世界上*大、*现代的动物园；三年之后，科略斯从奥斯纳布吕克紧跟而来，他想帮坐落于西柏林的德国*古老的动物园焕发新的光彩。东西柏林的这两座动物园就这样变成了他们毕生的事业，不久之后,两位动物园管理者便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柏林水族馆的资深馆长、后来的柏林动物园园长于尔根·朗格（Jürgen Lange）曾经这样描述他们二人之间的状况：“一位要是买了一头小驴，另一位就马上买一头大驴。”
达特是那种人民教育家似的人物。这个结实的小个子脑袋圆圆，戴着一副角框眼镜。他的头发很早之前就几乎掉光了，为了“地方支援中央”，他把仅剩的几缕秀发搭在脑门上方光秃秃的地方。他从不掩饰自己的出身，满嘴“Gagadus”和“Gamelen”的萨克森方言。达特不仅深受民众喜爱，还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这一方面得益于他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掌管着中央检疫站，负责从社会主义阵营向西欧运输动物的检疫工作。此外，他还负责出版发行专业期刊《动物园》（Der Zoologische Garten）。达特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人物。
所有人都围在达特身边——所有人都想从他那里捞取点好处。而在柏林墙的另一边，科略斯领导着联邦德国*富有、*著名的动物园，这座动物园因其拥有的丰富的动物种类而为人赞叹。但是达特的威望是科略斯难以匹敌的。当达特表面上一帆风顺、驾轻就熟的时候，科略斯总是看起来劳神费力，不明缘由地碰壁受阻。
但科略斯还是企图到处插一脚。当得知某个新机构要成立的时候，他就会立刻动身参与其中。
科略斯的劣势在于，他“仅仅”是一名兽医——动物园园长的世界里有个传统：兽医比念过大学的动物学家要难出头。如今兽医担任动物园园长很常见了，但在当时，这偶尔会被当作某种程度上的瑕疵——达特就是这么认为的。这一切一定更加激发了科略斯的斗志。但在另一方面，科略斯又拥有十分出色的组织管理能力。他能从政治家和企业家的钱包里光明正大地抠出钱来。当时，在西柏林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永远不要在宴会上挨着科略斯坐，否则你会丢掉一大笔钱。”甚至有些人宣称，科略斯能“顺走”路上行人的袜子。如果某些事能为他的动物园带来好处，科略斯甚至不惜坑蒙拐骗。他渴望提升自己动物园的经济和政治价值，维持和联邦德国政府的紧密联系，于是他打算促成每位联邦总统在任上至少参观他的动物园一次。他成功了，甚至讨厌动物的古斯塔夫·海涅曼总统也来参观过。“这一点在西德很重要，”汉诺威动物园资深园长、海因里希·达特的一位好友洛塔尔·迪特里希（Lothar Dittrich）说道，“但在东德，人们不太需要这样。”
相反，对东边的达特而言，能够给自己和自己的动物园创造一些不受民主德国束缚的自由空间，这才是重要的。如此一来，如果能和市政府以及政治局里的大官们搞好关系，就变得很有价值——如果像弗雷德里希·艾伯特或者金特·沙博夫斯基这样的大人物是动物爱好者，那就再好不过了。“达特那一套在西德行不通，科略斯的做法在东德也不管用，”迪特里希说，“他们就像各自种鹿场里*强大的雄鹿，每个人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如果到了对方的世界，他们都会遭遇惨败。
他们在各自地盘上占据无可匹敌的统治地位，柏林墙则是横亘在其间的一道护栏。两家动物园都互相为彼此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德国处于分裂，柏林情况特殊，只有在这种形势下，两家动物园才能如此发展，两位园长才能这样一展拳脚。两家动物园是他们城市的象征，代表着各自的社会制度：西柏林动物园（Zoo）是西柏林这座孤岛上的珍宝，一个物种的大杂烩，在其每一个角落里都能感受到西柏林这座“围墙之城”的逼仄。而在“铁幕”的另一边，东柏林动物园（Tierpark）希望展现的理念是宏伟和广阔。不过这一切只停留在绘图板上，并没有建成一砖一瓦，也从未完工。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只能从那些临时馆舍中窥见一二。
大概只有在冷战时期分裂的柏林城，两位动物园园长才有可能在各自的“半城”中享有这样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这主要和柏林人对动物园的特殊好感有关。柏林人可不是喜爱动物，他们是酷爱动物。没有哪个城市像柏林一样，有那么多动物变成了公共生活中的“名人”。无论是大猩猩“鲍比”（Bobby）——20世纪20年代末期**只入住动物园的大猩猩，还是河马“柯瑙什卡”（Knautschke）——少数几只在二战中幸存的动物之一，还是北极熊“克努特”（Knut）——它去世后，动物园大门口摆满了鲜花、吊唁卡和毛绒玩具，就像戴安娜王妃意外身亡后，伦敦白金汉宫门口的吊唁规模一般盛大。
德国卡塞尔大学的历史学家米珂·洛舍尔（Mieke Roscher）从事人类和动物关系的研究，她认为：“柏林的隔绝状态造成了其自身的文化特征被特别强烈地凸显出来。”当然，世界上的动物园有许多，大部分都位于闹市区，在里面也有一些类似的知名动物。但是在分裂的柏林城，这一点却特别突出。因为这里“到处都能感受到来自边界的包围感，”洛舍尔说，“在某种程度上，西柏林和东柏林本身就是两个动物园。”和今天相比，那时的动物园更像一片“心灵上的自留地”（Rückzugsorte），这里为游客们提供了一块净土。然而，在这片所谓的乐园里依旧充斥着僵化的等级制度。深谙其中门道的人说，市政府、法院和医院中的严肃气氛也不过如此。 动物园——政治之地 虽然在各自体制内，达特和科略斯都把这场“大动物游戏”玩得精通，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二人在政治上还是略显幼稚：直到东德垮台，达特都还一直认为他从来没有被“史塔西”监视过。科略斯也有过类似幼稚的举动，他曾经在70年代推荐他的前任鲁茨·赫克（Lutz Heck）这名老纳粹、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的老朋友，担任德国动物园联合会的荣誉会员。
只有当政治对他们的动物有重要意义的时候，他们才会对政治感兴趣。达特和科略斯就是两个“动物人”（Tiermenschen）——这个词常用于描述动物园和马戏团从业者，当人们想要形容某些人更善于同动物而非人打交道时，就会称这些人为“动物人”。
科略斯和达特都认为，动物园优先，其他一切都排在后面，甚至他们自己的家庭也要靠后站。确切说来，动物园就是他们的家庭。妻子和孩子只是多余的附属品。在那个时代，动物园园长不只是一份早出晚归的职业，还是一份毕生使命。科略斯和达特都不知下班为何物，他们心里只装了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