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汉学译丛 器成天下:中国瓷器考

欧洲的中国瓷器 笔者写作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希望可以根据年代先后顺序为我们欧洲人所拥有的中国瓷器进行归类。本章我们会主要探讨这一问题。因此我们首先需要探究清楚哪些瓷器是*先销至欧洲的。基于我们对瓷器已拥有一定认知，可自然得出如下结论：销往欧洲的那些中国瓷器，其烧造年代必然远早于它们抵达我们欧洲大陆的时间。 我们的研究会以梳理14世纪、15世纪以及16世纪期间王室和贵族的收藏品清单作为出发点。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视角，在这一梳理过程中我们可以见证这一点：不同豪门望族的珍宝收藏中的确都有瓷器的身影。唯一比较令人遗憾的是，阅读清单并不能让笔者准确判断这些瓷器的品种与类型。 笔者查阅的阿拉伯编年史并没有提供萨拉丁赠予努尔丁的40件器物的具体描述。此外，史料中使用的这些简洁的器物名称，又能提供给我们多少有效信息呢？比如，1372年雅娜埃夫勒与1415年贝里公爵收藏的“瓷石水罐”“壶柄和壶身材质相同的瓷壶”，以及“泛着特殊灰色调的蓝瓷水罐与水壶”。还有这件笔者在奥地利的玛格丽特1524年的收藏清单中发现的“美丽的白瓷平底大口杯，杯盖上绘制有一周人物纹样，有男人亦有女人”。 笔者非常确信，这“蓝瓷”中的“蓝”字应是说明瓷釉的颜色，或是器表纹饰的颜色。而“灰色调”大概特指的是某种散发灰色光芒的塞拉同青色。后来经土耳其以及其他亚洲国家转卖的大部分瓷器都呈现此种颜色。但是*后一件器物的描述对我们而言就显得比较难于解释。这一周人物纹既可以是单一的蓝色纹饰，也可以代表使用多种颜色彩料绘制而成的纹饰。这件美丽的平底大口杯曾为奥地利玛格丽特所拥有，估计是欧洲历史文献中明确记载的**件类似器物。它烧造于成化年间（1465—1487），中国人便认为釉上五彩工艺的发明时间在成化时期。英国人收集的资料也没能更明朗地阐明这些疑惑。马里阿特1（Marryat）先生似乎一直在从事此方面的研究，他讲道：“历史学家拉平（Rapin）和多塞特（Dorset）曾记叙过如下事件，1505年亨利七世统治时期，费利佩一世2（Philippe d’Autriche）与其妻一同被召去统治卡斯蒂利亚（Castile），他们一行人离开荷兰，从米德尔堡（Middelburg）前往西班牙。在离开英吉利海峡之际，他们的船队被风暴驱散，运载他们的船只在韦茅斯（Weymouth）港口暂避风雨。警长托马斯·特兰查德先生（Thomas Trenchard）为表敬意，赶忙邀请二位前往他位于沃尔夫顿（Wolveton）的住宅，他在那里款待二位。当国王离开英格兰时，他将一些珍贵的礼物赠予了主人，其中就包括数个巨大的代尔夫特餐盘和几个东方瓷制大碗，其中之一镶嵌着纯银边框，并绘有阿拉伯式纹样。”马里阿特还提到这些瓷碗在当时是非常稀有的，因为那时人们尚未发现越过好望角通向东方的航路，只得使用骆驼驮着旅人穿越沙漠。托马斯·特兰查德的后人精心保存了这些卓绝的瓷碗。它们皆为釉下青花瓷器，纹饰于生坯之上绘成。 马里阿特先生还提到过一个颜色似海水一般的青瓷大杯，据他所说，这件器物还曾被威廉·瓦汉姆大主教（William Warham，于1504—1532期间担任主教）当作圣杯使用，大约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进口至英国。 欧洲的中国瓷器收藏史于1508年翻开了新的一页，那一年，葡萄牙的航海家们返回欧洲。他们乘着风浪，以极大的勇气航行至遥远的东方，抵达了那个时代水手们幻想中的未知国度，千里迢迢带回了诸多产品，种类不胜枚举。*吸引人们眼球的自然是被他们称为“loca”（餐具）或者“porcelana”（瓷器一词的古写法）的中国瓷器，“porcelana”这个词语在当时的欧洲已经被大众接受、使用。要知道，葡萄牙人不但是大胆的航海先锋，而且还是经验老到的商人，那些被他们从异域带回的瓷器不久后便以高价售出。于是，他们又迅速回到中国，继续开展贸易活动，开采中国这座丰饶的“矿山”。 在探访了中国沿海地区的几座城市之后，他们*终抵达了广州，并于1517年被这里的人们接纳。这条新航路一经开通，欧洲与远东地区之间的直接贸易往来就变得更加繁忙。中国瓷器大量涌入西方，并在各个国家逐渐传播开来。不久后，一次偶然事件很快将贸易活动的范围扩大至日本。1542年，一艘葡萄牙商船在从暹罗驶向中国的过程中迷失了航向，漂流到了日本鹿儿岛附近海岸。日本人热情接待了船上的海员，海员们对日本人以同胞相称，后来又获得了在长崎经营贸易和建立仓库的许可。在后来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又陆续有一些荷兰人来到了这里，和葡萄牙人一起在长崎经商，长崎便逐渐成为了欧洲和日本通商往来的中心要塞。 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商贸行为很快遇到了阻碍。葡萄牙商人同时还向日本输送了一批天主教传教士，起初当地人民还乐于倾听传教士宣扬教义，不久后，由于传教人士传教活动过分张扬、热情过于高亢，导致在日本的外国人深陷困境当中—日本政府对这些外国人产生了反感，制定了一项比较极端的政策，从而可以直接斩断问题根源。1639年，日本皇室发表政令，宣布驱逐长崎所有的外国人，不论是修士还是世俗人士、政客或是传教士，都必须立即离开。这项驱逐令针对耶稣会士以及葡萄牙人而言较为严苛，却给予了荷兰人一定的回旋余地。在荷兰人清理了他们位于平户市的工厂后，日本当局允许他们可以继续在日本从事贸易活动，但是前提是：他们不可以踏上日本的陆地，只可以在长崎海港附近的小岛上居住。荷兰人并未因此将自己圈定在这块岛礁之上，而是尽一己之力寻找根据地。后来，他们实在看不到返回平户的希望，便决定彻底将库存清空。这批库存便是著名的“出岛货仓”的源头，东印度公司从出岛货仓运出了数量庞大的肥前瓷器。毫不夸张地讲，他们运出的瓷器几乎淹没了荷兰和欧洲北部地区。在1698年到1722年之间，人们在瓷器中优中选优，筛选出了一部分精品，后成为了如今位于德累斯顿的日本博物馆的馆藏。 在荷兰人同日本人于长崎和出岛进行贸易的同一时期，中国的大帆船也将大量中国烧造的白瓷运至了长崎海港，这些白瓷器在开往荷兰的商船中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与此同时，其他欧洲国家的货船接连来到了中国海域，并在澳门和广州建立了永久性的贸易站点，那些站点也不断有瓷器运出。当17世纪开启之际，英国人以其邻国为榜样创立了属于自己的东印度公司。起先，英国人无法和中国人、日本人直接开展商贸，因为荷兰人和葡萄牙人已经占据了市场的霸主地位。*终于1623年，英国人帮助阿拔斯一世3（Shah Abbas Ier）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回了进入波斯湾的咽喉地带—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他们成功在这个地区附近的坎布隆（Combron）建立了**家贸易机构。以此为出发点，英国人逐渐垄断了经过此地的贸易往来，坎布隆变成了印度、中国、欧洲三地产品的天然仓库。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过那里的中国瓷器都以“坎布隆器”的名称直接销往英国，这一命名一直延续使用至1640年。英国公司于1640年在广州顺利建起了**家工厂，商贸产品自广州运出，于是瓷器的名称更改为“中国器”。波斯人订购的所有按照其品位定制的中国瓷器也都是从坎布隆发出的，送往阿拉伯和土耳其的瓷器也需要穿过波斯湾。 俄罗斯人在中国北方边境附近与中国进行贸易，而我们法国，黎塞留（Richelieu）、马扎林（Mazarin）两位大主教曾经屡次尝试，却始终未获得成功。*终在国王的批准下，我们才创立了“东方与东印度公司”，后又更名为“中国公司”，这家公司从1685年一直运转至1719年。水手们在**次自远东扬帆归来之时，将两个巨大的瓷器轮车展现在路易十四面前。后来，这两件机器从凡尔赛宫转移至法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公司曾经在中国定制过各式各样的产品，包括绘制有法国众多家族徽章的餐具，比如彭提维（Penthièvre）家族。中国工匠可以根据模型和图纸制作样品，成品的完美程度令人称奇。笔者在此想要举一个*能展示中国工匠无与伦比模仿功力的著名例证：中国工匠使用瓷器模仿了我们的利摩日彩陶。图60展示的便是法国中国公司运营期间在中国预订生产的瓷器之一。 图60，带有手柄的瓷汤碗，胎体细腻，瓷质轻薄。以利摩日彩陶作为样本临摹复制而成，故而其形制和纹饰皆模仿利摩日彩陶的风格。汤碗外壁黑地绘白花，以金彩为点缀，器内以素三彩为饰，绘有五彩花卉以及水果纹。器底绘有一个水果篮，旁边是工整书写的花体签名缩写“I.L.”意为：利摩日陶工让·劳当。器物高13.5厘米。马其斯（Marquis）的收藏，巴黎。 17世纪末期，中国人和日本人已经将商品卖到了全世界。他们工厂的生产规模随着世界各地源源不断的订单到来而逐步扩大。而且，因为清楚自己能够通过这些瓷器订单赚得盆满钵满，他们心甘情愿满足买家的各种苛刻要求。他们会根据买家的不同品位绘制不同的纹饰，模仿买家所提供器物的形状，复制买家带来的样品画片。于是，中国和日本的工匠们在为他们的亚洲邻居烧制出花瓶、扁壶、酒壶和圣水瓶之后，又为我们欧洲人烧造了餐桌用具，在我们大贵族阶层的专用瓷器上标记了纹章，为18世纪女主人的闺房提供了香花罐，还有各类我们日常生活使用的物品，不一而足。 这些贸易活动的确值得大书特书，但是笔者在此想转换一下话题，介绍一下瓷器贸易是在何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理解时代背景有助于我们判定进口瓷器的烧造年代和艺术价值，我们需要了解这些瓷器在历史长河中是通过哪些不同的渠道来到收藏爱好者的手中，并不断满足他们的需求的。 对于这个自创立后便紧闭国门、自给自足的伟大帝国，当目睹自己闭关锁国的状态被打破，与西方世界开始正面接触时，心中实际充满了恐惧与忧虑。明朝的*后几位皇帝，和鞑靼（满洲）皇帝并没什么分别，他们都拒绝为来自“野蛮之邦”的人打开国门。不屑、怀疑、嫉妒，种种情绪混杂在一起，*终融汇成为了一股对外国人的仇视之情。贸易禁令层出不穷，但是贸易本身强大的扩张力量却得以冲破一切阻碍。贸易活动在经历了数不胜数的阻挠之后，*终找到了突破口。但是，从事贸易的商人却始终需要面对新的斗争，尽力与限制贸易的政策抗争，并且他们还时刻身处于危险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