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学人:苏运霖教授治学之道

　　1940年4月19日，一个平凡普通的日子，在赤道之国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小岛——邦加岛（Bangka）西南面的小小村庄菠萝密山（Permis），一对年轻的华人夫妻又生出一个男婴。这个男婴就是我。　　我的父亲苏汉仁，又曾叫苏嘉芬。1911年出生于广西博白。1927年，年方16岁的他，由于生活所迫，满含悲痛，偷偷哭别守寡的母亲，漂洋过海，只身来到印尼。经过十余年的辛勤打拼，终于有了自己的谋生之道，在这个人口不过数百，而华人仅仅几户的菠萝密山小村，开了个小小的店铺。他是在1937年，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迎娶我母亲陈娜妹的。那年，我母亲才18岁。她是第三代华侨，她的爷爷来自广东。我出生时，已有两个哥哥，我排行第三。　　1940年，继发动侵华战争后，日本又把毒手伸向东南亚，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当时新加坡仍归马来西亚统治）进行野蛮蹂躏。　　人生七十古来稀，于今八十也不奇。我现在就已经走过八十年的人生路。八十年，恰好是五分之四个世纪，其实说短不算短，说长不算长。同亿万年的时间长河相比，真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个人而言，超过二万八千天的岁月，由降临人间开始，到幼年、童年、少年、青年，进入中年，而后老年，这是一幅多么漫长的画卷；这又历经赤道岛国，到广州、长沙、长春，又回到广州，然后是新西兰、美国，在游历多国之后，重返祖国怀抱，开始人生的战斗。还和家乡广西也结下缘，又同印尼也重新接续缘分，这又是一个多么奇特的轨迹。这其中也许有称得上传奇的故事，也有许多发人深省的思考，如果我不把它写下来，那毫无疑问，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它们也就和我的存在一样，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有感于此，我便决心不揣粗陋，不羞凡俗，把这八十年的经历展现开来。既无标榜自己的意图，更无获取赞美的奢望，只求让人懂得，生活可以这样安排，生活也可以靠自己而精彩。　　一、降生人间　　1940年农历的三月十二日，日本侵略军野蛮入侵。小小的邦加，也不能幸免于日军铁蹄的蹂躏。所以，当时老百姓只能在穷困中度日。父母亲要养活三个小生命，而生活的空间又只是那小小的贫穷山村，其艰辛可想而知。但是父亲天生乐观，而且从小与苦为伴，所以生活也就在这样的状态下进行着。　　印度尼西亚位于太平洋南部，居于赤道线上。号称千岛之国的印尼，大大小小的岛屿有一万七千多个。当然，其中绝大多数是无人居住的，因为大部分就只有几平方米大小。其主要岛屿，从西往东，包括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苏拉威西、巴厘、龙目、西伊里安等，绵延达五千千米。*大的岛屿是加里曼丹，其次是苏门答腊；而人口*多的是爪哇。邦加岛位于爪哇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与之相邻的还有一个小岛叫勿里洞（Belitung）。邦加岛的面积仅有一万多平方千米，勿里洞仅有六千多平方千米。这两个岛虽然很小，但是由于其丰富的锡储量和其他资源而在印尼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印尼号称锡储量世界**，而邦加勿里洞就是印尼的锡都。荷兰在印尼进行了三百多年的殖民统治，从邦加岛掠夺了大量的锡和其他资源。它的邦加锡矿公司就是负责采矿事务的机构。其鼎盛时期，在邦加各地设立了许多分支机构，管辖大大小小的“巴力”（Parit，即矿区），俨然是执政的政府，印尼政府不敢管它。其所属员工几万人。它的矿工，就算不是全部，那也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卖猪仔”的。所以邦加人口当时仅有二十几万，但华人，确切地说中国人，却高达近十万人，就是这些华人劳工所致。这些华人劳工悲惨凄苦的生活以及荷兰殖民主义者对他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情景，在印尼已有多位华人或华裔学者著书加以叙述。　　……