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格致到科学:中国近代科学和科学体制化

前 言 1953 年，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复函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威策，谈及近代科学的起源： 西方科学的发展基于两项伟大的成就：希腊哲学家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可以通过系统实验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出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 爱因斯坦指出，近代科学发展的两大基础为形式逻辑体系与系统的实验，这是中国传统科学所不具备的。但他这封信却受到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的批评。1961 年 7 月，李约瑟在牛津大学作题为“中国科学传统的不足与成就”的演讲，引述上述信件后说： 令人遗憾的是，这封笔调轻快的萧伯纳式的书信现在竟然被用来贬低非欧文明的科学成就。爱因斯坦应该是**个承认自己对中国、印度和阿拉伯文化中的具体科学发展几乎一无所知的人，他只知道现代科学没有在那些文化中发展起来而已，我们不应用他的大名来作证。 李约瑟的批评有失偏颇。从内部看，中国传统科学不仅不具备爱因斯坦所指出的近代科学发展的两大基础，而且也缺乏系统性、完备性，在科学方法、思维方式等方面也与近代科学有本质的区别。从中国传统科学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看，科学并不是学问，只是奇巧淫技，*多是经世致用的工具而已；中国也只有民间的能工巧匠与在朝的业余科学爱好者，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角色。因此，学界对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争议很大。肯定论者指出中国古代不仅有科学，而且还非常发达，并如数家珍般地指出各种发明以及高度发展的数学、天文乃至医学成就，并以“李约瑟问题”以及李约瑟所主持编写卷帙浩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例反证。否定论者以为古代中国只有技术没有科学，各种发明亦仅是技术而不是科学。否定论者的观点可能有些激进，但对于传统中国科学的实用特性是双方的共识。即使是数学这样的所谓纯粹科学，也以计算见长、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特色。张奠宙先生以为古希腊社会实行奴隶主民主制度，奴隶主们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需要在平等基础上用充分的理由说服对方，这对古希腊数学逻辑体系即命题证明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知识拥有者（包括数学家）往来各诸侯国之间，主要目标是为君王们统治臣民、管理国家出谋划策。在此环境下的中国数学以“管理数学”形式出现，内容包括田亩丈量、水利兴修、劳力分配、税收计算、粮食运输等。过分强调实用，过分与统治权力胶合，使学术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也就难以形成独立的或系统的理论，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那些具有独立探索精神的学派与学者。 中国传统科学的实用特性也影响了近代乃至当代中国科学的发展，中国近代科学的萌芽与发生发展也始终笼罩在“富国强兵”这一崇高的实用目标之下，由此出现各种各样的扭曲现象。近代科学与中国传统科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国近代科学是通过引进西方近代科学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不是传统中国社会自发产生的，也不是中国传统科学通过转型而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科学向中国近代科学的转换及中国近代科学的发生发展，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本书并不具体考察中国近代各门科学的发展历程，也不具体分析某些机构或团体甚至科学家个人或群体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作用与影响，而是将中国近代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从科学社会学的体制化角度考察其发生发展，展现中国近代科学的总体发展面相与艰难曲折。 科学社会学是 20 世纪 40—50 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广义的科学社会学应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一般性地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诸方面如社会、政治、经济、教育、宗教与文化等的互动关系。狭义的科学社会学把“科学看作一种社会建制，把科学的发展看作科学在社会中逐渐体制化的过程……从社会职业、社会组织结构、社会行为规范的角度研究科学”。 狭义科学社会学亦被称为实证主义科学社会学，以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1910—2003）、伯纳德·巴伯（Bernard Barber，1918—2006）等和以色列社会学家约瑟夫·本 – 戴维（Joseph BenDavid，1920—1986）为代表，他们利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科学建制、科学共同体、科学规范、科学家群体与科学成果的量化等问题。今天，科学社会学的主流已经转移到了欧洲，以巴利·巴恩斯、布鲁诺·拉图尔、大卫·布鲁尔等为代表，他们以知识社会学为研究路径，讨论科学知识的社会性；利用人类学的方法，从课题的申请、科学实验、论文发表与著作出版、学术界反响等方面讨论科学知识的形成与社会交往等的关系。他们认为科学知识的产生与自然毫无关系，而是社会交往的产物，因此被称为科学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者”。 正如杨国强先生所说：“在实际的历史认知过程里，每一种具体的理论所对应和观照的，则只能是历史中的一个方面和一个部分。与之相因果的，便是每一种具体的理论以其独有的范式解说历史之际，又始终内含着对整体历史施以割裂与分解的趋向和可能。”理论是对经验事实的简约，在这一抽象的化约过程中，必然会忽视复杂多变的事实。“社会建构”理论自然也有这样的通病。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毕竟是研究自然现象的，自然现象是客观的，虽然社会建构在课题的确定、实验的进行与成果的发表上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但不能改变客观存在的自然世界。因此，已经出现调和“实证主义”科学社会学和“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努力，史蒂芬·科尔的《科学的制造：在自然界与社会之间》即为代表。笔者自然不能完全认同“社会建构论”，而且对中国近代科学的研究也不能利用人类学的方法去“体念与交谈”，历史学的任务只能是努力追本溯源，当然不敢奢求“复原”。因此，本书主要应用实证主义科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近代科学的体制化。 科学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就是科学社会体制的形成过程。按照约瑟夫·本 – 戴维的界定，包括 3 方面的内容：**，科学活动不仅为社会所承认，而且因其自身价值逐渐受到社会尊敬；第二，存在一些调整科学活动、实现科学目标的独特行为规范，以区别于其他社会活动，显示科学的自主独立性；第三，其他社会活动要在一定程度上适应科学活动的规范，以满足它的要求。也就是说，在科学体制化过程中，科学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已赢得一定的声望和地位，并有自己独特的活动空间，其价值越来越为社会所承认；科学家们在科学活动中逐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交往、奖励乃至惩罚的行为规范，诸如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共有主义（commun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有条理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cepticism）等；* 社会其他活动（如政府政策、教育、出版等）为了适应和促进科学的发展，必须有相应的变化，如政府加大科技投入等。 国内学者一般将科学体制化看作有关科学事务的组织原则、组织方式和制度、组织结构系统及其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形成过程，包括专业科研机构的创建、专业社团的成立及其科学交流会议的召开、发表科研成果的专业刊物的创办、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出现、科学奖励机制和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科学教育体制的形成等。其实，科学体制化的过程不仅是一个制度化过程，还是一个社会了解科学的过程；不仅是科学影响社会的过程，也是社会影响科学的过程。因此，科学的宣传与普及也应是科学体制化*为重要的途径与内容，只有通过科学宣传与普及，科学才能扩大其影响，社会才能了解科学并激发社会对科学的兴趣，从而壮大科学家队伍。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出现与形成同步于科学体制化过程，既是科学体制化的结果，又是科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作为后发展国家，名词术语的审定与统一，也是科学体制化的重要方面，只有在一个统一的名词术语体系基础之上，学术交流与科学传播才能够成为可能。 基于上述考虑，本书前两章分析讨论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的基础，主要包括近代以来西方科学的输入及其特征，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政治风潮陡起、革命与改良对科学发展的影响，辛亥革命后国家建设的需要和科学救国思潮的兴起对科学发展的促进等。第三至第八章为全书主体，具体分析讨论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包括科学教育体系的建立与演化，科学名词术语的审定与科学传统交流术语基础的奠定，科研机构的创建与发展，科学社团的发展及其功能演化，科学评议与奖励系统的形成发展，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与变异等，并探讨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道路存在的各种问题。本书的*后为结束语，通过简要介绍各门科学的发展和特征，讨论科学体制化与科学发展的关系。中国的科学体制化是在近代科学的逐步发展过程中完成的，既是近代科学在近代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更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基础，也使中国科学发展获得了独立的空间。中国近代科学体制还具有政府化特征，政府化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府支持，极大地促进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生根发芽与成长，但同时这种体制化的异途也为科学的正常发展带来不可避免的困扰，难以建立起具有自身逻辑发展能力与纠错能力即遵循科学发展规律的科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