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书法史

第三章 隋唐五代江苏书法 隋朝的统一,为南北书风之融合奠定了基础,但因其统治过于短暂,故隋代书法并没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此一时期江苏地区的书法发展并无载于书史者。 唐代是江苏书法发展的黄金时期,整个唐朝时期,江苏地区的书法发展十分全面,除了江苏本地书家之外,还有一部分在江苏做官或徙居江苏的书家,可谓各体皆有新风。隶书则有“苏中三杰”,书风丰厚华润,开一代唐隶新风;楷书则颜真卿代表大唐气象;行书则李北海,其书雄强有力,可谓是“书中仙手”;草书则有张旭把唐代狂草推向顶峰。之所以说江苏地区书法发展全面,除了书体的全面发展以外,唐朝*有影响力的两位书法理论家孙过庭、张怀瓘均为江苏人,而且他们的代表作《书谱》《书断》也堪称中国书论史上之双璧,对后世书法审美及品评奠定了十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五代十国时期书法艺术的发展虽因兵燹遭到破坏,然江苏地区依然不乏善书者,书法之树虽然不再茂盛,但其枝叶依然在伸展。整个隋唐五代时期,江苏地区的书法发展可分为以孙过庭为代表的初唐书家、陆氏书家群、以李邕为代表的行书书家、张旭与颜真卿、隶书三杰、五代书法、铭刻书法以及书论等部分。 **节 初唐孙过庭等江苏书家 隋朝江苏地区书法资源相对较少,据《江苏省通志稿》所载,隋朝石刻有三块,其一为刻于开皇三年(583)的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云台山王谟题名并诗》摩崖石刻,原石已毁,共9行75字,字径约10厘米,书法圆浑朴茂。其章法上竖有行、横无列;字体隶楷相杂,字形略扁。王谟乃隋王长述之子,书名为诗名所掩。其文人性质之题名书写显然受到北齐、北周时期楷隶遗风影响,是隋代不可多得的石刻佳作。其二是开皇八年(588)的《齐韦略墓志》,石在徐州,正书,22行,行35字。其三为大业七年(611)苏州上方山寺塔内的《上方山寺王以成题记》。其余未见记载的隋朝石刻还有《修佛龛记》。江苏北碑*少,隋代碑刻更为少数,史书所载善书者仅魏瑗一人。魏瑗,隋炀帝时人,生平事迹不详,时为吴郡司仓,善书,尤善小楷,《姑苏上方寺舍利塔铭》为其书。陶宗仪《书史会要·补遗》称:“大业中,尝书姑苏上方寺舍利塔铭,绝类虞、褚。后为人窃去,虽更刻不逮古。”丰坊《书诀》也称:“魏瑗小楷《姑苏舍利塔铭》妙过欧率更化度碑,元时失于盗,后人补刻,远不逮古。”由此可见魏瑗在吴郡当为较有名气的书家,所谓“绝类虞、褚,妙过率更”,其书风应属疏朗俊秀一路。 唐朝建立之初,政治环境稳定,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加之唐太宗喜好书法、国家设置书学博士、铨选人才看重书法等,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使得有唐一代书法风气显于其他朝代。马宗霍《书林藻鉴》云:“唐代书家之盛,不减于晋,固由接武六朝,家传世习,自易为工。而考之于史,唐之国学凡六,其五曰书学,置书学博士,学书日纸一幅,是以书为教也。又唐铨选择人之法有四,其三曰书,楷法遒美者为中程,是以书取士也。以书为教仿于周,以书取士仿于汉,置书博士仿于晋,至专立书学,实自唐始,宜乎终唐之世,书家辈出矣。”在国学之中专立书学,在书法发展历程中可谓具有开创意义,极大提高了书法之社会地位。在唐代官员的铨选和科举考试中,书法都占有相当的比重,《新唐书》载唐代参选用人标准:“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辨证;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取,则先德行。”②除了这种品级相对较高之官员的人才铨选,即便是对一些流外官和一般令史之选拔,也视书法为重要参考。《唐六典》卷二记载:“凡择流外职有三:一曰书,二曰计,三曰时务。其工书工计者,虽时务非长,亦叙。”③由此可以看出书法在唐代受重视程度,这也是唐代书法繁荣的原因。宋人朱弁《曲洧旧闻》称:“唐以身、言、书、判设科,故一时之士,无不习书,犹有晋宋余风。”④朱翌《猗觉寮杂记》也称:“唐《百官志》有书学,故唐人无不善书,远至边裔。书吏里儒,莫不书字有法。”⑤在唐代这种以书取士的文化环境中,朝野上下无不重书,而文人士大夫也大都善书,江苏作为六朝时的文化、政治中心,受地域文化影响,自然涌现出一批善书者。金陵为六朝古都,其深厚之文化底蕴为江苏地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隋大运河开凿成功使南北运输更为便捷,江苏许多地区也因运河而繁荣,《旧唐书》称扬州“广陵大镇,富甲天下”,苏州也为东南雄州,故一时文人名士汇聚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