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何谓正当之为?(全新修订版)

**章 做正当之事2004年夏，飓风“查理”从墨西哥湾咆哮而出，横扫佛罗里达，直至大西洋。此次飓风夺去了22条生命，并造成了11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同时，它引发了一场关于价格欺诈的争论。在奥兰多市内的一个加油站，原本2美元的冰袋卖到了10美元。当时正值8月中旬，因为停电不能使用冰箱和空调，人们别无选择，只能购买高价冰块。飓风刮倒了很多大树，使得链锯的需求量猛增；很多住宅的屋顶急需修葺。然而，从屋顶上清理倒下的两棵树竟然要付给施工方2.3万美元。平时在商店里卖250美元的小型家用发电机此时却涨到了2 000美元。一个77岁老妪和她年迈的丈夫以及残疾的女儿在飓风中逃出家门，住进一家汽车旅馆，但此时每个房间的单日住宿价格已从40美元飙升到了160美元。佛罗里达州的居民被飙升的物价激怒了。《今日美国》（USA Today）的一则头条报道如此命名：“刚送走飓风，又迎来秃鹫。”当一个居民得知他需要花费10 500美元才能移开一棵压在屋顶上的大树时说：“企图利用别人的困难和痛苦发财是不对的。”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查理·克里斯特（一名共和党人，后来被选为佛罗里达州州长）同意此种说法：“有些人的灵魂是如此贪婪，竟然想在别人遭受飓风灾害时趁机发财。”佛罗里达州有一项反价格欺诈法。在此次飓风之后，总检察长办公室收到两千多起投诉，并且有人通过诉讼获得了赔偿。西棕榈滩的一家戴斯酒店由于索价过高，被处以7万美元的罚款，以赔偿消费者的损失。然而，当克里斯特着手执行反价格欺诈法时，有些经济学家却认为，该法律不适用于这种情况，并且人们的愤怒是误解所致。在中世纪，哲学家和神学家认为，物品交换应当基于“正当的价格”，它由传统或物品的内在价值决定。在当下的市场社会中，价格应该由供求关系决定，“正当的价格”在商品交换中已不复存在。托马斯·索维尔是一位拥护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他认为“价格欺诈”的说法能够“有效地煽动人们的情绪，但在经济学中却站不住脚。这是个非常混乱的概念，以致大多数经济学家干脆不予理会”。索维尔在《坦帕论坛报》上撰文，试图解释“‘价格欺诈’是如何让佛罗里达居民受惠的”。索维尔写道：“当价格明显高于人们习以为常的价位时，人们就会指责这是价格欺诈。然而，人们恰好习以为常的价格水平，在道德上并非绝对正确。这些价格水平与在市场条件变化（比如遭遇飓风）时所产生的价格相比，并没有特殊性，也并非更加公平。”索维尔认为，冰块、桶装水、屋顶修理、发电机及汽车旅馆的涨价有利于限制消费者使用这些物品，也有利于刺激别处的供应商给飓风受灾地区提供*急需的物品和服务。当佛罗里达居民在炎热的8月遭遇停电的时候，如果冰块卖到10美元一袋，冰块制造商们就会发现这值得它们生产和运输更多冰块。索维尔解释道，这些价格并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它们只是反映了购买者和销售者在他们交换的物品上所给定的价值。杰夫·雅各比是《波士顿环球报》的一位支持自由市场的评论家，他以类似的理由反对反价格欺诈法：“根据市场产生的索价并不是欺诈，也不是贪婪或无耻之举，它只是物品和服务在自由社会中获得分配的方式。”雅各比也承认：“价格暴涨确实令人恼怒，尤其是对那些刚刚被致命的飓风严重扰乱生活的人而言。”然而公众的愤怒并不能成为干涉自由市场的正当理由。那看起来过分的价格能够刺激供应商生产更多的必需品，“它所带来的好处要远远超过它的危害”。由此，他的结论是：“把商贩们看作魔鬼并不能加快佛罗里达重建的脚步，让他们自由地开展业务却可以。”总检察长克里斯特在《坦帕论坛报》上发表专栏文章维护反价格欺诈法：“在危急关头，如果人们在逃命或者在飓风后为家人寻求基本日用品时被索要过高价格，政府不能袖手旁观。”克里斯特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这些“过高的”价格反映了真实的自由交换：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自由市场的情形。在正常的自由市场情形中，有意愿的购买者自行选择进入市场，并遇到有意愿的销售者，此时的价格依据供求关系而定。而在紧急状况中，购买者没有自由，他们是被迫购买安全居所之类的必需品的。“查理”飓风之后关于价格欺诈的争论引发了一些与道德和法律相关的棘手问题：物品和服务的销售商利用自然灾害根据市场需求随意定价，是不是不正当？如果不正当，那么法律应当做些什么呢？政府是否应当禁止价格欺诈—即使这样做干涉了购买者和销售者的交易自由？福利、自由与德性这些问题不仅涉及个人如何对待他人，还涉及应当如何制定法律，以及我们应当如何组织一个社会。这些都是关于公正的问题。要想解答它们，我们就必须探索公正的含义。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如果你仔细观察有关价格欺诈的争论，你就会发现那些维护和反对价格欺诈的论证都围绕着三种观念展开：福利*大化、尊重自由和促进德性。其中的每一种观念都引向了一种不同的思考公正的方式。维护自由市场的基本理由基于两种主张：一种关乎福利，另一种关乎自由。首先，市场通过刺激人们努力工作以供应他人所需要的物品，提升了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一般来说，我们经常把福利等同于经济繁荣，尽管福利是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它还包括社会福利非经济的方面。）其次，市场尊重个人自由：它让人们自己选择给他们所交换的物品定价，而不是把一个特定的价格强加于商品和服务。丝毫不令人惊讶的是，反价格欺诈法的反对者们恰恰借助这两种为人们所熟知的理由为自由市场辩护。那么，反价格欺诈法的支持者们如何回应呢？首先，他们认为，在困难时期索要过高价格，并不能真正实现社会整体福利。即使高价能够促进人们供应更多的商品，这一益处也会由于高价给那些无法负担的人带来了负担而被抵消。对富人而言，在暴风雨中为一加仑汽油或一个汽车旅馆的房间支付过高价格，可能只是一件讨厌的事情；对那些收入微薄的人来说，这样的价格却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困难，这可能导致他们滞留于危险地带而不能逃离到安全的地方。反价格欺诈法的支持者们认为，任何关于总体福利的估量，都必须考虑到那些在紧急状况中可能由于价格过高而买不起基本必需品的人所遭受的痛苦与磨难。其次，反价格欺诈法的支持者坚持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自由市场并不是真正的自由。正如克里斯特所指出的：“处于被迫情况下的购买者并没有自由。他们是被迫购买安全居所之类的必需品的。”如果你与家人正在逃离一场飓风，那么你为汽油或居所支付过高的价格，就不是一种真正的自由交换，它接近于敲诈。因此，为了判断反价格欺诈法是否正当，我们需要评估这些有关福利和自由的不同说法。然而我们也需要考虑另一种更深入的论点。很多对反价格欺诈法的公开支持都源自一种直觉上的反应，并没有真正考虑到福利或自由。人们对那些乘人之危的人感到愤怒，并希望他们受到惩罚，而不是得到大笔横财。这种情绪经常被看作一种原始的、不应当干涉公共政策或法律的感情而被摒弃。正如雅各比所言：“把商贩们看作魔鬼并不能加快佛罗里达重建的脚步。”然而，反价格欺诈者的愤慨不只是一种欠考虑的怒气，它表明了一种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道德论证。愤慨是当你认为人们得到他们并不应得的东西时，你所感受到的一种特殊的愤怒。这种愤慨是对不公正的愤怒。当克里斯特描述“有些人在灵魂深处是如此贪婪，竟然想利用别人在飓风中所遭受的灾难而发财”时，他触及了这种愤慨背后的道德判断。他并没有明确地将这一观察与反价格欺诈法联系起来，然而他的评论却暗含着以下一些论证—我们可以称之为德性论证。贪婪是一种恶，是一种不道德的存在方式，尤其是当它使人们忽视别人的痛苦时。它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恶，还与公民德性冲突。在困难时期，一个好的社会会凝聚，人们相互关照，而不是榨取*大利益。如果一个社会中的人在危急关头剥削自己的邻居以获取经济利益，那么这个社会就不是一个好的社会。因此，过分的贪婪是一种恶，一个好的社会若有可能就应当反对这种恶。反价格欺诈法无法禁止贪婪，但它至少能够限制其*露骨的表现，并表明社会对它的反对。社会通过惩罚而非奖励贪婪的行为，肯定了那种为了共同善而牺牲的公民美德。承认德性论证所具有的道德力量，并非认为它必须总是高于其他考量。在某些情况下，你可能会得出结论，一个受到飓风袭击的社区应当做一场魔鬼交易，甚至付出认可贪婪的道德代价—允许价格欺诈，以从别的地方吸引大量的屋顶建筑工人和承包商。先修补屋顶，稍后再补救社会结构。然而，我们要注意到，关于反价格欺诈法的争论并不仅仅与福利和自由相关，也与德性相关—它关乎培育一个良好社会所依赖的心态、性情和品质。有些人（包括那些支持反价格欺诈法的人）发现基于德性的论证令人感到尴尬，原因是：它似乎比那些诉诸福利与自由的论证更倾向于主观批判。质疑一项政策是否会加速经济恢复或刺激经济增长，并不涉及对人们的喜好加以评判。它假设人人都喜欢更多的收入，而且不对人们如何消费加以评判。同样，质疑人们在被迫的情况下能否真正地自由选择，也不需要对他们的选择加以评价。问题在于人们是否自由，或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由的，而不是被迫的。相比之下，有关德性的论证基于这样一种判断，即贪婪是一种国家应当反对的恶。然而，应当由谁来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难道多元社会中的公民不是在这些事情上存在分歧吗？难道将关于德性的评判引入法律不会有危险吗？在面临这些担忧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政府应当在善恶之争中持中立态度，不应试图培养良好心态，或修正不良品性。因此，当我们探究自己对价格欺诈的想法时，我们就会发现一些自相矛盾之处。当有人得到他们并不应得的东西时，我们会感到愤慨；我们认为，在人类痛苦时贪婪掠夺的行为应当受到惩罚而非奖赏。但与此同时，当关于德性的评判进入法律程序时，我们又会感到担忧。这一困境引出了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个公正的社会应当努力推升公民的德性吗？或者，法律是否应当在各种有关德性的观念之间保持中立，让公民能够自由选择*佳的生活方式？传统观点认为，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解答区分出古代的和现代的两种政治思考。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亚里士多德教导我们，公正意味着给予人们应得的东西。为了决定谁应得什么，我们不得不决定哪些德性值得尊敬和奖赏。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如果不首先反思哪种生活方式是人们*想要的，我们就不能弄明白什么是公正的宪法。对他而言，法律不可能中立于有关良善生活的各种问题。与此相对，现代政治哲学家—从18世纪的伊曼努尔·康德到20世纪的约翰·罗尔斯—认为，界定我们各种权利的公正原则，应当不依赖于任何特殊的德性观念或有关*佳生活方式的观念。相反，一个公正的社会应当尊重每个人选择自己的良善生活观念的自由。因此你可能会说，古代的公正理论始于德性，而现代的理论始于自由。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将要探讨这两者各自的优缺点。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对比在一开始就具有误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